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不要“身还在，心已远”
作者：[美] 谢丽尔·桑德伯格 更新：2024-03-22 22:17
几年前，脸谱网的一位年轻女员工走到我桌前，问我是否能私下和她谈谈。于是我们去了会议室，然后她一口气儿问了我很多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问题。问题一个接一个，我开始对她的这种急切感到好奇。我打断了她，询问她是否有孩子。她说没有，但希望提前做好计划。我又问她和她的丈夫是否都在考虑要孩子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她还没有丈夫，随后又笑着说：“其实，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在我看来，她实在是操之过急了，但我理解其中的原因。在女孩年纪还小时，她们就已经明白未来必须在事业成功和做个好母亲之间做出选择。等到上大学时，女生就开始考虑以后要怎样权衡职业目标和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1当被问及该怎样选择时，女大学生跟男生相比，选择婚姻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2这种担心很可能在她们更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灰姑娘吃了我女儿》（Cinderella Ate My Daughter）一书的作者佩姬·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5岁的小女孩参加完课外活动后，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告诉母亲她和自己喜欢的男孩都想当宇航员。她母亲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小女孩回答说：“如果我们一起上太空了，谁来照看我们的孩子呢？”她才5岁，就认为飞上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能让孩子得到妥帖的照看。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我深信凡事都要做好周全的准备。不管我去哪里，都会带一个记录着待办事项的小笔记本——那种得用笔来记录的本子，在科技世界里，这就像带着一张石板和一把刻刀。当事业与家庭渐渐融合时，规划得过早会减小自己的选择范围。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女性很少会痛下决心离开职场；相反，她们一直以来总是要做很多微小的决定，不断妥协和牺牲，同时深信这样做都是为了拥有一个更美满的家庭。在女性选择退缩的方式里，也许最普遍的就是“身还在，心已远”。
经典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个雄心勃勃、小有成就的女性走在充满挑战的职业道路上，内心却在想着要一个孩子。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想法还会冲到她眼前，尤其是在她找到伴侣时。她会想到自己的工作那么辛苦，由此推论：准备要孩子就必须减少对工作的投入。一位律师助理也许不再为成为合伙人而努力；一位老师也许不再会在学校里带头进行课程开发；一位销售代表也许会选择一个更小的销售区域，或压根儿不去申请管理职位。很多时候，女性在无意中不再去争取机会，即便有人把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很可能会直接拒绝或犹豫不定，希望把项目交给别人。问题在于即使她立刻怀孕，离真正照顾孩子也还有九个月的时间。通常女性会在计划怀孕前就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先不说分娩，在这种精神准备和怀孕之间也许会间隔好几年。而对于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女同事来说，这段时间很可能是10年。
如果不在职场中退缩，到孩子出生时，这位女性很可能已在事业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假设此前她是个出色的员工，在职责、机会和薪酬方面都和同辈水平相当。在备孕的那几年里，她没有想办法拓展自己的事业，于是有些落后。当孩子出生后她重返职场时，很可能会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觉得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或是得不到老板的赏识。她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通常是个男人）工作，而且没有令人兴奋的项目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她也许会收起曾有的事业进取心，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获得晋升的机会。如果经济情况允许她辞职，她很可能就毅然离开职场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位越满意，就越不可能辞职。3所以，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女性离开职场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们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出于最好的打算，她们会选择一份成就感和吸引力都不太大的工作。等孩子出生后，对那些有孩子的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就是做个全职妈妈还是重新回到之前的那种工作状态之中。
《两性相处》一书的作者之一乔安娜·斯特罗布曾将得到好工作的原因归功于自己成为母亲后重返职场。“当我刚开始工作时，听到很多关于女性高管忽视孩子或不常回家的‘恐怖’故事。”她跟我说，“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议论，说某位女性高管的女儿说长大后想做母亲的客户，因为客户占去了母亲所有的注意力。我发现这些故事让人心情压抑，导致我还没开始向成为合伙人的目标迈进就打退堂鼓了。5年之后，当我真正爱上自己的工作时，才发现我很想在休完产假之后立即重返工作岗位。我意识到这些女性高管心里并不恐惧——就像我一样，她们不仅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她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
退出职场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做一个全职妈妈的感觉并不坏，而且很多时候这对很多女性来说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愿意或是必须在外工作。有许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也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包括孩子的健康。当然，一些女性很愿意借此机会退出激烈的职场竞争，这些相当个人化的决定不应当被批评。我完全支持所有决定全身心投入去养育下一代的女性，这项工作不但重要、辛苦，也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我要申明的是，在职场上退缩，应该是在真正需要休息或是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但不应该是在这之前，更不能提前好几年就这么做。在不得不暂停工作之前，你应该更加进取。
几年前，我找脸谱网的一个员工谈话，希望由她来管理一个重要的新项目。起初她看上去很高兴，但随后明显开始犹豫不决。她告诉我，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负责更大的项目。很明显，这是有原因的。于是我平静地问她：“你心存顾虑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准备要孩子了？”之前我是不敢这么问的。在招聘员工或做管理决策时，经理们不应该把生育问题考虑进去，在工作场合提及这个话题会把劳动法律师也吓一大跳。但我看到太多富有才干的女性因为这些原因而放弃机会，于是我便开始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被问的人完全可以不回答，但到目前为止，每个被我问到这个问题的女性似乎都因为有机会讨论这个话题而心怀感激。我也明确地指出，这么问只有一个原因：确定她们是否有必要限制自己的选择。
普里蒂·乔克西（Priti Choksi）于2009年加入了脸谱网的业务拓展团队。在发出工作邀请后，她就如何跟进工作向我提了一些问题。虽然她没有提到生活方式或工作时间，但她正好处于典型的女性生育年龄。所以在谈话结束时，我大胆地说：“如果你因为备孕不能接受这份工作的话，那么我很乐意和你聊聊。”我想，若是她想回避这个问题，就会直接离开了。事实正好相反，她说：“好，我们聊聊吧。”我解释说，尽管有违直觉，但在要孩子之前，这的确是个接受新工作的好时机。如果她发现新的工作很有挑战性，那么在生完孩子后她会带着更振奋的心情重新投入工作。如果待在原地不动，她也许会认为这份工作不值得做什么牺牲。乔克西接受了我的邀请。不久，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休息了4个月后，她又回来继续做这份她热爱的工作。后来她如实告诉我，如果当初我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她可能会立刻拒绝我的工作邀请。
卡洛琳娜·奥康纳（Caroline O’Connor）和许多女性一样，认为自己有一天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那天来得比她预料得早。卡洛琳娜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工作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创建新公司的机会，但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下意识地认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她决定质疑一下这个假设。“我开始把面临的两难选择看作是一个设计上的难题。”奥康纳写道，“我没有武断地认为创业和生孩子之间是完全冲突的，而是把它设定为一个命题，然后运用设计思路来寻找答案。”之后，奥康纳收集了数十位母亲的经验之谈和应对办法。
她亲身考察了女性在夜里照看孩子导致睡眠缺乏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从丈夫和朋友那里获取支持，采取“团队作业”的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奥康纳现在称自己是一位“热爱事业的母亲”。和“上班族妈妈”相比，这是个更受欢迎的说法。4
考虑到生活的各种变数，我从不会建议每位女性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向前一步，积极进取，我自己也有好几次选择了说“不”。2006年夏天，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初创公司LinkedIn需要找一位首席执行官，公司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对我发出了邀请。我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而且在谷歌工作了5年后，我也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但那时正赶上我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的备孕期。于是，我对霍夫曼如实相告，拒绝了这个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自己无法同时应付怀孕和新工作。他的反应相当宽容，也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他甚至提出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以示支持，但我还是觉得事情很难解决。
对一些女人来说，怀孕完全不会让她们放慢事业上的脚步，反倒会让她们顶着一个“最后期限”，更为关注地工作。我的童年好友埃丽泽·舍克十分怀念怀孕的日子，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有那么高效过。她不仅保证了身为律师的日常工作时间，还把5年以来拍摄的照片都整理好，一一放进了相框。对一些人来说，比如我，怀孕的日子就相当难过，完全不可能像平时那样高效工作。我曾经试图坐在马桶上写电子邮件，但这也没有提高我的多重任务处理效率。第一次怀孕的经验告诉我，痛苦是逃不掉的，所以我拒绝了霍夫曼的邀请。几个月后我便怀孕了，并出现严重的妊娠反应。
7个月后当女儿出生时，马克·扎克伯格邀请我加入脸谱网，我之前的所有遗憾立刻烟消云散。其实这个时间点也并不理想，因为带两个孩子可不等于把养育一个孩子的工作量翻倍那么简单。我没有寻找新的挑战，只求安然地挺过每一天。好在戴夫和我达成了一致，我们都认为如果要等到所谓的“恰当时机”，那么机会也就消失了。我接受一份工作的前提总是基于个人情况，以前也是这样。我在脸谱网工作的头半年时常会思考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一年后，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起码对我自己而言。
孩子的出生瞬间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女人变成母亲，男人变成父亲，夫妻变成家长，我们生活的重心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养育下一代也许是最值得尝试的人生体验了，但这也是最困难、最让人深感惭愧的经历。
为人父母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便是由谁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任务。传统上都是把孩子交给母亲带，仅仅喂奶这件事，就能从逻辑和生物的角度佐证这种分工，好在抽乳器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在谷歌的时候，我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电话会议期间抽乳。人们会问：“那是什么声音？”我会装糊涂：“什么声音？”当他们坚持说从电话里听到很响的“哔哔”声，我就会说：“哦，街上有消防车经过。”我以为自己挺聪明的，直到我发现电话的另一方恰好和我在一栋楼里，人家明明知道我在撒谎。被逮个正着……
尽管现在有不少方法可以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物学意义上的职责，但照顾孩子的一方大多仍是母亲。结果，升格为家长之后，女性的职场参与度明显降低。5在美国，孩子在3岁以下的母亲的就业率降至54%，6至14岁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恢复至7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3岁以下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降至52%，6至14岁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恢复至73%。6
最有可能离开职场的女性集中在家庭收入水平的两个极端，即其配偶处于收入水平的底层，或处于收入水平的高层。就美国而言，2006年，其配偶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即介于25%和75%之间）的婚育女性中只有20%退出职场。相比之下，其配偶收入处于底层水平的婚育女性中有52%退出，其配偶收入处于最高水平的5%的婚育女性中有40%退出。7
显然，女性决定做全职妈妈的原因各不相同。配偶收入处于底层水平的女性在尽力寻找足以补贴家庭支出费用的工作，而这些费用的日益上涨也让人难以负担。在过去10年里，育儿费用已经上涨至普通家庭平均收入的两倍。8在美国各州，送两个孩子去日间幼儿园的花销比全年房租的平均数还高。9欧洲国家的育儿补贴方面比美国高一些，但很多地方的育儿费用仍然非常高，尤其是5岁以下的孩子。10
配偶收入更高的已婚女性退出职场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女性为迁就其丈夫的工作时间而做出牺牲。如果其丈夫每周工作50个小时以上，那些带孩子的女性或较丈夫工作时间更少的女性，辞职的可能性要高出40%。11这部分女性中很多人都具有高等教育背景。2007年哈佛商学院关于毕业生的调查结果表明，男性的全职工作率高于91%，而毕业于2000年初和1990年初的女性中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分别为81%和49%。122000年，那些近40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中，只有56%的女性还留在职场，而男性的比例则是90%。13高学历女性大批离开职场是造成领导层性别差距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个人升格为家长之后的反应很难预测，但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当一对夫妇宣布有了孩子以后，每个人都会对男人说“恭喜”，对女人则会说：“恭喜啊！不过你对工作有什么打算？”人们普遍认为养育孩子就应该是女人的责任。30多年以来，这种观念一直没什么变化。根据对普林斯顿大学1975年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有54%的女性预见到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而男性的比例则是26%。对普林斯顿大学2006年毕业生的同一调查发现，62%的女性预料到了这个矛盾，男性只有33%。尽管两项调查间隔30年，但抱着对这个绊脚石的心理预期进入职场的女性几乎一直是男性的两倍。甚至在2006年，预计到这个冲突的男性中有46%的人希望自己的配偶放弃工作去抚养孩子，只有5%的女性相信自己的配偶会为家庭在事业上做出调整。14
个人选择其实并不总是像表面上那么个人化。社会的习俗传统、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家人的期望等，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女性退出职场从社会各方得到的不仅是允许，还有鼓励。
我们可以把事业想象成马拉松——一项历时漫长、备受磨炼最后可能有所收获的运动。再想象一下，这条起跑线上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受过专业训练。一声枪响，他们开始一起向前奔跑。一路上都有人为男人打气：“加油！坚持下去！”但女人听到的则是不同的声音：“你知道你并不是非得这么做！”或是“开始还不错……不过你很可能跑不完全程”。运动员跑得越远，给男人加油的声音也就越大：“坚持！你必须坚持！”但女人听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质疑声。外界的声音，加上内心的声音，都不断在质疑她们坚持跑下去的决心，甚至还会出现反对声。正当女性努力地承受激烈竞争带来的压力时，旁观者却大声喊道：“家里的孩子需要你照顾，你为什么还在跑？”
回到1997年，德比·黑梅特尔是莎莉集团（Sara Lee）新提拔的一位执行官。她立志要像她的偶像、百事可乐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布林达·巴尼斯（Brenda Barnes）一样，有能力领导一个大公司。即使在成家以后，黑梅特尔仍然在全力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然而，有一天她吃惊地看到《今日美国》的惊人头条是“百事高管以工作换家庭”，副标题是“22年的职场老将精疲力竭”。黑梅特尔说，在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心里的希望破灭了。她说：“如果连这么出色的女性都应付不了，谁还能做到呢？不久以后，我就接到了一家银行高管的职位邀请，但我拒绝了，因为那时我女儿刚满1岁，我认为自己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差不多10年以后，我接受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并且干得很好，但我耽误了10年。”
如果一个马拉松女选手可以忽略人群的叫喊声，通过最艰难的比赛中段，那么她通常还会继续奔跑。好些年前，我曾在纽约见过一位投资银行家，她的丈夫做公益工作。她告诉我，多年来她在银行界的女性朋友都一一辞职了，但由于她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所以不得不坚持到底。有些时候她很羡慕她们，并且觉得自己的工作太多，压力太大，但她别无选择。最终她被提升到了一个职位，周围的偏见少了，自己的影响力也更大了。现在她回想起来，很高兴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事业。今天，她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而且这样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也让她感到很满足。
学者和政治家（通常是男性）常常宣称做母亲是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是的，那些从职场中退出的女性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美国，只有74%的职业女性会不顾一切重返职场，只有40%的女性会继续从事全职工作。15然而，她们会发现自己的收入戏剧化地减少了。据调查，离开职场仅仅一年，女性的年平均收入就会下降20%；16离职2~3年17后重返职场的女性，其年平均收入将下降30%，而女性“驶出职场高速路”的平均时间正是2~3年。18在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这种“给妈妈的罚单”的现象也较为明显：产假时间越长，上班族妈妈和爸爸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普通上班族妈妈的收入比同职级男同事的收入大约低22%，没有孩子的女性的收入比没有孩子的男性的收入低7%。19如果社会真正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教育，那么各类组织机构就应该设法减少这种不合理的“罚单”，帮助社会上的所有人将事业发展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同时，上班时间过于死板，带薪事假不够，以及开销昂贵或不可靠的保育人员等现实困难也无法让女性在工作中发挥出最佳水平，取得最好的工作业绩。
一些女性因为工资不足以支付育儿费用，所以早早地放弃了事业。这种做法实在得不偿失。养育孩子的确需要巨大的开销，为此辛苦地工作也让人高兴不起来，但职业女性更需要对照未来的收入而非目前的收入来衡量育儿费用。安娜·费勒曾把自己32岁当上妈妈的经历称为“穿着橡胶鞋底的鞋走路”。费勒在营销领域做得刚有起色，但担心自己的税后收入养不起孩子。“丈夫一般都比妻子挣得多，所以如果要更高的回报率就得在丈夫的事业上投资。”她告诉我。但她回想起自己已经在事业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让她确定自己离开职场也不会有什么经济意义，所以她 “盲目地信心大增”，决定继续为事业打拼。多年以后，她的收入增加了很多倍。费勒将补贴育儿费用看作是为家庭未来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很聪明。如果一位女性的薪酬随着工作时间而增加，其职位也随之而提升，那么她工作时间的灵活度显然也会提高，因为职位更高的管理者通常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日程。
那么，假如一位男性想离开职场呢？我们很容易接受女人退出职场的马拉松比赛，那么我们对待想退出的男性却会更加苛刻。正如女性认为养育孩子是家庭重担，许多男性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堪重负。他们的自我价值基本上都与事业成功绑在了一起，所以除了拼命跑完这趟马拉松外，他们别无选择。
把孩子留给保姆照看，自己重返职场，要做出这个选择是很困难的。有过这种经历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明白这会有多么痛苦。但是，只有赢得一份能够说服自己、具有挑战性并且回报丰厚的工作，才能让这种选择成为一场公平的比赛。而且，即使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我们也完全有权利对生活重新评价。
任何幸运到可以自由选择的人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开放度，不要在刚刚驶入职场高速路时就寻找出口。不要踩刹车，要加速。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到必须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那一刻到来时，你所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 总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发现，虽然年轻女性常常声称自己会为将来的职业前景尽心尽职、会对未来的家庭尽心尽力，但她们也都预料到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会非常困难，并且需要做一番取舍。Janelle C. Fetterolf and Alice H. Eagly, “Do Young Women Expect Gender Equality in Their Future Lives? An Answer from a Possible Selves Experiment,”Sex Roles 65, nos. 1–2 (2011): 83–93; Elizabeth R. Brown and Amanda B. Diekman, “What Will I Be? Explo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Near and Distant Possible Selves,”Sex Roles 63, nos. 7–8 (2010): 568–79; and Linda Stone and Nancy P. McKee, “Gendered Futures: Student Visions of Career and Family on a College Campus,”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31, no. 1 (2000): 67–89.
2. Lesley Lazin Novack and David R. Novack, “Being Female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Conflicts between New Opportunities and Traditional Expectations Among White, Middle Class, Heterosexual College Women,”Sex Roles 35, nos. 1–2 (1996): 67.莱斯利·拉辛·诺瓦克（Lesley Lazin Novack）和 大卫·R·诺瓦克（David R. Novack）发现，如果不得不在结婚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尚在读书的男生有18%会选择结婚，而女生则会有38%选择结婚。他们还发现，有67%的男生和49%的女生会选择要工作而不要结婚。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开校园的人当中，大约有22%的男性和15%的女性选择了不去回答这个“是结婚还是工作”的问题，而大多数人的回答则是既要结婚又要工作。用莱斯利·拉辛·诺瓦克和大卫·R·诺瓦克的原话来说，“很多男性认为非要在结婚和工作之间做抉择简直是没事找事，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男性是能够鱼和熊掌兼得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自1997年以来，在18~34岁的年轻人当中，声称“拥有美满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的女性占受调查女性的百分比已有所增高，而相对的男性百分比则有所下降。参见 Eileen Patten and Kim Parker, A Gender Reversal on Career Aspirations,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012),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4/19/a-gender-reversal-on-career-aspirations/. 最近的另一项针对18~31岁年轻人的研究则发现，和男性相比，女性对于结婚具有更强的内在动力。参见 Judith E. Owen Blakemore, Carol A. Lawton, and Lesa Rae Vartanian, “I Can’t Wait to Get Marri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Drive to Marry,”Sex Roles 53, nos. 5–6 (2005): 327–35. 就这个问题，有一个例外值得注意，参见Mindy J. Erchull et al., “Well . . . She Wants It More: Perceptions of Social Norms About Desires for Marriage and Children and Anticipated Chore Participation,”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4, no. 2 (2010): 253–60, 该文针对大学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报告自己有多想结婚时，并没有什么差别。
3. 对工作成就感和流动的研究已有相关评述，参见Petri Böckerman and Pekka Ilmakunnas, “Job Disamenities, Job Satisfaction, Quit Intentions, and Actual Separations: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Industrial Relations 48, no. 1 (2009): 73–96; and Brooks et al., “Turnover and Retention Research: A Glance at the Past, a Closer Review of the Present, and a Venture into the Future,”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 no. 1 (2008): 231–74.
4. Caroline O’Connor, “How Sheryl Sandberg Helped Make One Entrepreneur’s Big Decis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log Network, September 26, 2011, http://blogs.hbr.org/cs/2011/09/how_sheryl_sandberg_helped_mak.html.
5. 在没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约有80%的人在工作；而在有孩子的女性中，这一比例则跌到了70.6%。至于男性，有孩子的男性有工作的比例则高于没有孩子的男性，两者的比例分别是94.6%和86%。这里讨论劳动参与率的问题，参考的依据乃是25岁至44岁男女的就业率，而所谓的有没有孩子是指是否有18岁以下的孩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able 6A: Employment Status of Persons by Age, Presence of Children, Sex, Race, Hispanic or Latino Ethnicity, and Marital Status, Annual Average 2011,”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unpublished table (2011).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hart LMF1.2B: Maternal Employment Rates by Age of Youngest Child, 2009,”OECD Family Database, Social Policy Division, Directorate of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http://www.oecd.org/els/familiesandchildren/38752721.pdf.
7. David Cotter, Paula England, and Joan Hermsen, “Moms and Jobs: Trends in Mothers’Employment and Which Mothers Stay Home,”in Families as They Really Are, ed. Barbara J. Risman (New York: W.W. Norton, 2010), 416–24. 丈夫收入处于最末端（即收入在男性收入中垫底的那1/4）的女性最有可能做全职太太，丈夫收入在男性收入中居于前5%的女性也是如此。
8.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ld Care Resource & Referral Agencies, Parents and the High Cost of Child Care: 2010 Update (2010), 1, http://eyeonkids.ca/docs/files/cost_report_073010-final.pdf.
9. Child Care Aware of America, Parents and the High Cost of Child Care: 2012 Report (2012), 7, http://www.naccrra.org/sites/default/files/default_site_pages/2012/cost_report_2012_final_081012_0.pdf.
10. 尽管在欧盟国家，正规的专业儿童保育机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家庭为此支出的花费则各国有别。至于在那些更多依靠私营机构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国家，要获得相关服务更为方便容易，但由个体家庭负担的花费也要更高一些。一些国家会用税收杠杆来减少育儿花费，这也就使得这些国家给予育儿事业较高的补贴，而不是对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一视同仁。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st of Childcare in EU Countries: Transversal Analysis Part 1 of 2,”Policy Department,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 (2006), 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ument/activities/cont/201107/20110718ATT24321/20110718ATT24321EN.pdf;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st of Childcare in EU Countries: Country Reports, Part 2 of 2,”Policy Department,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 (2006), 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ument/activities/cont/201107/20110718ATT24319/20110718ATT24319EN.pdf.
11. Youngjoo Cha, “Reinforcing Separate Spheres: The Effect of Spousal Overwork on Men’s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Dual-Earner Househo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 no. 2 (2010): 318. 这项研究同样发现，和配偶每周工作少于50小时的上班族母亲比起来，配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上班族母亲辞职的概率要高出112个百分点。
12. 2007年对哈佛商学院校友进行的一项调查，其相关结果系由哈佛商学院就业和职业发展办公室于2012年10月15日提供给笔者。另一项对有两个以上孩子的1981年、1985年和1991年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男性有全职工作，女性在这方面的比例只有38%。相关调查结论系由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迈拉·M·哈特（Myra M. Hart）于2012年9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研究者。哈佛商学院在对调查做出反馈时，女性的参与度总是较低，这与她们的人数比例极不相称。此外，这些调查在设计的时候，也没有给受访者预留机会，让他们说明自己如果没有有偿的全职工作又在做些什么。其实，即便当受访者声称自己没有做全职工作时，他们也很有可能积极地参与了非盈利性机构和社团组织，或者是在董事会里任职。应该注意到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因为生养孩子、优先考虑个人目标、承担家庭责任而在中途放弃自己的事业。想要更多地了解女性并非线性化的职业道路，可以参考Lisa A. Mainiero and Sherry E. Sullivan, “Kaleidoscope Careers: An Alternate Explanation for the ‘Opt-Out’Revolution,”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 no. 1 (2005): 106–23.
另有研究发现，不同学业背景的女性，其就业参与率也很不相同。根据对1988年至1991年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历的女性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她们毕业15年后，曾获医学博士学位的已婚已育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率最高，达到94.2%；而大学里获得其他学位的已婚已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低得多，分别是：获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为85.5%、获法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为77.6%、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女性为71.7%。这些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似乎表明，不同的专业会影响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参见 Jane Leber Herr and Catherine Wolfram, “Work Environment and ‘Opt-Out’Rates at Motherhood Across Higher-Education Career Paths”(November 2011), 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wolfram/Papers/OptOut_ILRRNov11.pdf.
13. 这项对1979年、1984年、1989年和1994年级耶鲁大学校友的调查是在2000年进行的，引自Louise Story, “Many Women at Elite Colleges Set Career Path to Motherhood,”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09/20/national/20women.html?pagewanted=all.
14. Amy Sennett, “Work and Family: Life After Princeton for the Class of 2006”(July 2006), http://www.princeton.edu/~paw/archive_new/PAW05-06/15-0719/features_familylife.html.
15. Hewlett and Luce, “Off-Ramps and On-Ramps,”46.
16. Stephen J. Rose and Heidi I. Hartmann, Still a Man’s Labor Market: The Long-Term Earnings Gap,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2004), 10, http://www.aecf.org/upload/publicationfiles/fes3622h767.pdf.
17. Ibid.
18. Hewlett and Luce, “Off-Ramps and On-Ramps,”46.
19. OECD, “Figure 13.3: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is High Across OECD Countries: Gender Pay Gap by Presence of Children, 25-44 Years Old,”Closing the Gender Gap: Act Now, (OECD Publishing: 2012),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79370-en.
在我看来，她实在是操之过急了，但我理解其中的原因。在女孩年纪还小时，她们就已经明白未来必须在事业成功和做个好母亲之间做出选择。等到上大学时，女生就开始考虑以后要怎样权衡职业目标和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1当被问及该怎样选择时，女大学生跟男生相比，选择婚姻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2这种担心很可能在她们更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灰姑娘吃了我女儿》（Cinderella Ate My Daughter）一书的作者佩姬·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5岁的小女孩参加完课外活动后，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告诉母亲她和自己喜欢的男孩都想当宇航员。她母亲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小女孩回答说：“如果我们一起上太空了，谁来照看我们的孩子呢？”她才5岁，就认为飞上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能让孩子得到妥帖的照看。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我深信凡事都要做好周全的准备。不管我去哪里，都会带一个记录着待办事项的小笔记本——那种得用笔来记录的本子，在科技世界里，这就像带着一张石板和一把刻刀。当事业与家庭渐渐融合时，规划得过早会减小自己的选择范围。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女性很少会痛下决心离开职场；相反，她们一直以来总是要做很多微小的决定，不断妥协和牺牲，同时深信这样做都是为了拥有一个更美满的家庭。在女性选择退缩的方式里，也许最普遍的就是“身还在，心已远”。
经典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个雄心勃勃、小有成就的女性走在充满挑战的职业道路上，内心却在想着要一个孩子。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想法还会冲到她眼前，尤其是在她找到伴侣时。她会想到自己的工作那么辛苦，由此推论：准备要孩子就必须减少对工作的投入。一位律师助理也许不再为成为合伙人而努力；一位老师也许不再会在学校里带头进行课程开发；一位销售代表也许会选择一个更小的销售区域，或压根儿不去申请管理职位。很多时候，女性在无意中不再去争取机会，即便有人把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很可能会直接拒绝或犹豫不定，希望把项目交给别人。问题在于即使她立刻怀孕，离真正照顾孩子也还有九个月的时间。通常女性会在计划怀孕前就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先不说分娩，在这种精神准备和怀孕之间也许会间隔好几年。而对于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女同事来说，这段时间很可能是10年。
如果不在职场中退缩，到孩子出生时，这位女性很可能已在事业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假设此前她是个出色的员工，在职责、机会和薪酬方面都和同辈水平相当。在备孕的那几年里，她没有想办法拓展自己的事业，于是有些落后。当孩子出生后她重返职场时，很可能会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觉得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或是得不到老板的赏识。她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通常是个男人）工作，而且没有令人兴奋的项目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她也许会收起曾有的事业进取心，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获得晋升的机会。如果经济情况允许她辞职，她很可能就毅然离开职场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位越满意，就越不可能辞职。3所以，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女性离开职场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们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出于最好的打算，她们会选择一份成就感和吸引力都不太大的工作。等孩子出生后，对那些有孩子的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就是做个全职妈妈还是重新回到之前的那种工作状态之中。
《两性相处》一书的作者之一乔安娜·斯特罗布曾将得到好工作的原因归功于自己成为母亲后重返职场。“当我刚开始工作时，听到很多关于女性高管忽视孩子或不常回家的‘恐怖’故事。”她跟我说，“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议论，说某位女性高管的女儿说长大后想做母亲的客户，因为客户占去了母亲所有的注意力。我发现这些故事让人心情压抑，导致我还没开始向成为合伙人的目标迈进就打退堂鼓了。5年之后，当我真正爱上自己的工作时，才发现我很想在休完产假之后立即重返工作岗位。我意识到这些女性高管心里并不恐惧——就像我一样，她们不仅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她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
退出职场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做一个全职妈妈的感觉并不坏，而且很多时候这对很多女性来说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愿意或是必须在外工作。有许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也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包括孩子的健康。当然，一些女性很愿意借此机会退出激烈的职场竞争，这些相当个人化的决定不应当被批评。我完全支持所有决定全身心投入去养育下一代的女性，这项工作不但重要、辛苦，也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我要申明的是，在职场上退缩，应该是在真正需要休息或是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但不应该是在这之前，更不能提前好几年就这么做。在不得不暂停工作之前，你应该更加进取。
几年前，我找脸谱网的一个员工谈话，希望由她来管理一个重要的新项目。起初她看上去很高兴，但随后明显开始犹豫不决。她告诉我，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负责更大的项目。很明显，这是有原因的。于是我平静地问她：“你心存顾虑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准备要孩子了？”之前我是不敢这么问的。在招聘员工或做管理决策时，经理们不应该把生育问题考虑进去，在工作场合提及这个话题会把劳动法律师也吓一大跳。但我看到太多富有才干的女性因为这些原因而放弃机会，于是我便开始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被问的人完全可以不回答，但到目前为止，每个被我问到这个问题的女性似乎都因为有机会讨论这个话题而心怀感激。我也明确地指出，这么问只有一个原因：确定她们是否有必要限制自己的选择。
普里蒂·乔克西（Priti Choksi）于2009年加入了脸谱网的业务拓展团队。在发出工作邀请后，她就如何跟进工作向我提了一些问题。虽然她没有提到生活方式或工作时间，但她正好处于典型的女性生育年龄。所以在谈话结束时，我大胆地说：“如果你因为备孕不能接受这份工作的话，那么我很乐意和你聊聊。”我想，若是她想回避这个问题，就会直接离开了。事实正好相反，她说：“好，我们聊聊吧。”我解释说，尽管有违直觉，但在要孩子之前，这的确是个接受新工作的好时机。如果她发现新的工作很有挑战性，那么在生完孩子后她会带着更振奋的心情重新投入工作。如果待在原地不动，她也许会认为这份工作不值得做什么牺牲。乔克西接受了我的邀请。不久，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休息了4个月后，她又回来继续做这份她热爱的工作。后来她如实告诉我，如果当初我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她可能会立刻拒绝我的工作邀请。
卡洛琳娜·奥康纳（Caroline O’Connor）和许多女性一样，认为自己有一天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那天来得比她预料得早。卡洛琳娜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工作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创建新公司的机会，但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下意识地认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她决定质疑一下这个假设。“我开始把面临的两难选择看作是一个设计上的难题。”奥康纳写道，“我没有武断地认为创业和生孩子之间是完全冲突的，而是把它设定为一个命题，然后运用设计思路来寻找答案。”之后，奥康纳收集了数十位母亲的经验之谈和应对办法。
她亲身考察了女性在夜里照看孩子导致睡眠缺乏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从丈夫和朋友那里获取支持，采取“团队作业”的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奥康纳现在称自己是一位“热爱事业的母亲”。和“上班族妈妈”相比，这是个更受欢迎的说法。4
考虑到生活的各种变数，我从不会建议每位女性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向前一步，积极进取，我自己也有好几次选择了说“不”。2006年夏天，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初创公司LinkedIn需要找一位首席执行官，公司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对我发出了邀请。我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而且在谷歌工作了5年后，我也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但那时正赶上我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的备孕期。于是，我对霍夫曼如实相告，拒绝了这个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自己无法同时应付怀孕和新工作。他的反应相当宽容，也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他甚至提出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以示支持，但我还是觉得事情很难解决。
对一些女人来说，怀孕完全不会让她们放慢事业上的脚步，反倒会让她们顶着一个“最后期限”，更为关注地工作。我的童年好友埃丽泽·舍克十分怀念怀孕的日子，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有那么高效过。她不仅保证了身为律师的日常工作时间，还把5年以来拍摄的照片都整理好，一一放进了相框。对一些人来说，比如我，怀孕的日子就相当难过，完全不可能像平时那样高效工作。我曾经试图坐在马桶上写电子邮件，但这也没有提高我的多重任务处理效率。第一次怀孕的经验告诉我，痛苦是逃不掉的，所以我拒绝了霍夫曼的邀请。几个月后我便怀孕了，并出现严重的妊娠反应。
7个月后当女儿出生时，马克·扎克伯格邀请我加入脸谱网，我之前的所有遗憾立刻烟消云散。其实这个时间点也并不理想，因为带两个孩子可不等于把养育一个孩子的工作量翻倍那么简单。我没有寻找新的挑战，只求安然地挺过每一天。好在戴夫和我达成了一致，我们都认为如果要等到所谓的“恰当时机”，那么机会也就消失了。我接受一份工作的前提总是基于个人情况，以前也是这样。我在脸谱网工作的头半年时常会思考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一年后，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起码对我自己而言。
孩子的出生瞬间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女人变成母亲，男人变成父亲，夫妻变成家长，我们生活的重心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养育下一代也许是最值得尝试的人生体验了，但这也是最困难、最让人深感惭愧的经历。
为人父母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便是由谁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任务。传统上都是把孩子交给母亲带，仅仅喂奶这件事，就能从逻辑和生物的角度佐证这种分工，好在抽乳器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在谷歌的时候，我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电话会议期间抽乳。人们会问：“那是什么声音？”我会装糊涂：“什么声音？”当他们坚持说从电话里听到很响的“哔哔”声，我就会说：“哦，街上有消防车经过。”我以为自己挺聪明的，直到我发现电话的另一方恰好和我在一栋楼里，人家明明知道我在撒谎。被逮个正着……
尽管现在有不少方法可以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物学意义上的职责，但照顾孩子的一方大多仍是母亲。结果，升格为家长之后，女性的职场参与度明显降低。5在美国，孩子在3岁以下的母亲的就业率降至54%，6至14岁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恢复至7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3岁以下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降至52%，6至14岁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恢复至73%。6
最有可能离开职场的女性集中在家庭收入水平的两个极端，即其配偶处于收入水平的底层，或处于收入水平的高层。就美国而言，2006年，其配偶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即介于25%和75%之间）的婚育女性中只有20%退出职场。相比之下，其配偶收入处于底层水平的婚育女性中有52%退出，其配偶收入处于最高水平的5%的婚育女性中有40%退出。7
显然，女性决定做全职妈妈的原因各不相同。配偶收入处于底层水平的女性在尽力寻找足以补贴家庭支出费用的工作，而这些费用的日益上涨也让人难以负担。在过去10年里，育儿费用已经上涨至普通家庭平均收入的两倍。8在美国各州，送两个孩子去日间幼儿园的花销比全年房租的平均数还高。9欧洲国家的育儿补贴方面比美国高一些，但很多地方的育儿费用仍然非常高，尤其是5岁以下的孩子。10
配偶收入更高的已婚女性退出职场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女性为迁就其丈夫的工作时间而做出牺牲。如果其丈夫每周工作50个小时以上，那些带孩子的女性或较丈夫工作时间更少的女性，辞职的可能性要高出40%。11这部分女性中很多人都具有高等教育背景。2007年哈佛商学院关于毕业生的调查结果表明，男性的全职工作率高于91%，而毕业于2000年初和1990年初的女性中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分别为81%和49%。122000年，那些近40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中，只有56%的女性还留在职场，而男性的比例则是90%。13高学历女性大批离开职场是造成领导层性别差距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个人升格为家长之后的反应很难预测，但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当一对夫妇宣布有了孩子以后，每个人都会对男人说“恭喜”，对女人则会说：“恭喜啊！不过你对工作有什么打算？”人们普遍认为养育孩子就应该是女人的责任。30多年以来，这种观念一直没什么变化。根据对普林斯顿大学1975年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有54%的女性预见到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而男性的比例则是26%。对普林斯顿大学2006年毕业生的同一调查发现，62%的女性预料到了这个矛盾，男性只有33%。尽管两项调查间隔30年，但抱着对这个绊脚石的心理预期进入职场的女性几乎一直是男性的两倍。甚至在2006年，预计到这个冲突的男性中有46%的人希望自己的配偶放弃工作去抚养孩子，只有5%的女性相信自己的配偶会为家庭在事业上做出调整。14
个人选择其实并不总是像表面上那么个人化。社会的习俗传统、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家人的期望等，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女性退出职场从社会各方得到的不仅是允许，还有鼓励。
我们可以把事业想象成马拉松——一项历时漫长、备受磨炼最后可能有所收获的运动。再想象一下，这条起跑线上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受过专业训练。一声枪响，他们开始一起向前奔跑。一路上都有人为男人打气：“加油！坚持下去！”但女人听到的则是不同的声音：“你知道你并不是非得这么做！”或是“开始还不错……不过你很可能跑不完全程”。运动员跑得越远，给男人加油的声音也就越大：“坚持！你必须坚持！”但女人听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质疑声。外界的声音，加上内心的声音，都不断在质疑她们坚持跑下去的决心，甚至还会出现反对声。正当女性努力地承受激烈竞争带来的压力时，旁观者却大声喊道：“家里的孩子需要你照顾，你为什么还在跑？”
回到1997年，德比·黑梅特尔是莎莉集团（Sara Lee）新提拔的一位执行官。她立志要像她的偶像、百事可乐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布林达·巴尼斯（Brenda Barnes）一样，有能力领导一个大公司。即使在成家以后，黑梅特尔仍然在全力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然而，有一天她吃惊地看到《今日美国》的惊人头条是“百事高管以工作换家庭”，副标题是“22年的职场老将精疲力竭”。黑梅特尔说，在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心里的希望破灭了。她说：“如果连这么出色的女性都应付不了，谁还能做到呢？不久以后，我就接到了一家银行高管的职位邀请，但我拒绝了，因为那时我女儿刚满1岁，我认为自己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差不多10年以后，我接受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并且干得很好，但我耽误了10年。”
如果一个马拉松女选手可以忽略人群的叫喊声，通过最艰难的比赛中段，那么她通常还会继续奔跑。好些年前，我曾在纽约见过一位投资银行家，她的丈夫做公益工作。她告诉我，多年来她在银行界的女性朋友都一一辞职了，但由于她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所以不得不坚持到底。有些时候她很羡慕她们，并且觉得自己的工作太多，压力太大，但她别无选择。最终她被提升到了一个职位，周围的偏见少了，自己的影响力也更大了。现在她回想起来，很高兴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事业。今天，她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而且这样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也让她感到很满足。
学者和政治家（通常是男性）常常宣称做母亲是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是的，那些从职场中退出的女性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美国，只有74%的职业女性会不顾一切重返职场，只有40%的女性会继续从事全职工作。15然而，她们会发现自己的收入戏剧化地减少了。据调查，离开职场仅仅一年，女性的年平均收入就会下降20%；16离职2~3年17后重返职场的女性，其年平均收入将下降30%，而女性“驶出职场高速路”的平均时间正是2~3年。18在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这种“给妈妈的罚单”的现象也较为明显：产假时间越长，上班族妈妈和爸爸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普通上班族妈妈的收入比同职级男同事的收入大约低22%，没有孩子的女性的收入比没有孩子的男性的收入低7%。19如果社会真正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教育，那么各类组织机构就应该设法减少这种不合理的“罚单”，帮助社会上的所有人将事业发展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同时，上班时间过于死板，带薪事假不够，以及开销昂贵或不可靠的保育人员等现实困难也无法让女性在工作中发挥出最佳水平，取得最好的工作业绩。
一些女性因为工资不足以支付育儿费用，所以早早地放弃了事业。这种做法实在得不偿失。养育孩子的确需要巨大的开销，为此辛苦地工作也让人高兴不起来，但职业女性更需要对照未来的收入而非目前的收入来衡量育儿费用。安娜·费勒曾把自己32岁当上妈妈的经历称为“穿着橡胶鞋底的鞋走路”。费勒在营销领域做得刚有起色，但担心自己的税后收入养不起孩子。“丈夫一般都比妻子挣得多，所以如果要更高的回报率就得在丈夫的事业上投资。”她告诉我。但她回想起自己已经在事业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让她确定自己离开职场也不会有什么经济意义，所以她 “盲目地信心大增”，决定继续为事业打拼。多年以后，她的收入增加了很多倍。费勒将补贴育儿费用看作是为家庭未来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很聪明。如果一位女性的薪酬随着工作时间而增加，其职位也随之而提升，那么她工作时间的灵活度显然也会提高，因为职位更高的管理者通常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日程。
那么，假如一位男性想离开职场呢？我们很容易接受女人退出职场的马拉松比赛，那么我们对待想退出的男性却会更加苛刻。正如女性认为养育孩子是家庭重担，许多男性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堪重负。他们的自我价值基本上都与事业成功绑在了一起，所以除了拼命跑完这趟马拉松外，他们别无选择。
把孩子留给保姆照看，自己重返职场，要做出这个选择是很困难的。有过这种经历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明白这会有多么痛苦。但是，只有赢得一份能够说服自己、具有挑战性并且回报丰厚的工作，才能让这种选择成为一场公平的比赛。而且，即使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我们也完全有权利对生活重新评价。
任何幸运到可以自由选择的人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开放度，不要在刚刚驶入职场高速路时就寻找出口。不要踩刹车，要加速。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到必须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那一刻到来时，你所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 总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发现，虽然年轻女性常常声称自己会为将来的职业前景尽心尽职、会对未来的家庭尽心尽力，但她们也都预料到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会非常困难，并且需要做一番取舍。Janelle C. Fetterolf and Alice H. Eagly, “Do Young Women Expect Gender Equality in Their Future Lives? An Answer from a Possible Selves Experiment,”Sex Roles 65, nos. 1–2 (2011): 83–93; Elizabeth R. Brown and Amanda B. Diekman, “What Will I Be? Explo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Near and Distant Possible Selves,”Sex Roles 63, nos. 7–8 (2010): 568–79; and Linda Stone and Nancy P. McKee, “Gendered Futures: Student Visions of Career and Family on a College Campus,”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31, no. 1 (2000): 67–89.
2. Lesley Lazin Novack and David R. Novack, “Being Female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Conflicts between New Opportunities and Traditional Expectations Among White, Middle Class, Heterosexual College Women,”Sex Roles 35, nos. 1–2 (1996): 67.莱斯利·拉辛·诺瓦克（Lesley Lazin Novack）和 大卫·R·诺瓦克（David R. Novack）发现，如果不得不在结婚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尚在读书的男生有18%会选择结婚，而女生则会有38%选择结婚。他们还发现，有67%的男生和49%的女生会选择要工作而不要结婚。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开校园的人当中，大约有22%的男性和15%的女性选择了不去回答这个“是结婚还是工作”的问题，而大多数人的回答则是既要结婚又要工作。用莱斯利·拉辛·诺瓦克和大卫·R·诺瓦克的原话来说，“很多男性认为非要在结婚和工作之间做抉择简直是没事找事，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男性是能够鱼和熊掌兼得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自1997年以来，在18~34岁的年轻人当中，声称“拥有美满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的女性占受调查女性的百分比已有所增高，而相对的男性百分比则有所下降。参见 Eileen Patten and Kim Parker, A Gender Reversal on Career Aspirations,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012),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4/19/a-gender-reversal-on-career-aspirations/. 最近的另一项针对18~31岁年轻人的研究则发现，和男性相比，女性对于结婚具有更强的内在动力。参见 Judith E. Owen Blakemore, Carol A. Lawton, and Lesa Rae Vartanian, “I Can’t Wait to Get Marri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Drive to Marry,”Sex Roles 53, nos. 5–6 (2005): 327–35. 就这个问题，有一个例外值得注意，参见Mindy J. Erchull et al., “Well . . . She Wants It More: Perceptions of Social Norms About Desires for Marriage and Children and Anticipated Chore Participation,”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4, no. 2 (2010): 253–60, 该文针对大学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报告自己有多想结婚时，并没有什么差别。
3. 对工作成就感和流动的研究已有相关评述，参见Petri Böckerman and Pekka Ilmakunnas, “Job Disamenities, Job Satisfaction, Quit Intentions, and Actual Separations: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Industrial Relations 48, no. 1 (2009): 73–96; and Brooks et al., “Turnover and Retention Research: A Glance at the Past, a Closer Review of the Present, and a Venture into the Future,”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 no. 1 (2008): 231–74.
4. Caroline O’Connor, “How Sheryl Sandberg Helped Make One Entrepreneur’s Big Decis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log Network, September 26, 2011, http://blogs.hbr.org/cs/2011/09/how_sheryl_sandberg_helped_mak.html.
5. 在没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约有80%的人在工作；而在有孩子的女性中，这一比例则跌到了70.6%。至于男性，有孩子的男性有工作的比例则高于没有孩子的男性，两者的比例分别是94.6%和86%。这里讨论劳动参与率的问题，参考的依据乃是25岁至44岁男女的就业率，而所谓的有没有孩子是指是否有18岁以下的孩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able 6A: Employment Status of Persons by Age, Presence of Children, Sex, Race, Hispanic or Latino Ethnicity, and Marital Status, Annual Average 2011,”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unpublished table (2011).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hart LMF1.2B: Maternal Employment Rates by Age of Youngest Child, 2009,”OECD Family Database, Social Policy Division, Directorate of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http://www.oecd.org/els/familiesandchildren/38752721.pdf.
7. David Cotter, Paula England, and Joan Hermsen, “Moms and Jobs: Trends in Mothers’Employment and Which Mothers Stay Home,”in Families as They Really Are, ed. Barbara J. Risman (New York: W.W. Norton, 2010), 416–24. 丈夫收入处于最末端（即收入在男性收入中垫底的那1/4）的女性最有可能做全职太太，丈夫收入在男性收入中居于前5%的女性也是如此。
8.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ld Care Resource & Referral Agencies, Parents and the High Cost of Child Care: 2010 Update (2010), 1, http://eyeonkids.ca/docs/files/cost_report_073010-final.pdf.
9. Child Care Aware of America, Parents and the High Cost of Child Care: 2012 Report (2012), 7, http://www.naccrra.org/sites/default/files/default_site_pages/2012/cost_report_2012_final_081012_0.pdf.
10. 尽管在欧盟国家，正规的专业儿童保育机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家庭为此支出的花费则各国有别。至于在那些更多依靠私营机构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国家，要获得相关服务更为方便容易，但由个体家庭负担的花费也要更高一些。一些国家会用税收杠杆来减少育儿花费，这也就使得这些国家给予育儿事业较高的补贴，而不是对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一视同仁。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st of Childcare in EU Countries: Transversal Analysis Part 1 of 2,”Policy Department,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 (2006), 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ument/activities/cont/201107/20110718ATT24321/20110718ATT24321EN.pdf;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st of Childcare in EU Countries: Country Reports, Part 2 of 2,”Policy Department,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 (2006), 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ument/activities/cont/201107/20110718ATT24319/20110718ATT24319EN.pdf.
11. Youngjoo Cha, “Reinforcing Separate Spheres: The Effect of Spousal Overwork on Men’s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Dual-Earner Househo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 no. 2 (2010): 318. 这项研究同样发现，和配偶每周工作少于50小时的上班族母亲比起来，配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上班族母亲辞职的概率要高出112个百分点。
12. 2007年对哈佛商学院校友进行的一项调查，其相关结果系由哈佛商学院就业和职业发展办公室于2012年10月15日提供给笔者。另一项对有两个以上孩子的1981年、1985年和1991年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男性有全职工作，女性在这方面的比例只有38%。相关调查结论系由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迈拉·M·哈特（Myra M. Hart）于2012年9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研究者。哈佛商学院在对调查做出反馈时，女性的参与度总是较低，这与她们的人数比例极不相称。此外，这些调查在设计的时候，也没有给受访者预留机会，让他们说明自己如果没有有偿的全职工作又在做些什么。其实，即便当受访者声称自己没有做全职工作时，他们也很有可能积极地参与了非盈利性机构和社团组织，或者是在董事会里任职。应该注意到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因为生养孩子、优先考虑个人目标、承担家庭责任而在中途放弃自己的事业。想要更多地了解女性并非线性化的职业道路，可以参考Lisa A. Mainiero and Sherry E. Sullivan, “Kaleidoscope Careers: An Alternate Explanation for the ‘Opt-Out’Revolution,”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 no. 1 (2005): 106–23.
另有研究发现，不同学业背景的女性，其就业参与率也很不相同。根据对1988年至1991年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历的女性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她们毕业15年后，曾获医学博士学位的已婚已育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率最高，达到94.2%；而大学里获得其他学位的已婚已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低得多，分别是：获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为85.5%、获法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为77.6%、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女性为71.7%。这些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似乎表明，不同的专业会影响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参见 Jane Leber Herr and Catherine Wolfram, “Work Environment and ‘Opt-Out’Rates at Motherhood Across Higher-Education Career Paths”(November 2011), 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wolfram/Papers/OptOut_ILRRNov11.pdf.
13. 这项对1979年、1984年、1989年和1994年级耶鲁大学校友的调查是在2000年进行的，引自Louise Story, “Many Women at Elite Colleges Set Career Path to Motherhood,”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09/20/national/20women.html?pagewanted=all.
14. Amy Sennett, “Work and Family: Life After Princeton for the Class of 2006”(July 2006), http://www.princeton.edu/~paw/archive_new/PAW05-06/15-0719/features_familylife.html.
15. Hewlett and Luce, “Off-Ramps and On-Ramps,”46.
16. Stephen J. Rose and Heidi I. Hartmann, Still a Man’s Labor Market: The Long-Term Earnings Gap,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2004), 10, http://www.aecf.org/upload/publicationfiles/fes3622h767.pdf.
17. Ibid.
18. Hewlett and Luce, “Off-Ramps and On-Ramps,”46.
19. OECD, “Figure 13.3: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is High Across OECD Countries: Gender Pay Gap by Presence of Children, 25-44 Years Old,”Closing the Gender Gap: Act Now, (OECD Publishing: 2012),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7937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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