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还是说出真相

  我在这次临床训练之前的几年里曾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1我发现自己内心有时会产生一些相当暴力的冲动，虽然从未付诸过行动，但这也让我深感对自己了解太少，所以我开始认真观察自己的言行，结果令我深感不安。我把自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说话的部分，另一个是更为超然、专注和具有判断力的部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说的几乎所有的都是不真实的，而这么做的动机只是为了赢得辩论和他人的认可，或者获得地位的提升和需求的满足。我通过语言来逼迫这个世界向我提供自认为重要的东西，我是个虚伪的人。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开始练习只说内心不会反对的话，也就是真话，或者至少不撒谎。这个能力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非常有用，因为那时你应该做的就是说真话，我在道格拉斯医院的那一天就是这么做的。


  后来，我有过一个偏执、妄想而又危险的来访者。和偏执的人交流是充满挑战的，他们总是相信有股神秘的阴谋势力在暗中操纵他们。患有偏执性妄想的人也极为警醒，对非语言线索的专注程度超乎常人。他们虽然会因为妄想而错误地解读他人的意图，但同时又几乎都在识别不纯动机、评判事物和分辨谎言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如果你想让一个这样的人向你敞开心扉，那么你就必须非常认真地聆听并且说真话。


  我认真并坦诚地接待了我的来访者。他时不时会向我描述报复仇人的血腥幻想，而我会观察自己的反应，注意他说话时我脑海里产生的画面和想法，并实时和他分享。我的目的不是控制或引导他，而是尽可能坦诚地让他知道，他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到除他以外的至少一个人，也就是我。我的专注和坦诚并不意味着我不受干扰或者对他表示认同。当他让我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他的言行是错误的，并且他会因此深陷麻烦。


  虽然我的回应不太鼓舞人，也对他的想法持反对意见，但这名来访者依然信任我并愿意和我交流，因为我至少是专注和坦诚的。他患有偏执性妄想，但并不愚蠢。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被社会认可，任何体面的人都会对他的疯狂幻想感到恐惧。不过，因为我的反应方式，他选择信任我，当然，没有这种信任我也无法理解他。


  来访者的麻烦通常始于银行这样的机构，当他去办理一些诸如开户、还款之类的简单业务时，时不时会遇见一个态度不太好的人。那个人可能不接受他提供的身份证明，或者要求他提供一些多余或难以获取的信息。在这类机构中，官僚式的互踢皮球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细微的权力滥用则会让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我的来访者很在意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正义比安全、自由或者归属感都重要。因此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有哪怕一丁点的贬低、侮辱或者打压。这种顽固姿态很容易引火烧身，我的来访者已经因此被下了好几道人身限制令了，但是限制令只对那些永远不需要限制令的人管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来访者经常会说：“我会成为你最可怕的噩梦。”我在遭遇了烦人的官僚障碍之后也经常很想这么说，但通常更好的办法是让事情过去，但我的来访者都是认真的，他往往说到做到。有的时候他真的会成为某个人的噩梦，就像电影《老无所依》里的那个坏人一样。就算你只是不小心惹了他，他也会一直跟踪你，让你记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你魂不守舍。他容不得被骗，而我的坦诚却让他冷静了下来。


  在我租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房东，他曾是当地摩托车帮派的头领，我和妻子塔米住在他隔壁。房东的女朋友身上有因自残而留下的伤痕，这是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典型体现。最终在我们住在那儿的那段时间，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房东丹尼斯是个强壮的法裔加拿大人，留着灰色的胡子，是个挺有天赋的电工，同时他也有一些艺术天赋。丹尼斯以制作带有定制霓虹灯管的木框海报为生。他从监狱出来后尝试过戒酒，但从没成功过。丹尼斯的酒量大得惊人，曾在两天的狂欢里喝掉五六十杯啤酒而且还没有醉。这虽然难以置信，却是事实。我那时候在做家族酗酒行为的研究，受访者的父亲们一天喝掉1升多伏特加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们每天都要买一瓶伏特加，周六的时候还要买两瓶，这样就能度过周日商店关门的时间。


  丹尼斯有一条小狗，当他在进行马拉松式狂饮期间，我和塔米有时会在凌晨四点听见他和狗在后院里一起对着月亮疯狂嚎叫。每隔一阵子，丹尼斯就会因为狂饮而花掉积攒下的每一分钱，然后他会在夜里敲开我家的门，摇摇晃晃但又头脑清醒地站在门前。他这时手里通常会拿着烤面包机、微波炉或者自己做的海报，想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以换钱继续喝酒。我曾装作仁慈地买过一些东西，但最终塔米说服我不要继续这样做，因为她为这样的事情感到紧张，也担心这样做对丹尼斯不好。塔米的要求虽然合情合理，但也让我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


  当一个严重醉酒又有暴力倾向的摩托车帮派头目凌晨出现在你家门口，想要把他的微波炉卖给你时，你应该对他说什么？这比应对医院里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患偏执性妄想的来访者还要困难，但是答案却是一样的：在你清楚什么才是真话的前提下，说真话。


  我和妻子谈过之后不久，丹尼斯又来敲门了。他像很多常惹麻烦的酒鬼一样，虚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好像在要求我证明自己的清白。丹尼斯一边轻微地前后摇晃，一边礼貌地问我是否有兴趣买他的烤面包机。在确认了我的心灵深处不带有任何居高临下或者道德优越感之后，我用尽可能直接而又谨慎的方式告诉他，我不想买。我没有耍任何花招，在那一刻，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讲英语、生活幸运并且正在向上努力的年轻人，丹尼斯也不是一个血液中酒精浓度超标、有过前科的魁北克摩托车帮派头目。我们只是两个在为做正确的事情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试图帮助彼此的善良人。我说，他曾提到过想要戒酒，如果我给他钱，那便是害了他；此外，他是尊重塔米的，但他这么晚过来又醉醺醺地卖东西，只会让塔米感到紧张。


  丹尼斯一言不发，严肃地瞪了我足足15秒。我知道他正从我脸上搜寻着任何讽刺、欺骗、轻蔑或者自鸣得意的微表情，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一切，这些话也是发自我内心的。我谨慎择言，像是在险恶的沼泽中摸索着一条半淹没的石头路一样。然后，丹尼斯转身离开了。不仅如此，他虽然严重醉酒，却记住了我们的对话，从此他再也没有向我们卖过任何东西，我们本已不错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稳固了。


  逃避或者说出真相，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选择，更是两条人生道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