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街头上多出了许多黑色、蓝色的雨伞，行走的路人无论是他们是公务人员，职员、生意人、银行家、经纪人、顾客、店主、律师或者医生，他们都打着雨伞在街头行走着，他们都在忙碌着，奔波着，为着个人的未来而奔波。
  注视着窗外的雨，左孝翰忍不住感慨道。
  “春雨绵绵啊……”
  话音刚落，他又自嘲道。
  “那有什么四季啊！”
  收拾起心情，左孝翰扭问问道，
  “建设规划委员会的“产业规划报告”送来了吗？”
  尽管通产部负责通贸易以及产业政策规划，但是总统官邸还有一个建设规划委员会，虽然是总统的顾问机构，但是它曾是婆罗洲规模最大的政府机构，足足有近千名雇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大都参与制定过德国的四年计划。
  在过去的五年，南洋的建设正是按照委员会所制定的“四年建设计划”实施，去年岁末“四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也标志着南洋完成了基本工业化，初步建立了一套的工业体系。
  也正因如此，委员会正在制定“二四计划”，以进一步推进南洋的工业经济发展。
  官场上难免会有权力上的纠葛，尤其是在职权重叠的时候。会有这种“内斗”，简直不要太正常。
  “好了，”
  被敲打潘国良，心头一颤，连忙鞠躬道。
  挥了下手，左孝翰对他说道，
  不过作为部门总长的左孝翰却深知，在解释之余，难免还是敲打一二。
  “不过，往后建规委的作用会慢慢的淡化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还只是学生，扔不掉这根拐杖，潘秘书，你要切记贪快求捷是做事的大忌！“治大国若烹小鲜”，南洋虽然不大，可道理是相通的！明白吗？”
  作为总长秘书室主任的潘国良，说出的是大多数通产部官员的心声，毕竟，在大多数时候，他们负责的是责通商贸易，至于产业政策规划往往是由建设规划委员会拟定。
  “总长训示的是，卑职明白了，以后卑职知道该怎么做了！”
  潘国良扶了一下镜框，说道。
  “潘主任，阁下这么做有他的深意，建设规划委员会负责拟定草案，我们负责实施，同时有针对性的查缺补全，这是互相合作的关系，而且草案拟定期间，也是多次征求我们意见的。”
  怎么这么薄！
  在见到《四年计划（草案）》的瞬间，左孝翰的心里就涌出这样的疑问，甚至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保罗·科纳尔。
  官邸秘书室出身左孝翰，深知两个机构的作用，其实还有一個原因——建设规划委员会大都是德国人，其中不少都是德国官员，因此在阁下看来，他们更多的作用是顾问与监督。而通产部则负责实施。
  “下去吧，嗯，备车，我去一趟官邸。”
  ……
  “总长，我认为咱们既然负责通商贸易和产业政策规划，是不是可以向阁下提请，参与草案拟定，经过几年的磨练，我们完全可有能力参与甚至主导计划的制定。”
  “还没有送过来，不过，我听建规委的同僚说，保罗主任和阁下约好了见面，估计是计划草案需要先呈送阁下，阁下批准后，才会送到咱们这里。”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四年计划”的制定，但是委员会那边也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如果计划全部实施的话，草案绝对不可能这么薄的。
  这个厚度和几年前的第一个四年计划的厚度差不多。按照之前他们讨论的初稿，这一次四年计划的投资规模一倍于第一个四年计划，也就是说草案的厚度肯定会比过去的那个计划要厚很多。
  可是，现在看起来很薄啊。
  “不用这么看我，这是阁下的意思。”
  保罗·科纳尔连忙和自己撇开关系，把责任扔给了李毅安，正抽着雪茄的李毅安笑道。
  “没错，是我的意思。”
  看着左孝翰，李毅安说道。
  “经过第一个“四年计划”的实施，除了东部三区之外，本岛已经建立了门类健全的工业基础，接下来的发展，更多的是企业自身的扩张式经营，官方或者公司大包大揽的重点投资，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抽了口雪茄，见左孝翰似乎有些不太明白，他继续说道。
  “我们目前实施的经济统制，追根溯源和俄国的计划经济有很大的相似之外，并不仅仅只是我们，早在29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理论占了上风，各国都开始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先河。这其中，俄国的示范作用。当时经济大危机重创了各国经济，而采用计划经济模式的俄国却是凯歌行进，成为一枝独秀，西方各国自然也就产生了效仿的念头。德国的“四年计划”差不多就是“五年计划”的翻版。”
  “阁下其实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俄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德国在一战时推行的战时经济，而且俄国“一五计划”的制定本身就有很多德国专家加入。”
  保罗·科纳尔在一旁插话道。
  “确实如此。”
  微微点头，李毅安说道。
  “二战把整个欧洲打成了一片废墟，战后重建自然是无法依靠市场力量的，因此政府管制派便一度占了上风，目前英法德包括日本，实施政府产业管制，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加快重建速度。而且效果显著，目前欧洲各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但是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就要打个问号了。”
  为什么打个问号？
  因为另一个世界就是如此，尽管二战后欧日等国家管制下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但是从 50年代中后期，其经济就表现为后继乏力了。至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严重的滞胀，国家干预手段越来越无法发挥作用，自由市场理论又重新回归。
  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西方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去刺激经济的发展。
  左孝翰疑惑的问道。
  “这……阁下，卑职不太明白？”
  看着一头雾水的左孝翰，李毅安将目光投向保罗。
  “保罗，你来解释一下吧，你参与主持过两个“四年计划”，说来听听吧。”
  “好的，阁下。”
  保罗点了点头，看着左孝翰解释道。
  “其实，就是发展的路径依赖，这就是一旦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或决策路径被选择并开始执行，即便在后续出现更优的选择时，个体或组织也可能会由于各种成本和复杂性的原因，继续沿袭最初的路径，从而形成一种惯性或依赖状态。”
  提到路径依赖时，保罗特意看了一眼正抽着雪茄的阁下，将这个自然科学名词引入经济社会规律的，正是李毅安。
  “就像我们在制定“一四计划”的时候，规划了多少工厂，要求钢铁实现多少产量，汽车多少，船舶多少，机械多少，煤炭，发电等等，方方面面的规划，是非常详细的规划，而且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功，那么问题来了，在制定“二四计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在重复“一四计划”，规划工厂建设，制定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等各种工业指标的发展计划。”
  其实，这也就是典型的“俄国模式”的秘决——不断的投资兴建重工业工厂，每年钢铁、机械、汽车、水泥以及石油等工业产品都在不断的增加，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市场的需求是有尽头的，当达到那个供大于需的临界点的时怎么办？
  在另一个世界，俄国直到帝国崩溃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是俄国的问题，同样也是南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