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什么会变得悲观
作者：乔丹?彼得森 更新：2024-03-24 15:00
孩子为什么会变得悲观妈妈的影响力
关于孩子解释风格的来源，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孩子的母亲有关。下面看看西维亚在她8岁的女儿玛乔莉面前的反应。母女俩正要进入停车场中的车里。在听她们的对话时，请特别留意西维亚的解释风格。
玛乔莉：妈妈，我这边的车门被人撞凹了一块。
西维亚：该死！你爸爸会生我气的！
玛乔莉：爸爸叫你把新车停得离别人的远一点。
西维亚：该死！这种倒霉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真懒，不想抱着大包小包横穿停车场，我总想少走几步路。我真是笨死了。
西维亚把自己痛骂了一顿，女儿在旁边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不只是骂的内容，就连骂的方式都是不好的。玛乔莉听到妈妈闯祸了，妈妈很笨、很懒，一直都运气不好。这已经够糟了，但西维亚说话的方式比内容更有害。玛乔莉听到的是对这件坏事的四种解释。
1．“这种倒霉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这是永久性的解释，西维亚用了“总是”。她的解释也是普遍性的，“这种倒霉事”，而不是“被撞”这件事，她没有将这件事界定在一个范围内。她的解释也有人格化的特点，“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西维亚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挑了出来。
2．“我真懒。”懒是永久性的人格特质。懒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害的，所以是普遍性的解释，而且西维亚把它人格化了。
3．“我总想少走几步路。”这是人格化的、永久性的解释，不过它没有普遍性。
4．“我真是笨死了。”这是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解释。
玛乔莉听到了母亲对一件坏事件的四种非常悲观的解释，她学会了用这种风格来看世界。每一天，玛乔莉都听到母亲以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方式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玛乔莉跟着一个对她最有影响力的人学习对事件的解释风格：坏事是永久的，会影响到其他每一件事，而且都是自己的错。
孩子非常注意父母的言行，尤其是母亲对事件情绪化的解释。孩子会问很多问题，因为他们要得到对周边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一旦父母变得不耐烦，不再回答孩子永无止境的问题，孩子就会从别的地方寻找答案。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仔细聆听大人对某件事的解释，而人们平常大约每分钟都有一次解释，只是自己不自觉而已。孩子对这种解释会一字不落地听进去，特别是对不好的事情的解释。他们不仅听，还会注意到这些解释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是特定的还是普遍的，是你的错还是别人的错。
我们给100个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做了解释风格测验。结果发现，母亲的乐观程度跟孩子的极为相似，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孩子的解释形态跟父亲的不相似，母亲的跟父亲的也不相似，这表明孩子主要学习了母亲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风格。
这项研究引发了一个问题：解释风格是遗传的吗？我们会像继承聪明才智一样继承解释风格吗？我们发现解释风格不是遗传来的，因为母亲的解释风格与儿子的或女儿的相似，而父亲的跟谁的都不相似，这与一般的遗传模式不太相符。
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测试从小被收养的儿童，研究他们的乐观程度与其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乐观程度的关系。如果从小被收养的孩子的乐观程度与养父母的相似，而与亲生父母的不相似，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对的，即乐观是学习来的。如果孩子的乐观程度与他们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的相似，那么乐观至少有一部分是遗传来的。
老师和父母的批评
当孩子做错事时，你会对他说什么？老师又会对他说什么？注意，孩子不只听大人对他们说什么，还听怎么说。这点在批评上尤其重要，孩子相信这些人的批评，并用它们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
世界知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研究显示了乐观是如何发展的，或许它可以告诉我们女性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得抑郁症。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教室。
当你和教室里的小朋友彼此非常熟悉了，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男孩和女孩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女孩安静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注意听老师讲话。她们的吵闹也只是悄声耳语或窃笑，她们基本上都很守纪律。男孩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就算勉强安静地坐着也忍不住要扭来扭去，更何况他们很少能安静地坐着。他们看起来不注意听讲，也不像女孩那样守纪律。他们总是大声喊叫，互相追逐。
全班安静下来，进行测验。老师对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怎么说？如果是男孩考试不及格，老师一般会说“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你不努力”“我在教这些题目时，你东张西望，和其他同学说话”。这些解释是什么性质的呢？它们是暂时的、特定的、非普遍的，因为你可以改变它们。
德韦克的研究显示，女孩听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批评。因为她们上课时看起来很注意听讲，老师不能以这些理由来批评她们，所以老师一般的说法会是“你的数学不好”“你交的作业总是写得乱七八糟的”“你从来不验算”。大部分暂时性的原因，如不注意听讲、不努力，都被剔除掉了，而留下的都是永久性、普遍性的批评。
德韦克给四年级的女生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然后检验她们对失败的解释。她们要把ZOLT、IEOF、MAPE等重新组合成有意义的英文单词。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地去尝试各种组合方式，不过在她们试完各种可能的组合之前，实验者就宣布“时间到”了。
“你为什么没有得出答案呢？”实验者问。女孩的回答大多是“我不擅长字谜游戏”或“我想我不够聪明”。但做同样实验的男孩却回答“我没很专心地去做”“我没尽全力”“谁在乎这个烂字谜游戏啊”。也就是说，女孩对失败的解释是永久性和普遍性的，男孩的解释风格则是比较有希望的——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人对小孩的批评如何影响了孩子的解释风格。
孩子生命中的危机
1981年在德国海德堡，我听到了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德（Glen Elder）有关孩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开始了一项有关儿童成长的研究。这项研究持续了60年，被试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和奥克兰的儿童。他们接受了详细的测试和面谈，以便研究者了解他们心理的优势与不足。这是一个有关人生发展的研究，它不仅包括这些儿童，还包括他们的孩子，现在他们的孙子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艾尔德谈到了什么样的人安然无恙地渡过了经济大萧条，什么样的人从此一蹶不振。他谈到一些中产阶级的女孩虽在童年遭受了家庭失去财富的打击，但在中年早期就基本上从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了，而且进入老年期时心理和生理都很健康。和中产阶级的女孩一样，较低阶层的女孩在20世纪30年代也遭遇了贫困，但她们一直没能恢复。到了中年晚期，她们崩溃了。她们的晚年是凄凉的，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康。
艾尔德推测原因如下。
“我认为那些晚年过得很好的女人从童年期的经济大萧条中学到厄运是可以扭转的。毕竟她们大多数人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就恢复了经济地位，这让她们学到了乐观，塑造了她们对不幸事件暂时的、特定的和外在的解释风格。当她们年事已高、好朋友去世时，她们会想‘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这种乐观的看法帮助她们维持健康，并积极面对衰老。
“相反，绝大多数低阶层女孩的家庭没有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她们在大萧条之前就比较穷，之后仍然是穷的，她们学会的是悲观。她们的解释风格是绝望的，当朋友去世时，她们会想‘我再也交不到朋友了’。这种在童年期学会的悲观，影响了她们对每一个新危机的看法，瓦解了她们的健康、成就以及幸福感。”
“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艾尔德在演讲结束时这么说，“50年前没有人想到解释风格这个词，所以没有去研究它。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否则我真想回到20世纪30年代去看看我的推测是否是对的。”
那天晚上，我一直无法入睡，一直想着“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这句话。清晨5点，我去敲艾尔德的房门。“艾尔德，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有办法弄到时间机器！”我把艾尔德从床上拖起来，去散步。
“去年，我接到一位了不起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的来信。他写道：‘我在一所小学院里，一年要教8门课，我的创意都被抹杀了。我很有创意，愿意出差。’我找他来宾夕法尼亚大学，跟我做了两年的研究，他真的很有创意。”
彼得森最有创意的地方是确定那些不肯接受解释风格测验的人的解释风格，这些人包括体育明星、总统、电影明星等。彼得森每天都很仔细地读报纸的体育版，每当在报上看到某位体育明星说了一句有因果关系的话，他就把它当成这个明星回答了解释风格问卷上的一个题目。例如，一个足球运动员说他因为“风向不利”而没射进球，彼得森就把它放在永久性、普遍性及人格化的维度上来评分。分值为1～7分，“风向不利”在永久性上得1分，因为这根本不具有永久性；在普遍性上得1分，因为风向只会影响踢球，不会影响其他事；在人格化上得1分，因为风向不是球员可以控制的，不是他的错。这句“风向不利”是球员对一个不好的事的非常乐观的解释。
彼得森由此就能得出这个球员的解释风格了，而不需要通过问卷测试。下一步，我们证明了这样得来的解释风格跟实际回答问卷得来的解释风格非常相似。我们把这种方法叫作逐字解释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CAVE）。
“艾尔德，”我继续说，“CAVE的方法就是时间机器，我们不仅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肯做问卷的人身上，还可以把它用到以前不能做问卷的人身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叫来。你的前辈研究者有没有留下当年在伯克利和奥克兰面谈的原始资料？”
艾尔德想了一下说：“那时录音机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我记得面谈者好像用速记的方式做了记录，我可以回去找找看。”
“假如还有原始资料，”我说，“那我们就可以用CAVE的方式来给他们评分，看他们的乐观程度。这样，我们就能知道50年前每个孩子的解释风格了，也就能证明你的推测是否正确了。”
艾尔德果然回去查了伯克利的档案，他发现有完整的面谈记录，而且是从女性童年期到老年期的完整记录。我们取得资料后，将记录中所有关于因果的谈话摘录出来，让不知道资料来源的评分者根据普遍性、永久性及人格化三个维度进行评分。结果发现，艾尔德的推测大致是正确的。顺利进入老年期的中产阶级妇女大多是乐观者，晚景凄凉的低阶层妇女则大多是悲观者。
第一次使用CAVE这个时间机器让我们有了三个收获。
第一，证明CAVE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测知那些不愿意做问卷的人的乐观程度，只要有他们的谈话记录就行。CAVE适用的范围非常广，记者招待会、日记、心理治疗时的笔记、前线的来信、遗嘱等，所有的话都可以用来做解释风格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测出因年龄太小而不能做儿童归因风格问卷的孩子的解释风格。
第二，CAVE带来新的证据证明了人们的解释风格来自母亲。1970年，我们对当年那批伯克利、奥克兰的女孩（她们已经是祖母了）又进行了一次面谈。这次面谈还包括她们的孩子（当时也做了妈妈）。我们把这次面谈的资料拿来做CAVE，结果发现母亲和女儿的悲观程度具有相似性。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孩子聆听母亲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从而学会了乐观与悲观。
第三，CAVE提供了第一个证据，证明孩提时代所经历的危机会影响人们的乐观性。安然渡过经济大萧条的女孩相信厄运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那些被经济大萧条击倒、一蹶不振的女孩则认为厄运是命中注定，是逃不掉的。所以，童年期的危机就像是做饼干的模型，把我们塑造成以后的那个样子，我们用童年的解释风格来解释新的危机。
除了艾尔德的研究，还有其他证据支持儿童会从危机中提炼出自己的解释风格，这个证据由英国的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教授提出。在我初次见到他时，布朗已经花了10年时间研究伦敦南部最穷困的家庭，与400多位家庭主妇面谈，寻找防治抑郁症的方法。在他面谈的家庭主妇中，有20%是抑郁的，有一半的人有心理疾病。他想知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患上了抑郁症。
布朗得出了三个保护因素。人们只要具备三者之一，就不会得抑郁症，即使物质非常匮乏，损失非常惨重也没有关系。第一个保护因素是与配偶或情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因素是外出工作，第三个因素是家中14岁以下的孩子不多于3个。除了这三个保护因素，布朗还得出了两个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刚刚发生的离别（如丈夫的死亡、儿子的移民），另一个是母亲在她们进入青春期之前就去世，后者对发病的影响远超过前者。
“假如你的母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布朗解释道，“那你对以后发生的挫折都是以最绝望的态度去看待的。”对女孩来说，母亲的死亡的确是永久的和普遍的失落。女孩的成长非常需要母亲，在青春期以前尤其如此；进入青春期后，她们的同龄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父母的地位。如果早期的重大损失会塑造我们对以后损失的看法，那布朗的发现应该是正确的。这些不幸的孩子就如同大萧条时低阶层的女孩一样，学会了离别是永久的、普遍的。对以后生活中发生的离别，她们的解释会是：他死了，他永远都回不来了，我没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塞利格曼的乐观课堂
Authentic Happiness
1 孩子8岁时，乐观或悲观的解释风格就基本定型了。
2 孩子的解释风格会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
· 孩子每天从父母身上学到对各种事件的因果分析，尤其是母亲的。如果你是乐观的，孩子也会是乐观的。
· 孩子听到的批评方式也会影响他的解释风格，如果这些批评是永久的、普遍的、内在的，那么他对自己的看法就会转向悲观。
· 孩子早期生活经验中的生离死别和巨大变故。如果这些事件好转了，他会比较乐观；如果这些变故是永久的和普遍的，那么绝望的种子将深埋在孩子的心中。
关于孩子解释风格的来源，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孩子的母亲有关。下面看看西维亚在她8岁的女儿玛乔莉面前的反应。母女俩正要进入停车场中的车里。在听她们的对话时，请特别留意西维亚的解释风格。
玛乔莉：妈妈，我这边的车门被人撞凹了一块。
西维亚：该死！你爸爸会生我气的！
玛乔莉：爸爸叫你把新车停得离别人的远一点。
西维亚：该死！这种倒霉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真懒，不想抱着大包小包横穿停车场，我总想少走几步路。我真是笨死了。
西维亚把自己痛骂了一顿，女儿在旁边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不只是骂的内容，就连骂的方式都是不好的。玛乔莉听到妈妈闯祸了，妈妈很笨、很懒，一直都运气不好。这已经够糟了，但西维亚说话的方式比内容更有害。玛乔莉听到的是对这件坏事的四种解释。
1．“这种倒霉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这是永久性的解释，西维亚用了“总是”。她的解释也是普遍性的，“这种倒霉事”，而不是“被撞”这件事，她没有将这件事界定在一个范围内。她的解释也有人格化的特点，“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西维亚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挑了出来。
2．“我真懒。”懒是永久性的人格特质。懒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害的，所以是普遍性的解释，而且西维亚把它人格化了。
3．“我总想少走几步路。”这是人格化的、永久性的解释，不过它没有普遍性。
4．“我真是笨死了。”这是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解释。
玛乔莉听到了母亲对一件坏事件的四种非常悲观的解释，她学会了用这种风格来看世界。每一天，玛乔莉都听到母亲以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方式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玛乔莉跟着一个对她最有影响力的人学习对事件的解释风格：坏事是永久的，会影响到其他每一件事，而且都是自己的错。
孩子非常注意父母的言行，尤其是母亲对事件情绪化的解释。孩子会问很多问题，因为他们要得到对周边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一旦父母变得不耐烦，不再回答孩子永无止境的问题，孩子就会从别的地方寻找答案。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仔细聆听大人对某件事的解释，而人们平常大约每分钟都有一次解释，只是自己不自觉而已。孩子对这种解释会一字不落地听进去，特别是对不好的事情的解释。他们不仅听，还会注意到这些解释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是特定的还是普遍的，是你的错还是别人的错。
我们给100个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做了解释风格测验。结果发现，母亲的乐观程度跟孩子的极为相似，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孩子的解释形态跟父亲的不相似，母亲的跟父亲的也不相似，这表明孩子主要学习了母亲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风格。
这项研究引发了一个问题：解释风格是遗传的吗？我们会像继承聪明才智一样继承解释风格吗？我们发现解释风格不是遗传来的，因为母亲的解释风格与儿子的或女儿的相似，而父亲的跟谁的都不相似，这与一般的遗传模式不太相符。
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测试从小被收养的儿童，研究他们的乐观程度与其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乐观程度的关系。如果从小被收养的孩子的乐观程度与养父母的相似，而与亲生父母的不相似，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对的，即乐观是学习来的。如果孩子的乐观程度与他们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的相似，那么乐观至少有一部分是遗传来的。
老师和父母的批评
当孩子做错事时，你会对他说什么？老师又会对他说什么？注意，孩子不只听大人对他们说什么，还听怎么说。这点在批评上尤其重要，孩子相信这些人的批评，并用它们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
世界知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研究显示了乐观是如何发展的，或许它可以告诉我们女性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得抑郁症。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教室。
当你和教室里的小朋友彼此非常熟悉了，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男孩和女孩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女孩安静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注意听老师讲话。她们的吵闹也只是悄声耳语或窃笑，她们基本上都很守纪律。男孩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就算勉强安静地坐着也忍不住要扭来扭去，更何况他们很少能安静地坐着。他们看起来不注意听讲，也不像女孩那样守纪律。他们总是大声喊叫，互相追逐。
全班安静下来，进行测验。老师对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怎么说？如果是男孩考试不及格，老师一般会说“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你不努力”“我在教这些题目时，你东张西望，和其他同学说话”。这些解释是什么性质的呢？它们是暂时的、特定的、非普遍的，因为你可以改变它们。
德韦克的研究显示，女孩听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批评。因为她们上课时看起来很注意听讲，老师不能以这些理由来批评她们，所以老师一般的说法会是“你的数学不好”“你交的作业总是写得乱七八糟的”“你从来不验算”。大部分暂时性的原因，如不注意听讲、不努力，都被剔除掉了，而留下的都是永久性、普遍性的批评。
德韦克给四年级的女生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然后检验她们对失败的解释。她们要把ZOLT、IEOF、MAPE等重新组合成有意义的英文单词。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地去尝试各种组合方式，不过在她们试完各种可能的组合之前，实验者就宣布“时间到”了。
“你为什么没有得出答案呢？”实验者问。女孩的回答大多是“我不擅长字谜游戏”或“我想我不够聪明”。但做同样实验的男孩却回答“我没很专心地去做”“我没尽全力”“谁在乎这个烂字谜游戏啊”。也就是说，女孩对失败的解释是永久性和普遍性的，男孩的解释风格则是比较有希望的——暂时的、特定的，可以改变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人对小孩的批评如何影响了孩子的解释风格。
孩子生命中的危机
1981年在德国海德堡，我听到了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德（Glen Elder）有关孩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开始了一项有关儿童成长的研究。这项研究持续了60年，被试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和奥克兰的儿童。他们接受了详细的测试和面谈，以便研究者了解他们心理的优势与不足。这是一个有关人生发展的研究，它不仅包括这些儿童，还包括他们的孩子，现在他们的孙子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艾尔德谈到了什么样的人安然无恙地渡过了经济大萧条，什么样的人从此一蹶不振。他谈到一些中产阶级的女孩虽在童年遭受了家庭失去财富的打击，但在中年早期就基本上从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了，而且进入老年期时心理和生理都很健康。和中产阶级的女孩一样，较低阶层的女孩在20世纪30年代也遭遇了贫困，但她们一直没能恢复。到了中年晚期，她们崩溃了。她们的晚年是凄凉的，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康。
艾尔德推测原因如下。
“我认为那些晚年过得很好的女人从童年期的经济大萧条中学到厄运是可以扭转的。毕竟她们大多数人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就恢复了经济地位，这让她们学到了乐观，塑造了她们对不幸事件暂时的、特定的和外在的解释风格。当她们年事已高、好朋友去世时，她们会想‘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这种乐观的看法帮助她们维持健康，并积极面对衰老。
“相反，绝大多数低阶层女孩的家庭没有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她们在大萧条之前就比较穷，之后仍然是穷的，她们学会的是悲观。她们的解释风格是绝望的，当朋友去世时，她们会想‘我再也交不到朋友了’。这种在童年期学会的悲观，影响了她们对每一个新危机的看法，瓦解了她们的健康、成就以及幸福感。”
“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艾尔德在演讲结束时这么说，“50年前没有人想到解释风格这个词，所以没有去研究它。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否则我真想回到20世纪30年代去看看我的推测是否是对的。”
那天晚上，我一直无法入睡，一直想着“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机器”这句话。清晨5点，我去敲艾尔德的房门。“艾尔德，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有办法弄到时间机器！”我把艾尔德从床上拖起来，去散步。
“去年，我接到一位了不起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的来信。他写道：‘我在一所小学院里，一年要教8门课，我的创意都被抹杀了。我很有创意，愿意出差。’我找他来宾夕法尼亚大学，跟我做了两年的研究，他真的很有创意。”
彼得森最有创意的地方是确定那些不肯接受解释风格测验的人的解释风格，这些人包括体育明星、总统、电影明星等。彼得森每天都很仔细地读报纸的体育版，每当在报上看到某位体育明星说了一句有因果关系的话，他就把它当成这个明星回答了解释风格问卷上的一个题目。例如，一个足球运动员说他因为“风向不利”而没射进球，彼得森就把它放在永久性、普遍性及人格化的维度上来评分。分值为1～7分，“风向不利”在永久性上得1分，因为这根本不具有永久性；在普遍性上得1分，因为风向只会影响踢球，不会影响其他事；在人格化上得1分，因为风向不是球员可以控制的，不是他的错。这句“风向不利”是球员对一个不好的事的非常乐观的解释。
彼得森由此就能得出这个球员的解释风格了，而不需要通过问卷测试。下一步，我们证明了这样得来的解释风格跟实际回答问卷得来的解释风格非常相似。我们把这种方法叫作逐字解释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CAVE）。
“艾尔德，”我继续说，“CAVE的方法就是时间机器，我们不仅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肯做问卷的人身上，还可以把它用到以前不能做问卷的人身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叫来。你的前辈研究者有没有留下当年在伯克利和奥克兰面谈的原始资料？”
艾尔德想了一下说：“那时录音机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我记得面谈者好像用速记的方式做了记录，我可以回去找找看。”
“假如还有原始资料，”我说，“那我们就可以用CAVE的方式来给他们评分，看他们的乐观程度。这样，我们就能知道50年前每个孩子的解释风格了，也就能证明你的推测是否正确了。”
艾尔德果然回去查了伯克利的档案，他发现有完整的面谈记录，而且是从女性童年期到老年期的完整记录。我们取得资料后，将记录中所有关于因果的谈话摘录出来，让不知道资料来源的评分者根据普遍性、永久性及人格化三个维度进行评分。结果发现，艾尔德的推测大致是正确的。顺利进入老年期的中产阶级妇女大多是乐观者，晚景凄凉的低阶层妇女则大多是悲观者。
第一次使用CAVE这个时间机器让我们有了三个收获。
第一，证明CAVE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测知那些不愿意做问卷的人的乐观程度，只要有他们的谈话记录就行。CAVE适用的范围非常广，记者招待会、日记、心理治疗时的笔记、前线的来信、遗嘱等，所有的话都可以用来做解释风格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测出因年龄太小而不能做儿童归因风格问卷的孩子的解释风格。
第二，CAVE带来新的证据证明了人们的解释风格来自母亲。1970年，我们对当年那批伯克利、奥克兰的女孩（她们已经是祖母了）又进行了一次面谈。这次面谈还包括她们的孩子（当时也做了妈妈）。我们把这次面谈的资料拿来做CAVE，结果发现母亲和女儿的悲观程度具有相似性。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孩子聆听母亲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从而学会了乐观与悲观。
第三，CAVE提供了第一个证据，证明孩提时代所经历的危机会影响人们的乐观性。安然渡过经济大萧条的女孩相信厄运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那些被经济大萧条击倒、一蹶不振的女孩则认为厄运是命中注定，是逃不掉的。所以，童年期的危机就像是做饼干的模型，把我们塑造成以后的那个样子，我们用童年的解释风格来解释新的危机。
除了艾尔德的研究，还有其他证据支持儿童会从危机中提炼出自己的解释风格，这个证据由英国的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教授提出。在我初次见到他时，布朗已经花了10年时间研究伦敦南部最穷困的家庭，与400多位家庭主妇面谈，寻找防治抑郁症的方法。在他面谈的家庭主妇中，有20%是抑郁的，有一半的人有心理疾病。他想知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患上了抑郁症。
布朗得出了三个保护因素。人们只要具备三者之一，就不会得抑郁症，即使物质非常匮乏，损失非常惨重也没有关系。第一个保护因素是与配偶或情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因素是外出工作，第三个因素是家中14岁以下的孩子不多于3个。除了这三个保护因素，布朗还得出了两个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刚刚发生的离别（如丈夫的死亡、儿子的移民），另一个是母亲在她们进入青春期之前就去世，后者对发病的影响远超过前者。
“假如你的母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布朗解释道，“那你对以后发生的挫折都是以最绝望的态度去看待的。”对女孩来说，母亲的死亡的确是永久的和普遍的失落。女孩的成长非常需要母亲，在青春期以前尤其如此；进入青春期后，她们的同龄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父母的地位。如果早期的重大损失会塑造我们对以后损失的看法，那布朗的发现应该是正确的。这些不幸的孩子就如同大萧条时低阶层的女孩一样，学会了离别是永久的、普遍的。对以后生活中发生的离别，她们的解释会是：他死了，他永远都回不来了，我没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塞利格曼的乐观课堂
Authentic Happiness
1 孩子8岁时，乐观或悲观的解释风格就基本定型了。
2 孩子的解释风格会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
· 孩子每天从父母身上学到对各种事件的因果分析，尤其是母亲的。如果你是乐观的，孩子也会是乐观的。
· 孩子听到的批评方式也会影响他的解释风格，如果这些批评是永久的、普遍的、内在的，那么他对自己的看法就会转向悲观。
· 孩子早期生活经验中的生离死别和巨大变故。如果这些事件好转了，他会比较乐观；如果这些变故是永久的和普遍的，那么绝望的种子将深埋在孩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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