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悲喜故事


  有一家大型贸易公司，会计室一半的员工都被解雇了，其中包括娜拉和凯文。他们俩都很不开心，渐渐变得抑郁。几个月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勇气去找新工作，也都尽量避免去做报税或其他任何与会计工作有关的事情。解雇这件事让他们很受伤。


  两人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


  娜拉仍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妻子，除了与会计有关的事情，她对其他事情依然兴致盎然。她找朋友诉说心事，为儿子张罗生日聚会，并亲手烤生日蛋糕。她依然坚持每个星期去三次健身房，身体很健康。她偶尔去做做美容，整个人看起来比上班时更神采飞扬了。


  凯文就不一样了，他完全崩溃了。他不再和妻子去散步，妻子跟他说话时，他也经常像没听见一样。儿子小学毕业了，学校邀请家长参加毕业典礼，但他实在害怕面对儿子同学的家长，所以没有去参加。儿子因此非常失望。他的妻子和儿子知道他不开心，所以常常想办法逗他乐，但现在连金·凯瑞的电影都不能让他笑一下了。不久后，他得了重感冒，休养了一个冬天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甚至放弃了坚持了10年的晨跑。


  在牛津大学演讲是一件令人胆寒的事，因为牛津的教授太爱挑剔了。1975年4月的一天，许多牛津教授来听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的演讲，演讲的人以前名不见经传，突然间声名鹊起。这个人就是我。当时我正在伦敦的莫兹利医学院（Maudsley Hospital’s Institute）精神科进修，应邀来到牛津谈谈我的研究。


  当我在演讲台上整理演讲稿时，我紧张地看了一下底下的听众，注意到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生态学家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坐在那里，从哈佛大学被聘请到牛津大学来担任特聘教授的著名儿童发展学家杰尔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也坐在那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世界上最著名的“应用”社会科学家迈克尔·格尔德（Michael Gelder）以及著名的大脑和焦虑专家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ay）也坐在听众席上。这些人都是我这个研究领域的大师，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演员，被推到台上去表演独白，而底下坐的都是大明星。


  我开始讲我的习得性无助研究，我看到底下教授们的反应还可以，有的因我的结论点头，有的因我的笑话微笑，这使我放心不少。但是，前排中间有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陌生人，他对我的笑话没有反应，对我的好几个重要结论都摇头表示不同意。


  最后，演讲完毕了，掌声还可以，我松了一口气。通常他们会安排一位教授来做提问者——想不到就是坐在前排摇头的那位。他的名字是约翰·蒂斯代尔，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不认识他。他是刚从莫兹利医学院心理科升到牛津精神科的讲师。


  “你们实在不应该因这个迷人的故事而失去理智，”他告诉听众，“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塞利格曼先生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一个事实，即有1/3的被试不会变得无助。为什么不会？而且有的被试可以立刻再爬起来，从头来过，有的人却永远不能从打击中复原。有的人只有在与他学习到的无助相同的情境下才会变得无助，但有的人在全新的环境下也会放弃。我们应该问这是为什么。有的人怪自己无法躲避噪声，有的人怪实验者给他出了这个无解的难题，为什么？”


  许多教授的脸上都浮出困惑的表情，蒂斯代尔尖锐的批评动摇了每一个人的信心。在我演讲前，我对我的研究非常有信心，但现在我觉得我的研究似乎充满了漏洞。


  我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蒂斯代尔是对的，我因自己没有先想到这些问题而感到羞愧。我嗫嚅地说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并且问蒂斯代尔对他提出的问题有无解决之道。


  “我想我有，”他说，“但是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这里也不是讨论的场合。”


  我暂时先不说出蒂斯代尔的解决之道，我要请你先做一个简短的测验，它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是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如果先知道了蒂斯代尔认为为什么有些人永远不会变得无助，那可能会影响你做这个测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