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作者：龙应台 更新：2021-11-11 20:21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1994年10月24日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观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的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覆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覆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联合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联合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联合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国居民，包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联合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刘蕙霞
虽然龙应台的批评只是附和西方的舆论，反映她对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更能提高我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我只是从张曦娜的著作《答客问》一书中，看过有关龙应台的一篇访谈。读了这篇文章，我对龙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又敢说敢言，看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说话前后不一致
在访谈中，龙女士曾说，她人在欧洲，“不在台湾，就摸不准它跳动的脉搏，摸不准就不可能写好，写不好最好就不写。”接着又说：“我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的一切。”
当我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载龙女士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后，不禁觉得很惊奇，照她的想法，她身为台湾人，不在台湾，觉得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现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么就有资格批评新加坡？可见她的说话，前后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应。接着在10月28日，又发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来是不预备参与这场辩论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后，认为她大过傲慢和自以为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发表我的意见不可了。
我先谈谈为什么本地读者对她的文章有这么强烈的不满，让我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反应吧。
笔锋尖酸泼辣
首先，我们知道龙女士在几年前曾在台湾刮过一阵“龙应台旋风”。当时，她以一系列的泼辣、直接的文章，攻击当时台湾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台湾人的关注。从《还好》这篇文字看来，她应该是运用了同样尖酸的、谩骂式的笔调，尽其挖苦的能事，来批评新加坡。然而，评论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又是另一回事。龙女士的作风，也许台湾人能够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却不能接受；正如台湾人能够容忍“国会议员”们拳打脚踢的丑态，我们却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一样。
同是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就有不同的反应。龙女士在欧洲多年，自称视野扩大了，可是，国外华人与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感受有所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些基本的区别，难道龙女士也不能觉察到？难怪她在第二篇文章里，不但不理解读者的反应，还变本加厉，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笔调，除了批评新加坡政府外，还责备了这里的华文知识分子。
对我们缺乏了解
龙女士攻击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里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满，另一个理由是她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尊心。她并不了解我们虽然处在地小人寡的国度内，对国家却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建国英雄凯末尔·A·亚当督曾说过：“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土耳其人！’”
同样地，我们，普通的新加坡人也会很高兴，自豪地说：“我们是新加坡人！”我国建国历史短暂，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认同。读者们的反应，表达出这份爱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经不起批评而形成的“统一阵线的护国之声”，而是当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时，自然而然作出的适当反应。
另一个使读者反应强烈的理由是：这是有关习惯与否的读者心态问题。以英文书写的外国评论本国的文章，在英文杂志内，是司空见惯；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也许华文读者不习惯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所以群起而大声抗议。
附和西方的舆论
龙女士没有在这里住过，也不了解本国国情，她的观点是主观的、肤浅的；所作的指责，也没有经过深刻的分析、比较与思虑而下评论。我想她的所谓“个人尊严和自由”，也不过是附和西方某些舆论的观点罢了。她以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居，却跟随西方目前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起，西方列强便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企图。为了西藏独立的问题，我最近和一群欧美朋友辩论过一番，她们也和龙女士一样，以为西藏是中国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的例子。至于蒙古，又是另一问题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报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这些复杂的列强对中国欺压的历史事实，龙女士应该清楚其背景，而不应轻易附和西方的舆论。
至于龙女士批评我们这里缺乏自由，说我们与政府认同，也是片面之词。假如她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她应会知道，我们也常常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例如，我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评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读者们看了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政府也不会因而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在咖啡店内，研讨会上，大学校园和普通人相聚的场所里，也常常听到公开的批评。最近的例子是拥车证、消费税、物价高、房屋昂贵等课题，可见我们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给我们一个自省机会
平心静气地说，龙女士的两篇文章，倒能刺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是许多国家所赞赏的，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自负，以为我们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们在社会、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
虽然新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
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主旋律，那么，包合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蔡再丰
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的分析和讨论，甚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财宝，还有亲情……
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大吐苦水，医疗费用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吗？
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大，1964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
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年代建设“勇猛刚强的社会”满怀壮志的口号还有谁记得？一个无法透过语文文化连系认识自己过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规划未来抱负？如果新生代对未来没有抱负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里？
事实上，李光耀先生现在已很清楚问题所在，对以前过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现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错误，各族人民都被鼓励寻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国来往，也只有这么做，新加坡社会的灵魂才有真实的内涵，否则根本上是空的。
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挣扎，西方媒体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也未曾费心思地去领会过。他们对新加坡的批评往往是管制过严，缺乏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讽刺的是，批评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这个新生国家免于分崩离析的有效手段。批评的内容恰巧是这个国家能获致稳定繁荣的方式，也是选民投票请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当然乐得拿出来公开一条条地批驳，暴露对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负责任的威信。李光耀说，如果把两百万美国人摆在新加坡，像在美国一样地行事，那肯定撑不过六个月，他们里外都会打起来。西方媒体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会顽强的斗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历史太短，明年才满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一体感。如果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这个国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这一部分应该体会到人家的难处，不要老把本身发展上百年的成熟体制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至于生活层面是不是管得太严？新加坡社会本身会做出调整，吴作栋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经很不一样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馈作用；调整也相当灵活。当然，报章还是会继续搜集国外批评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渗透力的东西当成内部流传的参考文件，至于那些明显激怒新加坡人的东西则尽快刊出来，作为绝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励新加坡国民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水至清则无鱼
——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
——刘绍铭
旧闻新钞：“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亚洲周刊》，11月6日）
当年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惊动台湾朝野的“女斗士”，这回又在新加坡点起“野火”。原来《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头，指着到访德国的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说他发言时不应处处以亚洲代言人自居。
为什么她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爱国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龙文后，大动肝火，意中事耳。这块原是英国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来因华人栉风沐雨的经营，今天赢得亚洲公园之誉，殊非侥幸。身为黄种人，龙博士在人家意气风发之时却泼冷水，实在煞风景。
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后一举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来。”
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
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
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年龙曾去过新加坡，对强势政府下文化人的苦闷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没有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
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
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1994年10月24日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观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的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覆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覆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联合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联合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联合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国居民，包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联合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刘蕙霞
虽然龙应台的批评只是附和西方的舆论，反映她对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更能提高我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我只是从张曦娜的著作《答客问》一书中，看过有关龙应台的一篇访谈。读了这篇文章，我对龙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又敢说敢言，看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说话前后不一致
在访谈中，龙女士曾说，她人在欧洲，“不在台湾，就摸不准它跳动的脉搏，摸不准就不可能写好，写不好最好就不写。”接着又说：“我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的一切。”
当我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载龙女士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后，不禁觉得很惊奇，照她的想法，她身为台湾人，不在台湾，觉得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现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么就有资格批评新加坡？可见她的说话，前后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应。接着在10月28日，又发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来是不预备参与这场辩论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后，认为她大过傲慢和自以为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发表我的意见不可了。
我先谈谈为什么本地读者对她的文章有这么强烈的不满，让我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反应吧。
笔锋尖酸泼辣
首先，我们知道龙女士在几年前曾在台湾刮过一阵“龙应台旋风”。当时，她以一系列的泼辣、直接的文章，攻击当时台湾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台湾人的关注。从《还好》这篇文字看来，她应该是运用了同样尖酸的、谩骂式的笔调，尽其挖苦的能事，来批评新加坡。然而，评论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又是另一回事。龙女士的作风，也许台湾人能够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却不能接受；正如台湾人能够容忍“国会议员”们拳打脚踢的丑态，我们却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一样。
同是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就有不同的反应。龙女士在欧洲多年，自称视野扩大了，可是，国外华人与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感受有所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些基本的区别，难道龙女士也不能觉察到？难怪她在第二篇文章里，不但不理解读者的反应，还变本加厉，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笔调，除了批评新加坡政府外，还责备了这里的华文知识分子。
对我们缺乏了解
龙女士攻击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里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满，另一个理由是她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尊心。她并不了解我们虽然处在地小人寡的国度内，对国家却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建国英雄凯末尔·A·亚当督曾说过：“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土耳其人！’”
同样地，我们，普通的新加坡人也会很高兴，自豪地说：“我们是新加坡人！”我国建国历史短暂，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认同。读者们的反应，表达出这份爱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经不起批评而形成的“统一阵线的护国之声”，而是当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时，自然而然作出的适当反应。
另一个使读者反应强烈的理由是：这是有关习惯与否的读者心态问题。以英文书写的外国评论本国的文章，在英文杂志内，是司空见惯；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也许华文读者不习惯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所以群起而大声抗议。
附和西方的舆论
龙女士没有在这里住过，也不了解本国国情，她的观点是主观的、肤浅的；所作的指责，也没有经过深刻的分析、比较与思虑而下评论。我想她的所谓“个人尊严和自由”，也不过是附和西方某些舆论的观点罢了。她以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居，却跟随西方目前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起，西方列强便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企图。为了西藏独立的问题，我最近和一群欧美朋友辩论过一番，她们也和龙女士一样，以为西藏是中国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的例子。至于蒙古，又是另一问题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报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这些复杂的列强对中国欺压的历史事实，龙女士应该清楚其背景，而不应轻易附和西方的舆论。
至于龙女士批评我们这里缺乏自由，说我们与政府认同，也是片面之词。假如她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她应会知道，我们也常常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例如，我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评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读者们看了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政府也不会因而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在咖啡店内，研讨会上，大学校园和普通人相聚的场所里，也常常听到公开的批评。最近的例子是拥车证、消费税、物价高、房屋昂贵等课题，可见我们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给我们一个自省机会
平心静气地说，龙女士的两篇文章，倒能刺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是许多国家所赞赏的，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自负，以为我们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们在社会、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
虽然新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
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主旋律，那么，包合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蔡再丰
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的分析和讨论，甚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财宝，还有亲情……
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大吐苦水，医疗费用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吗？
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大，1964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
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年代建设“勇猛刚强的社会”满怀壮志的口号还有谁记得？一个无法透过语文文化连系认识自己过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规划未来抱负？如果新生代对未来没有抱负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里？
事实上，李光耀先生现在已很清楚问题所在，对以前过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现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错误，各族人民都被鼓励寻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国来往，也只有这么做，新加坡社会的灵魂才有真实的内涵，否则根本上是空的。
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挣扎，西方媒体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也未曾费心思地去领会过。他们对新加坡的批评往往是管制过严，缺乏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讽刺的是，批评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这个新生国家免于分崩离析的有效手段。批评的内容恰巧是这个国家能获致稳定繁荣的方式，也是选民投票请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当然乐得拿出来公开一条条地批驳，暴露对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负责任的威信。李光耀说，如果把两百万美国人摆在新加坡，像在美国一样地行事，那肯定撑不过六个月，他们里外都会打起来。西方媒体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会顽强的斗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历史太短，明年才满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还需要一定时间培养一体感。如果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这个国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这一部分应该体会到人家的难处，不要老把本身发展上百年的成熟体制当成理所当然之事。
至于生活层面是不是管得太严？新加坡社会本身会做出调整，吴作栋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经很不一样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馈作用；调整也相当灵活。当然，报章还是会继续搜集国外批评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渗透力的东西当成内部流传的参考文件，至于那些明显激怒新加坡人的东西则尽快刊出来，作为绝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励新加坡国民意识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水至清则无鱼
——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
——刘绍铭
旧闻新钞：“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亚洲周刊》，11月6日）
当年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惊动台湾朝野的“女斗士”，这回又在新加坡点起“野火”。原来《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头，指着到访德国的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说他发言时不应处处以亚洲代言人自居。
为什么她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爱国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龙文后，大动肝火，意中事耳。这块原是英国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来因华人栉风沐雨的经营，今天赢得亚洲公园之誉，殊非侥幸。身为黄种人，龙博士在人家意气风发之时却泼冷水，实在煞风景。
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后一举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来。”
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
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了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
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年龙曾去过新加坡，对强势政府下文化人的苦闷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没有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
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
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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