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略事洗漱，邵长水便和衣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合上眼，稍稍镇静一下自己，让呼吸匀和下来，然后又坐起，重新翻开记事本，把跟曹楠的谈话内容，逐一回忆了一遍。他忽然想起，跟她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问一下，祝磊那份材料的原件到底哪去了?还没整明白在保险柜里被炸掉的那份，究竟是不是那原件。
  他赶紧打通五号楼的电话，告诉曹楠先别忙着休息，他还有个挺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来补充问一下；说罢，匆匆往五号楼赶去。
  曹楠当然不会马上休息。经过这样一番谈话，就是木头人，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平静。况且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手腕上的伤口比在医院“抢救”时那会儿，一胀一胀地跳疼得更加厉害了。也许那会儿只想着死，疼就完全被忽略了。也许大夫当时用了麻药或止痛的药，而几个小时过后，这些作用于神经的玩意儿，逐一在失效。
  也许八十八号这儿的环境，那死一般的寂静，能使最麻木的人也可以充分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每一点最微弱的疼痛……她低声呻吟了几下，辗转换个睡姿，还是忍受不住，便开开灯，查看了一下伤口处的包扎。刚想探过右手，去拿水和止痛片，门外就有人进来了。她以为是邵长水，便索性披上衣服坐起。但进来的是复核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被安排在隔壁房间休息，目的还是为了照顾和看护曹楠。
  “疼吗?”那女工作人员递过药片和水，轻声地问道。
  “真对不起，闹得你们都没法好好休息。”曹楠诚恳地说道。
  “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得走那绝路”女工作人员跟大姐或大嫂似的，温存地啐嗔道。
  “……”曹楠红红眼圈，低下头去。
  “快把药吃了。躺下吧。”女工作人员说着，就要替曹楠把披在肩膀头上的衣服给去了。
  “一会儿邵助理还要来说事哩。”曹楠忙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她总习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也许看他的年龄和气质，应该是担当“助理”那个角色?
  “没事。他来归他来，你就躺着。出那么多血，不好好歇着，怎么行?吃一堑长一智啊。流点血，长点记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谁?还不是你爹妈?!”女工作人员提到“爹妈”，眼睛略略湿润起来。
  “……”曹楠再次低下头去。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别瞎动。”女工作人员替曹楠掖好被角，拧弱了有调节光线强弱功能的台灯，便径直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也想到，一会儿邵组长还要来，留一点灯光，比较适宜。
  没等脚步声完全从房门口远去。曹蒲便又慢慢睁开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头晕，口干舌燥，使她觉得还是稍稍坐起来一点为好，同时又喝了口水，润润又有点苦涩的喉咙，挣扎着把外衣穿好，并设法把伤了的左手垫得高一些——这也是刚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伤部位，免得血往那儿淤积!能暂时减轻伤处胀疼。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还是刚吃下的那两片止痛药的作用，或者还是因为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伤处果然不像刚才那样火辣辣地疼了。执疼到不太疼，这种感觉真好。但这一刻的恍惚间，她再次感觉到冰凉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阵麻酥酥的痉挛，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地近似疯狂的张望．那种绝望和恐惧，多义的绝望和恐惧，非常混乱的恐惧和绝望……
  事情当然还是由齐神父的那个电话引起的。齐神父并不知道“改写”和“伪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劳叔跟她谈完后，她心情非常古怪，说沉重，不太够；说压抑，也不太全面；说害怕，似乎仍嫌单一了些……她不愿意相信劳叔因为对他自己和周围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才要向这世界说“假话”的，而且还要“强使”即将被处决的祝副市长在临死前也“奉献”出一份“假话”。
  难道人只能这样活?他们的今天，就是她的未来?
  接受委托，把一个人，一个曾被自己“无比”钦羡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话，从“死的牢笼”带往“鲜活的人间”——这使命让她惶惑，却也让她激动万分。替一个活在最艰难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满着风险——二十岁刚出头的她为此而激动、战栗。她一直为自己能跟这些富有阅历，并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长者交往而感到荣幸。(有没有虚荣的成分?也许吧。)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书，它本身和它的讲述，都是属于过去时的。即便它讲述的是对未来和未知的预测和猜想，当这些预测和猜想形成文字和书籍，被送进图书馆来以后，它一定也就成为了“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预测和猜想，对更广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经或正在萌发和产生了。站在图书室的柜台里，注视着柜台外来借书还书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站在历史和现实、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上。她把历史递给现实，她让现实倾听历史。但她知道，自己却是浅薄的、苍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是茫然的。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她有
  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感到“茫然”。她寻找成熟、成就，寻找力量……为此，她结识了李敏分、劳东林，结识了祝磊，以至顾立源……书，是他们之间的媒介。他们从她这儿找到了书。她要在他们这些拥有现实的长者身上去寻找对她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实”。他们都对她很好——虽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们都不曾妄图“伤害”她。(是来不及，还是不敢，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伤害她?她没细想过。)跟他们交往，总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紧张、兴奋和忐忑，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隔阂和拘谨。其实她并不想完全破除这种“隔阂和拘谨”。反倒是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时时感觉到有那种破除这“隔阂和拘谨”的冲动。
  第一次见顾立源，就让她感到特别不习惯。是祝磊带她去见顾立源的。那会儿，他还没调省里来。也就是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时候——还在陶里根当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说的那‘闺女’?那，是不是该叫我大伯?”他嚷嚷着，用力地握着她的小手。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门，狡黠而活跃的目光．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肩头披着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时地习惯性地耸耸头，以使大衣不会从肩头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儿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或两个秘书、随从之类的人。一转身，一投足，他那双永远擦得明光锃亮的扁头皮鞋总在闪烁着经典的光彩……所有这一切都使年轻的曹楠产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么不像平时在报纸和电视里常常看到的那市委书记和市长啊?他怎么更像印象中的老板、经理?而让她更为“出奇”的是顾立源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是不是得给一点见面礼啊。”他大声笑道。这句话刚说完，他那位秘书立即从随身带着的黑皮包里数出一千元现金递给曹楠。当时给曹楠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上这屋里来搞直销的女孩，众目睽睽之下，可怜兮兮地正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多少?”对钱的多少似乎有非常准确的敏感度的顾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后，立刻很不高兴地瞪了秘书一眼，训斥道，“你在打发谁呢?”秘书苍白起脸，忙又数出一千元。顾立源更不高兴了．大声呵斥：“你抠抠索索地在丢谁脸呢?花你钱了?快掏!”秘书吓得赶紧再去黑包皮里掏钱。但在包里摸索了一下后，那只手好像是粘在了包里似的．迟迟也拔不出来了。在场的人，包括顾立源自己都明白，包里肯定没现金了。秘书又不敢明明白白说出这个可能会让顾立源更加恼火的情况。顾立源一时间也有点尴尬：这时．聪明的祝磊出来救场了。他微笑着走过来，从那两摞现金里馒条斯理地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到曹楠手上，说道：“颐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给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么份儿上才是个头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没有少，也就不会去多。没有多，也就不会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趋。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多’和‘少’，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为之苦恼的向往的矛盾的挣扎的根本。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上来吧。回到这最少、也是最伟大的起点上。拿着吧，闺女，顾伯伯希望你能在这‘一’的基础上，演绎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未来的百、千、万来。”随后他把其余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个黑皮包里了。事后，曹楠困惑地问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别推崇陶里根的这位顾书记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俗人。对不起，我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恶俗’。你瞧他那霸道劲儿，加上那件在肩膀头上晃唧晃唧的黑大衣，那两个一时也不离身的跟屁虫，还有让他那些跟屁虫替他往外掏钱时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蛮气，啥市委书记么，整个儿一个黑老大嘛。”李敏分笑道：“没错，在陶里根市委市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大’。”曹楠皱起眉头问：“这样好吗?”李敏分笑道：“这有什么嘛。‘老大’这个称呼本身并不具备什么褒贬性。渔民把渔船上掌舵的人称作为‘船老大’，是褒耶，贬耶?我们汉族人把家中长子也称作‘老大’，是褒耶，贬耶……”曹楠特别忌讳别人不把她当“汉人”，于是立即抢过话头说：“你们汉族人?别跟我说这个!”李敏分忙挥挥手笑道：“咱们汉人。咱们汉人。对不?”然后他又解释道：“顾立源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条咱们北方的豪爽汉子，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一个特别耍得开，又特别收得拢的人。你现在看到的，无非只是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一些很浅层次的东西。”“他深层次还能有啥?我真的很怀疑……”曹楠皱起她那好看的小尖鼻子，哼哼道。“那你可大错特错了。”难得激动的李敏分这时却激动了，立刻站起来大声叫道，“这是一个深浅难以捉摸、前程也让人无法估量的人。难以捉摸，无法估量。难以捉摸，无法估量啊。”他毫不吝啬地倾情重复了两遍。
  后来，曹楠在不断接触顾立源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李敏分当初所说的这“难以捉摸”和“无法估量”八个字的含义。这里有令她“生厌”的东西，也确有让她“难以捉摸，无法估量”的东西。那一回见面后不久，颐立源到省城来参加省委扩大会。前边说过，按这两年的惯例，只要顾立源一到省城．那些先行调到省城来工作的陶里根籍干部都会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让他“高兴高兴”，“放松放松”，同时也让他们自己“高兴高兴”，“放松放松”。自从祝磊调任省财经学院副院长后，这样的聚会一般都由他牵头组织。参加聚会的常常还会有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当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定是有相当实力的大老板。一来，这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平时和这些陶里根籍的领导干部们的确也是处得相当不错的朋友、哥儿们；再者．有这些老板参加，聚会无论花销多大，也就有人埋单了。所以．潜意识中，大家也愿意有这样的老板参加。这些老板当然根本不在乎这一点花销．都争着埋单，争着做东。
  那回曹楠也参加了：是祝磊把她带去的。这是曹楠第二次见顾立源。顾立源还是那样的咋咋呼呼。但可以看得出，他见到曹楠，非常高兴，主动过来拉曹楠的手．亲自安排她坐在他身旁的贵客位置上。说话的时候还老拉着她的手不放。有时干脆搂着她的肩，把脑袋贴过来．几乎要挨着她的脸颉了，仔细倾听她的低声细语。(曹楠是心慌，不自在，才不敢大声说话的。但这样一来，却闹得她越发心慌，越发的不自在．还有一点反感。)但很快，她得以稍稍地安心了：原因是。她发现，昕有在场的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什么事。没人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俩。难道他们都认为这么接触是很正常的?可再问一问，这么接触．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这一群人，年龄大约都在四十至五十之间．均为阅尽当下人世沧桑的中年男子，还有什么场面是他们“读”不懂、或“读”不了的?他们都是顾一手提拔和扶携的，顾把他们视为心腹。他们视顾为知己。况且，曹楠后来发现，顾书记注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让她非常意外、甚至让她多少还有一点感动的东西．那是一种很直率的探询，很平等的交流，他把那一帮人完全撇在了一旁．只是在低声地跟她探讨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正常能力的发挥?“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产生“心理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心理问题在我们这儿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体制，对人的心理病态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在起着掩饰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等等等等。开始，她还能回答一二，到后来，完全听他一个人在那儿絮絮地论述了。她也回答不上来了，他也不容她插嘴了。听得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读了一点书的，也做了些思考的，但也仅此而已……
  在他跟她谈论“心理学”问题的时候，别人也在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他们各自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平时也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像今天似的，凑到一块儿来的。一旦凑到一块儿了，总是会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的信息要交换，有很多的事情要相互“拜托”，也有某些以往的误会要澄清，甚至有一些“秘密协议”得赶在这样的机会里赶紧在口头上“草签”了。这时候，顾书记往往会突然停下跟曹楠之间的激情论述，突然插到其他人的谈论中去，针对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某一件事，或狠狠地把其中的某一位批评一通，或为他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或发出一些严厉的警告，然后又回过头来接着和曹楠论述他的“心理学问题”。这的确让曹楠非常吃惊和佩服。他那么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始终在掌控着局面，即便在这么一个很具体的微观场面中，他也绝不“放之任之”。是责任感所使?还是精力特别旺盛所使?还是权力欲过于强烈所使?还是他太把这些同志当自己人了，所以他们的一切，他都想干预，都想帮助，都想指点，才做得如此无所顾忌?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下都这么无所顾忌的。这顿饭吃到一半时，又来了两位陶里根籍的女老板，是姐妹俩?还是妯娌俩?还是俩老同学?这就说她们不清了。反正她俩一来就嚷嚷，今天这顿饭，由她们埋单，然后请各位上春光剧场看二人转。位子都订好了，是三十元一位的贵宾席。据说在剧场里演出的是铁岭赵本山那圪瘩最好的二人转剧团。然后就闹着非要跟顾书记敬酒。“能喝一斤的喝八两，这样的干部欠培养。能喝八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高兴。”“你喝仨，我喝仨，咱俩花好月圆一窝发。”“一窝发、一窝发……”其中一位女老板一边接茬往下说笑着，一边一歪身就要往颐立源褪上坐去。顾立源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侧身，躲过了那“一歪”．并用手扶了那位年轻的女老板一把，笑着连声说道：“喝多了，你喝多了。”那位女老板把眼一瞪，“哗”地往自己手上那个玻璃杯里倒了大半杯五粮液，足有三两多吧，一口就干掉了，然后小牙一咬．小眼一瞪，发着狠劲儿说道，“今儿个在顾书记跟前，谁……谁……谁也不许……不……不许说自己喝多了。谁说自己喝多了，就罚一瓶吹。”所谓的“一瓶吹”，就是一手拿着一瓶白酒，一手叉着腰，嘴对着瓶口，一仰头一气喝完一整瓶。那形状酷似“吹号”，所以“美”其名目“一瓶吹”。“好。喝酒就得这么干脆。”顾立源赞许道．让一直伺候在一旁的服务生给自己的玻璃杯里也倒了有大半杯的五粮液，并一口干了。还倒扣过杯子，向在场的各位亮了亮杯底．赢得一片掌声。但后来曹楠发现，不管这两位女老板如何地来跟顾“套近乎”，顾总是不温不火地跟她们保持着三分距离，总是习惯性地把手都背到自己的身后，后来其中的一位实在疯闹得太不像话了，两位男老板不得不把她架了出去。其中一位是介绍她俩来的．事后挺不好意思地向顾道歉。顾却十分宽容地挥挥手．什么批评的话都没说，还简单地问了问她俩企业的情况，知道她俩还在艰难起步之中，便请那位男老板转告她俩，有啥困难，可给他秘书打电话：还说，这两人将来一定能办成一点儿事，就是路子有点野．得攒着点劲儿、留点后路才行。
  后来，曹楠跟祝磊也谈过自己对顾立源的印象。祝磊让她别在背后瞎议论领导，同时也说了一些李敏分说过的话，比如：你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可以只凭这些很浅层次的东西去判定一个人，更不可以据此去判别一位领导同志。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命现象，非此即彼不对，非黑即白也不对。当领导的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他们得遵从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不断重新塑造他(她)自己。能够不断改变自己、不断重新塑造自己的，就是成功者。反之，就很难说了。所以，你们在场面上看到的，常常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他们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时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也常常被许多人忽略，有时甚至被他们自己所忽略、遗忘，甚至“丢弃”。“您也是这样?”曹楠好奇地问道。“你说呢?”祝磊不置可否地反问道。“您也是当官的，而且官也不小。但我觉得您在人前人后，变化不大嘛。”曹楠想了想，说道。“是吗?”祝磊仍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反问道。后来，相识得更熟了，她才从祝磊和李敏分那儿得知，顾立源这些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后的两三年里，变化最大。他原先为人也豪爽，办事说话也干脆利落，脾气也有点急，而且聪明，点子多。人说他“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一转身一个点子，一个坏笑一个点子”。但，很明显的区别是，那会儿极少看到他在公众场合发脾气。基本上不会逮谁训(骂)谁。而现在，这几乎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这里当然也得说一说顾立源和祝磊的区别。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来，曹楠所关注的一件大事。祝磊每过上一段时间，总会打个电话把曹楠叫到家里，或别的什么聚会场所去，“聊上一聊”，问问工作、生活情况。顾立源却很少这么做。在这方面，顾要显得谨慎得多。在曹楠的记忆里，好像顾书记从来也没有单单为了要
  见她而主动打电话来叫她的。顾在陶里根任职时，曹楠还能见他多些——因为有那样的聚会。自从曹楠认识了顾以后，每一回这样的聚会，祝磊总会叫上曹楠。一见曹楠，顾总会显得特别高兴，拉着手，搂着肩膀，低声说上一些玄而又玄的话题。他喜欢称呼她“我们的小朋友”、“早熟的小朋友”、“眼睛会说话的小朋友”、“脸色苍白的小朋友”，有时还会称她“阴沉的小朋友”。但也就仅此而已。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要见曹楠而特地由他自己出面来约她的事情。但看得出，他是愿意见到她的。这一点，任何一个女孩，即便秉性不是那么灵捷敏感，第六感不是那么发达，也是能清楚地判读出来的。有一回聚会结束前，祝磊先走了。那回．李敏分又没去。(李敏分不是陶里根籍人氏。但他喜欢帮着张罗这一类的事。他跟祝磊关系特别好。所以，这样的聚会也常常能有他的身影在场。)以往聚会结束，不是由李敏分开车送曹楠回家，就是由祝磊的车送。那天顾立源说，我送。其他人就不作声了。上车时，顾立源让曹楠到后边来坐在他身旁：曹楠犹豫了一下说道，我还是坐前边吧，可以给司机师傅指个路。“坐这边来。要你指啥路嘛?你说个路名就行了。保证错不了。坐过来坐过来。”他招招手，强求道。事实证明，顾立源的司机对省城大街小巷的熟悉绝对不亚于省委大院里的任何一个司机师傅。他的司机对省城的熟悉，不仅仅是因为要经常送他到省里来开会办事。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关系特殊事情需要特办的时候，不宜或不必由他本人出面时，也是由他的秘书坐着他的车，有时干脆就由司机师傅一人带着要送的礼物东西和材料，独自前往省城把事办了。这样的事，在过年过节的前夕，特别多。那时候，顾立源手里还掌握着一份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门处以上干部和中央各大媒体驻省记者站记者的生日日期明细表。每逢如此“佳日”，他都会委托司机，代表“陶里根人民和党政机关的同志们”，带去一片真诚的祝福和“微薄”的一点心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司机甚至比省委大院小车队的师傅还要熟悉这个城市。因为，那些师傅真还不一定知道省委省政府大楼上每一个处级干部和每一位中央驻省记者的家门是朝什么方向开的。
  说实话，那天曹楠坐进暗暗的车后座．坐到顾立源的身旁，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忐忑的：这位在众人面前都毫无顾忌地喜欢拉着她的手说话的顾书记．在这个窄小私密、又完全由他掌控的空间里，进一步会做出什么“夸张”的举动．真的很难预测。曹楠有过类似被男同事和男领导的某种“夸张举动”骚扰的遭遇。他们在跟你说事时，装作漫不经心、特别随和的样子，说着笑着，那只“咸猪爪”就会伸到你腿上按两下，抓一把．或拍拍你的脑袋，有的甚至还会摸摸你的脸颊，捏捏你的鼻子：对于某些人，她会毫不留情地拨开他们那只“咸猪爪”；对于另一些人，她不会去“拨”，但会躲一下；有的，则会狠狠地瞪他们一眼；对个别“老油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家伙，在他凑过来又摸又拍时，她既不躲，也不拨，她会用她穿着硬底中跟皮鞋的脚突然朝对方的脚面上狠狠地跺上一脚。等对方疼得既不敢哇哇乱叫，又不得不哎哟哟直吸冷气时，她会不动声色地问：“还有啥要说的?我听着哩。”……但是对待这位顾书记，她的心情却挺有点复杂。他身上的确有让她感到“讨厌”的一面，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她知道他在陶里根也确实受到不少人的“敬重”和“崇拜”。三五年内，他的确让陶里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知道自己是在很真实地接触一个在真真正正“创造着一个地区开拓史”和“改变着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也就是说，最起码，今后人们在书写《陶里根当代史》的时候，只要抱着秉笔直书的态度，是不能回避这个人的。否则，这部《陶里根当代史》就会出现几页或十几页的空白。随着了解的深入，她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很“俗气”、很“浅薄”、很“外露”、让她很不喜欢的东西，有一些确系他天性中原有的，但多数是在后来一点点的变异膨胀中，不知不觉地吸附到(依附到?)他身上去的。就像一艘万吨巨轮长途跋涉后，原先光滑的船身和船底，总是会沾满坚硬而庞杂的贝壳类吸附生物。它们把你当成了自己繁殖和繁荣的最佳平台，全然不管你原定的航程有多么遥远和艰难曲折。再加上你又缺乏自卫的心理准备和自洁的外部机制，那么这艘航船越走越沉重、越走越吃力是肯定的了，有朝一日终将搁浅或倾覆，也是指日可待的……
  在此同时，曹楠从这位顾立源身上还感受到了一种在别人身上少见的执著和顽强。你可以说他主观，武断。但他所说的所做的却总有几处是你所想不到的，或者是想到了又不敢付诸行动的，或者是付诸行动后又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的，或者坚持到成功后又无心去积小功为大功的……比起他周边的人，他总是显得那么的生动。咄咄逼人。似乎不可一世。却又处处脚踏实地。他在陶里根能拍着桌子骂哑了所有的市委常委，独自强行拍板决定一项数亿元的投资项目。事后证明，他那一回的“强横决定”是“英明正确”的；他又能亲自跑到老城区的后横街去，亲自摇着三角小红旗，吹着哨子，指挥两台功率强大的推土机把几个钉子户推平了。这就是顾立源。
  他身上确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着曹楠。这“东西”，到底是个啥?很长时间，曹楠自己也说不清。但它肯定不是职位和级别那一类的玩意儿。在比较了祝磊的幽雅从容．李敏分的机智热情，以及其他各种曾让她注目过的那些大男人后．她确实感觉到，在这位顾立源先生身上，有一种为他们所都不具备、或不太具备的东西，一种她心目中的优秀男人应该必备，但相当多的优秀男人偏偏都没备，或备了又并不充分的东西=它是什么?应该是属于生命力那一类范畴里的东西=再具体的．她就说不清楚了。她只能感觉到它，就像一架正在浓雾中强行起飞的大力神运输机一样，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移动．而这种存在和移动的模糊感偏偏又是突破性的，偏偏是那么的强烈，无法抗拒……
  所以，那天她第一次搭乘“顾书记”的专车回家，又得单独和“顾书记”同在后排就座，她是忐忑的．不安的。她怕真会闹出啥特别的不愉快来，那一向以来就让她感到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高大形象”崩溃于一旦，是她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但又不愿在这短暂的时刻中，啥事也不发生=如果这个“刨造过一个地区的开拓史”和“改变过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一路上只是稀松平常地跟自己打几声哈哈，而后就无事人一样，把自己当一件东西那样送到家门口，应付差事似的敲敲车窗玻璃告个别．那也是自己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
  那么，你究竟愿意他怎么对待你?
  不知道。
  上车的时候，她的确有点心慌：
  今儿个慌啥呢?
  车刚启动的那一阵子，这位年轻的书记大人似乎没去在意自己身旁还坐着一位客人，而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客人。他完全放松下自己，脸上也卸去了刚才在众人面前必须要有的微笑，显得略有些疲乏，半闭着眼．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车里当然不会开灯。两人就这么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那一对刻，曹楠还真有些尴尬和不快。后来，突然听到书记大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包放到座位上?人也放松一点。这里没人要抢你的这个包。”慌慌的一瞥之间，她看到，他说这话时，眼睛仍半闭着，人仍仰靠在柔软的车座靠背上，甚至连头都没有向她这边转过来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她才发觉，自己上车后．一直非常紧张地靠车门那边坐着，而且一直把小皮包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她脸一红，赶紧把包“扔”下。这一“扔”，不料用力过大，包滚到了地上，滚到了顾书记的脚下。因为它紧挨着顾书记的脚，让她觉得不便立马弯腰去捡，正在无比尴尬和再三迟疑之际，顾书记却已经把包给她捡了起来，同时也没忽略了帮着抹去包上那点根本也不存在的灰尘。
  “谢谢……”接过包时，她再一次涨红了脸。书记而后就询问了些有关她家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住在那儿多久了?…‘那是谁的房子?”“那儿每月租金多少?”“有没有拆迁的可能?…‘你家里有下岗的吗?”“每月除了那点死工资外，省文化系统还能给你们一点额外的补贴吗?”听曹楠回答这些问题时，眼睛虽然不再是半闭着的了，但还是不看着曹楠，只是偶尔地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打量一下曹楠；只是在问到“最近社会上流传些啥新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时，他完全把身子转了过来，不仅聚精会神，而且饶有兴味地看着曹楠，等着她回答。谈下来，曹楠发现，她知道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远不如他多。而且他能用地道的东北、河南和四川“龟儿子”方言，抑扬顿挫地念那些顺口溜和讲述那些政治笑话，产生奇佳的现场效果，让她不仅笑出了眼泪，还笑疼了肚子，笑得直喘不上气。但他不笑，只是很平静很温和地说着，就像在说春风春雨日落日出一样。车快到码头街了，他不说话了，而且突然问了一句：“你有啥事要我办的吗?”或者说是习惯性地随口问了这么一句。他这么问，真的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这些年，无数人找他，接近他，绕来绕去，说天道地，到最后无非就是“求”他办事。所以，他习惯了，只要来人，简单寒暄后，不等对方开口，就先主动问这么一句：“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如果没有，再谈别的事。如果有，就赶紧谈“要办的事”。这样省去许多宝贵的时间。这对于他来说，已经像一般人见面问“吃了吗”一样，常规化了套路化了，并没有半点见外和居高临下的含意。但这句话在曹楠听来，却挺不舒服的。她觉得，对方把她放在了社会上那些女孩的位置上．好像她们来接近领导，都是“有求”于他。在这一瞬间，她觉得有一点别扭，甚至隐隐地觉得受到了某种“伤害”……
  当然，当时她不可能做出别的反应，只是微微笑了笑，摇着头说：“没有啊。没有什么事要求您书记大人办啊。”
  “真没事?”他还不信。
  “没有啊。真没有。”她答道。这时的微笑已经使脸颊上的肌肉感到有一点僵硬了。但还得保持着。
  车很快到了码头街，停在大杂院过街门洞前。也许没有想到曹楠这么样一个出色的女孩怎么会住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大杂院里，他透过车窗仔细看了看那灰暗肮赃的街面房子，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正待要下车的曹楠，迟疑了一下，又问了句：“你……真没事要我办?”言下之意，好像是：只能住在这样一种老房子里的女孩，会没事要我办?曹楠没再出声回答，只是默默地笑了笑，就下车去了。等她都快走进那个在路灯下看起来非常黝暗的过街门洞了，顾立源的那辆奥迪车还没启动。好像到这时候，顾还不信她真的住在这里，非得等着看个究竟似的。一直等到曹楠进了院子，踏上那架直通三楼去的摇摇晃晃的木楼梯后．奥迪车才不甘心似的开走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曹楠都没再去见这位“顾领导”。顾立源当然不会主动打电话来找曹楠。不久．顾调到了省里。又过了一段时间，祝也离开了省财经学院．调任省城的副市长。后来，她只是听说，升任副省长后的颐立源．尤其是后来当了代省长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办事虽然依然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干脆利索，但显然要谨慎和稳重得多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她当然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也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祝磊当上副市长后．变化倒并不大，只是忙得厉害，但他还是很愿意抽一点空．找个清静的地方，跟这个“干女儿”待上一会儿。他跟曹稽相处时．从来不像顾立源似的，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过于亲切”的举动。他总是不远不近地坐在小丫头的对面，饶有兴趣地听着她那好听的女中音的发声。(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想跟曹楠待上一会儿，真的只是想听听她清脆的声音，看看她可爱的笑容，至于她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对于他完全不重要。但他要比顾立源更懂得这样一种自视较高的女孩的心理。他不会去告诉她，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而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一回，曹楠去看祝磊，无意中撞见顾立源和祝磊在吵架，吵架后不太长时间，就发生了那起祝磊开枪杀人事件，给她心灵蒙上了极沉重的阴影……
  当时，她已经感觉祝磊和顾立源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关系已然不像从前那么融洽。这让她感到困惑。因为顾立源到省里工作以后，几乎跟所有的人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人们过去都怕他，现在觉得，他人变得平和了，许多事情拿到他那儿，都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了。惟独以前跟他相处得最为体己的祝磊却跟他疏远了。当然，他俩之间的这种“疏远”并不是一般人能感觉得出来的。但曹楠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回，她无意间跟祝磊谈起，最近常有人在议论“顾副省长”调到省里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想听听他的看法。祝磊对此却显得相当的不耐烦。祝磊在曹楠面前，是很少表现出“不耐烦”的。因为祝磊的“不耐烦”，曹楠特别忐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去看望他。她不是生气了，而是不想(不敢?)再去惹祝副市长不高兴。后来还是祝磊先给她打了电话，先是说，他夫人去澳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又说这些日子他重感冒了，带病坚持工作了两天。今天实在抗不住了，休息在家。问她，能不能去看望他一下。“病了?咋整的嘛!吃药了吗?我马上就过去。”她惊诧万分地放下电话，打了个出租，就过去了。出租车是不允许进他们那个家属院的。下了车，在传达室办完登记会客手续，急匆匆地往里走去。
  院子很大。这里曾是一个很重要的航空研究机构所在地。中苏边境紧张时刻，研究所撤离，这里变成了某主力野战军总部的驻地。边境气氛缓和以后，大批野战部队撤走：研究所又没回迁，院子便空关了一阵。后来由市里接管。研究所时期在院里为中外专家建了些小楼。祝磊调任副市长后．当然要为他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试探着问祝磊，愿意不愿意上“航空所”院里去住。那儿地方大，但就是远一点．房子也旧了一点。不少市领导宁可等着新房子，也不愿意上那儿去“将就”。没想到，祝磊挺痛快，去。干吗不去?再远，总不会有陶里根远吧?这样，他就带了个好头。以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市级领导，包括一些退下来的副省级干部，住进了这个院落：其实这儿幽静=开阔。四处散布着一些百年大树。后山不远。空气清新：生活嘛，只要有省市一级的领导来住，自有人赶紧来张罗这方面的事，完全不用犯愁。机关事务管理处的同志原先还想着要为祝磊把小楼重新装修一下，被祝磊拒绝了，只是全部粉刷了一下．因为有些边边角角上还残留着什么“打倒苏修美帝走资派”之类的标语．太煞风景。
  由于院子大，又是步行，那天曹楠还带了一罐事先炖好的野生菌汤，记忆中，好像走了挺长时间．待走到那幢小楼前，忽然发现，已经有人“抢”在她之前来看望祝磊了。那是一辆黑壳的大奥迪车，车牌号是熟悉的，司机也是认识的。是顾立源来了。
  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顾立源了。那时，圈子里的人都在传，顾立源很快要“扶正”，升任省长了：她好几次想打个电话去，表示一下祝贺，顺便跟他开个玩笑，说一些诸如“官越做越大了，怎么朋友越来越少啦”之类的话。但．每一回犹豫半天，拿起电话，还是又放下了。不想去麻烦一个快要升官的长者。但这会儿，骤然间看到那熟悉的车号和车身．她还是有些激动的；悄悄地跟司机打了个招呼，又做了个手势．询问副省长和副市长都在屋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便加快步子向小楼走去。小楼的大门果然是虚开着的。在门厅里放下手中的东西．套上塑料做的鞋套，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门前，刚要伸手去敲门，就听到从门里传出一阵阵激烈的争吵声。一开始她以为屋里除了顾、祝，还会有另外一个(些)人在。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假如只有顾和祝两人，是绝对不可能吵架的。她多次见到过顾和祝同在一个场合时的情景。他俩总是相处得十分和谐。当然这种和谐是以顾为主导，祝做配合、协调。他俩主辅分明，相得益彰。即便在什么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总是以祝的忍让和保持沉默，而维护了现场所必须的那种和谐和一致。
  ……但在门外稍稍“侦听”了一会儿，她惊愕地发现，客厅里并无他人，争吵的正是顾和祝两位。这下，她完全愣怔住了，甚至都不敢去敲门了。就这样在客厅门外，呆站了好大一会儿。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听不明白他俩到底在吵个啥，但是，两人中，嗓门扯得更大、语调更为激烈、滔滔不绝地说得更多的不是顾立源，而是平日在众人面前总是显得温良谦让低调的祝磊。这又是为什么?她整个儿都被弄糊涂了。她听到他俩不断地提到“陶里根”，提到“盛唐公司”，提到“饶上都”。她不时听到顾立源在用嘲讽和挖苦的口吻，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这太可笑了……简直太笑了……”每一回重复，都会引来祝磊的一阵极其慷慨激昂的长篇反驳。由于祝磊反驳时语速超常地快，语气超常地激烈，说的那些事情又是她完全陌生的，所以，能让她捕捉到的语句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些了：“陶里根”、“盛唐”和“饶上都”……还有就是祝磊不断地在使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复数的指称代词：“我们”怎么怎么，“他们”又怎么怎么……其实，如果她要能静下心来细听一下的话，谈话内容大部分还是能够听个八九不离十的。毕竟只有一门之隔嘛。小楼里又比较安静。他俩的嗓门儿又那么大。但是，当时她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她平生头一回接触到这样的场面：一个省里的主要领导和一个市里的主要领导，面对面地跟两个撕破了脸面的中学生似的在那儿扯着嗓门干仗。完全匪夷所思……
  她知道自己不该在门外这样“偷听”下去，但又不情愿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她知道自己既不该、也没法去过问他二人之间的任何矛盾和分歧。但冲天海啸再嚣张，也总有退潮的那一刻。作为他俩共同的“小朋友”，别的事做不了，适时地给他俩火辣辣的“伤口”上敷上一小块清凉的敷料，让跳疼的伤痛稍稍得以舒缓；再递
  上一小杯同样清凉的饮料，润润他们焦躁的喉咙，总是可以办得到的，也是应该办的吧?于是在稍稍地迟疑了一下之后，她提溜起那个汤罐和一网兜水果，踮起脚尖轻轻地上了楼梯。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平台处，悄悄坐了下来。二十多分钟后，客厅里的争吵声终于中止了，而且是突然之间停息的。兢像是晚间从空中俯瞰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突然遭遇雷击，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似的，所有的亮点，瞬间从视界里消失了一样。这样静静地过了几分钟，客厅的门响了，顾立源独自走了出来，并立刻上车走了：祝磊连送都没出来送一下。而后，小楼里就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等曹楠走进客厅的时候．祝磊依旧一动不动地依靠在沙发里，脸色灰暗，眼睛木木地盯着落地窗外那几盆呵护得并不精心的铁树。整个人就像是水泥浇铸的一毁，只是给强行套上了一身活人穿的衣装而已。就这样足足呆了有十来分钟，对于在一旁肃然呆立着的曹楠，则完全不给一点“惠颐”=完全视而不见。一开始，曹楠还以为祝磊没觉察到她进屋来了哩：又过了一会儿，当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时，他突然打了个战。沙发里跳起，对曹楠说：“咱们晚上吃什么?我是一点都不饿。但你总得吃点啥啊……”
  那天，她在那儿待到很晚：她总希望祝磊能主动跟她说说，刚才为什么要跟颐立源吵嘴干仗。他不说，她不便问。但祝磊始终就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把他夫人从澳洲寄回的照片，一一展示给曹楠看。也许是病后虚弱的缘故．也许是刚才那一阵的余波还在暗中搅扰他的心境，曹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拿照片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着，神情中多少带着些心不在焉的成分。曹楠知道他这时极需要独自一人待一会儿．要沉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跟“副省长”发生的这场尖锐冲突，但又碍于曹捕是自己叫来的，不便马上将她打发了。他这是在痛苦地“敷衍”着自己哩。她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她替他盛出一碗汤．把剩余的那些都放进冰箱里，然后大略地为他收拾了一下屋子，便告辞了。
  祝磊果然没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祝磊。中间差不多隔了有半年时间吧。那时，顾立源已经担任了“代省长”。然后就发生了祝磊开枪杀人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曹楠震惊万分。好几天都转不过弯来。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场噩梦。一种直觉在告诉她，祝这一回的犯事，应该跟那天他和顾在小楼里干的那一“仗”，存在着某种蹊跷的联系。为此，她曾去找过一回顾立源。
  那天，她先给顾立源打了个电话，使用的还是顾当副省长那会儿留给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她一直没怎么用过它，甚至可以说，一次都没用过它。那天，手机里传出顾立源的声音时，曹楠紧张激动得都有一点战栗了。更没有想到的是，顾代省长居然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就答应了她“见一面”的请求。
  他俩是在代省长办公室见的面。
  那天，他俩其实也没说多少话。不仅是因为曹楠有一点拘谨，也不仅是因为顾立源有些疲惫和沉重，更主要的大概还因为顾立源在当了代省长以后，发生了为众人称道的那种种变化：谨慎了，稳重了，但也没有了在基层工作时的生动和随意。不再生动，不再随意，这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必要的，是有“修养”的表现。但要把他当“人”来交往，可能就会觉得缺失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那天，曹楠觉得他显得有些生分。他已经忘了自己当初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一个手机号给了眼前这个“小丫头”的。
  “找我，有啥事吗?”他疲惫地笑笑，并温婉地问道。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省长同志……”曹楠不无有点紧张，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打趣道。
  “可以。当然可以。”顾立源笑了笑，应道。然后，保持着那个必须的笑容，不再说什么了。似乎还是在等着曹楠说出到底是为了啥事，才来找他的。
  “您大概都把我忘了吧?”曹楠略有些难堪地问道。
  “曹楠。没说错吧?”顾立源不动声色地点出她的姓名。顾立源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只要他想记住的事情，他能记得很快很多，也记得很牢。
  “我曾经还有个身份．您记得吗”曹楠这时渐渐放松了下来。但她知道，此处不是让你闲嗑牙花胡扯支的地方，时机也不对，得赶紧切人正题。
  “请说。”顾立源果然已经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随手去办公桌上翻了一下待批阅的文件，脸上却还竭力保持着那点微笑。如果不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个年轻女孩、而且还是个气质较为清纯的女孩，他很可能已经很干脆地要请她走人了。他哪有这样的时间来陪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孩子闲扯?!
  “我还是祝副市长、祝磊的干女儿。”曹楠很快说道。
  “……”一听曹楠提到“祝磊”二字．颐立源脸上的那笑纹立刻颤动了一下，并僵持住了．同时在他瘦惫的眼神中，立刻又添加了一丝警觉。当然，不管是那“颤动”。还是“僵持”，或是“警觉”，都只在顾立源的神情中持续了极短的一个瞬间。而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您过去跟我说过．今后我要遇到汁么想不开的事，解决不了的生活难题．可以随时来找您：“曹楠缓缓地提醒道。
  “是吗?”顾立源再一次不明所以地笑了笑，眼睛中也再一次闪出了一丝警觉的光泽。
  “关于祝副市长他出的那档子事……”曹楠刚低声地说了这么半句话，顾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迟瑟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整个人的神情也变得相当严肃起来。他这么告诫道：“这档子事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了。只能静候结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长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比我们谁都更了解他。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开枪杀人?怎么可能……”曹楠不甘心地问道。
  “我说过了，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他再一次打断曹楠的话．然后就听见他问，“还有事吗?”这明显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她站了起来。
  告辞。
  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种巨大的、从来也没经受过的失望击垮了。是的，他说得全对：司法介入，静候结论，任何人都不得再随便插手，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是……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怎么能说得那么冷静(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说一块跟他毫无关系的烂木头似的。谁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最忠实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内情，但一起来感叹惋惜一下都不行吗?当了“代省长”，就必须如此迅速地“划清界线”?如此的“原则”和“坚定”?快走到门口时，她都感到有点窒息，喘不上气来，头脑因为一时间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点晕眩起来。地板开始有一点晃动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门框，又本能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为什么要回过头去?回过头去又想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驱动，习惯在使然。但随后在这回头一瞥之间，所看到的，却让她大为吃惊，还让她实实地为之心颤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立源呆呆地站在办公桌的一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她的背影，脸色灰暗，神情惨淡，眼光虽然仍在闪烁，但闪烁的却是一种让曹楠无法忘却的愧疚和为难……当他发现曹楠突然回过头来看他了，便立即掉转视线，低下头去，同时又迅即拧转身去，拿背去对着曹楠了……
  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问得出的惟一结论……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竞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吗干吗去了。
  ……事情就发生在祝磊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有一天，曹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有点低沉。他说他想跟曹楠见一面．商量一点儿事。曹楠问他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你一个熟人的朋友。曹楠马上问，哪个熟人?他又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见面再说吗?曹楠又问，我认识您吗?对方回答得很老实，不认识。曹楠立即说，我既然不认识您，您又不肯告诉我那熟人是谁。我怎么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您见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点时间来见我一下。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那位熟人是谁。我担心，现在就说了，你有可能就不愿意出来见我了。但我必须见你一面。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会儿到你们图书馆传达室来一下，我当面告诉你是谁委托我来找你的。在你们单位传达室里，你总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吧?曹楠考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当听到对方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是个律师。曹楠的心腾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谁委托这人来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赶紧向传达室跑去。
  来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师。他当然知道传达室里安有监控的摄像镜头。他背对着摄像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祝磊”两个字，交给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马上把纸条收了回去。“他让你来找我干啥?”曹楠强抑住心脏的狂跳，小声地问。“能另找个时间认真谈一谈吗?”律师的声音虽然也压得很低，内心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但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议论窗外的天气似的。曹楠一点都没犹豫，当即应承了下来。那天下班后，她就直接去了律师约定的一个茶室。在茶室里，律师向她转告了祝磊那个关于把他在监所写的材料安全转移出去的请求……
  曹楠当然知道这么干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这么干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这时刻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一定有助于把某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她就像众人一样，都直觉到这档子事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幽灵似的“谜”，扑朔迷离，若隐若现，甚至稍纵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灯”的威力，将真相露布，这一点“风险”当然是值得冒的，这一点“过错”终究也是会被原谅的。一度，她甚至为自己能有幸被选中来参与这样的冒险，而隐隐地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当然也忐忑不已。由于这一段时间来，她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后来一旦遭遇那一连串突发事件，一连串重大挫折，她本来就不能算十分坚强的精神防线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
  给她第一个重大打击的是劳叔。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劳叔突然辞职去陶里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能不惜代价地去干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她觉得劳叔“特伟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能够埋头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国男子足球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一帮被丰厚的薪酬供奉着的年轻男子，假如上半场赢了，肯定就开始洋洋得意．开始忽悠，然后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钟”，以败北告终：假如上半场就输了，你很少能看到绝地反击的悲壮场面。中国男子足球，不是输在技术和体力上，而是输在没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输在像容志行、高丰文、郝海东、范志毅、李铁那样的真男儿太少了=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总是想去接触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为此，她钦佩劳叔。所以，一旦听到劳叔突然也泄气似的说出这一切都“没用”的话，确实让她很伤心。这些年来，她周边无数的人都放弃了，或本来就鄙视“理想主义”。她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们中间，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义者”为乐的，也常常跟池们一趁表现出对此不屑一顾的洒脱，但在潜意识中，在本能的层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执著从事的异性身上。“执著从事”者，也就是上边说到的“埋头死磕”者：他们不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一定裁能执著从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人却常常让她的一颗女孩心怦然而动。大概这也是女孩们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汉气概”之一吧。但今天劳叔居然也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用”．“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居然改写了祝磊“最后的话”。他在精神上“投降”了。这让她已然觉得伤心之至。最后他还是被“谋害”了。如果说，杀一个执著从事的对抗者，还算一个“壮举”．那么连一个已经明确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过，那算个啥?那段时同，劳叔经常从陶里根打电话来告诫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说，您已经把祝副市长的那份材料改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了．还怕啥呢?劳叔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结果．老谋深算的他，却先倒下了……然后是李敏分的恍惚……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然后是齐神父的“背叛”……然后是省公安对自己的反复“审讯”……是的，现在还没逮捕自己．但是从他们嘴里不是已经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逮捕她．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补办个手续就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让自己实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们推出学校后，却让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现实中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不在学校里电视上报纸上做出同样的努力去告诉年轻人，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疑惑和不解，同时又能经常和他们讨论怎么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疑惑和不解?听说，省电视台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绪保持稳定，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和涉及社会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自欺欺人?还表现得如此“弱不禁风”?还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创作?!!
  当齐神父跟邵长水谈完话回来，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后，她一下呆住了。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日”到了。但那时，她还没想到要离开这世界，只是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说心里的恐慌和郁闷。劳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经抱憾地离世了。顾，她是绝对不会再去找的了。还有谁?父亲?老师?图书馆的领导?他们就更不是谈这种层次问题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虽然他不是个十分有主见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人并没有坏心，就像这世界上无数没有坏心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样。“制造”他们，让他们最后定型的，只是环境、机遇。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仔细想想，他从没有伤害过她。也许能跟他谈谈?她拨通了白杨深处的电话。这是她在给齐神父打电话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李敏分在家，在修理一把多年前从古旧市场淘买来的一把硬木藤椅。好些年已经决心洗手不玩古董的他，近来因为家藏一匹唐三彩马被一个行家鉴定为晚唐时的“真品”，而再度激发了他收藏和把玩的热情。这时谁要上家里来看到他，一定会认为看到的只是一个修旧货的老工匠——戴着老花镜和深蓝色的
  袖套，穿着皮围裙，脚边放着斧凿锯刨一整套工具，手指头和指甲缝里都沾满了腥臭的骡皮胶。李敏分一边接电话，还一边歪过头去悉心地打量着那把只修了一半的椅子。最近也有人拿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来告诉他，这把椅子很可能是从当年关东军侵华总部流失出来的“珍品”。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个电话最后促使曹楠下决心去拿起了刀片。曹楠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那样一种心情．说自己原想能从“你们这些长者和前辈们身上找到自己人生起步的精神依托，想得到一点‘借力’，但是……”曹楠刚说到这儿，李敏分抱歉地、但又略带一点讥讽地对她说道：“小楠，能容我技一个别的时间来再跟你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行不?我这儿手头有个急活儿……”‘难道说修理您的那些老古董，比跟我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还重要?”曹楠说道。她听出他在“人生哲理”这四个字上所附加的讥讽意味来了。“你……你怎么知道我在修理老古董?”李敏分换了一只手拿电话，并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来，去面对电话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世界上除了你们的事，好像就再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样下去，你一定吃大亏。”“……”曹楠不作声了，李敏分也不作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你还在听着吗?”曹楠答道：“我听着。”李敏分说道：“你说你希望这些长者和前辈还要怎么对待你?你怎么老是那么天真?你们要‘依据’，你们要‘借力’，这愿望不错：但你把他们当作谁了?幼儿园里的阿姨?中学校里的教师?还是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他们喜欢你，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种种繁复沉重的人事纠葛和经济事务之余，需要一个短暂的清静的歇息。他们需要你这种清纯和单一来消解中和稀释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繁杂和沉重’，你的‘清纯和单一’恰好是这样一种最美妙的‘消解’、‘稀释’的中和剂。你难道从来也没想过．那么多女孩都想接近这些同志，都想进入他们的圈子。为什么偏偏让你进入了．让你接近了?这些话，我本不应该跟你挑明了的。我也不想替他们来说些啥。但我发觉小丫头你近来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说话傲事，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时说出话来，还挺刻薄的。这就不好了嘛。你要失去了原先的那点‘清纯和单一’，这些长辈还会喜欢你吗?还能放心地来让你接近他们吗?谁愿意身边搁一个尖酸刻薄的刁蛮婆子?即便再年轻，再漂亮，也不行啊。嗯?你在听我说吗?”“……”曹楠没回答。“小楠，我问你呐。”李敏分又问了一遍。“……”曹楠还是没回答。等李敏分再问时，那边“咔嗒”一声，却把电话挂了。李敏分还以为“小丫头”犯倔劲了，无奈地苦笑了笑，挂了电话，又去修理他那把“珍品椅子”去了。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有一点说过头了。这个阅历不浅的大男人可能也是带着情绪在跟“小丫头”说话，想借此刺激和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压压她的“傲气”。如果要放在往常，曹楠也许还能掂出对方话里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蓄意夸张和歪曲的。但这时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一阵最细微的风也能让她跌落下去。而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恰恰就起到了这阵风的作用。虽然他的原意绝对没有想把她怎么样。如果当时他不急于修理那把椅子，兴许还不会说那么多刻薄的过头话。就像曹楠对他的评估那样，李敏分本不是个不容人的人。
  他们只希望我清纯和单一。只把我的“清纯单一”当作一个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帮助他们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点缀物。就像某些当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欢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艺校的女学员来陪着吃饭喝酒一样，我就是那饭桌上助兴的“星”?没有人真正想帮助我，真正能帮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纯单一下去。但据此，能清纯和单一得了吗?笑话……
  然后她终于下决心给齐神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死才不丢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试一下的。于是拿起了刀片。没想这是一把老头牌的双面刮胡刀片。是谁留在这儿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凉，麻酥酥。就那么一下，几乎没怎么用力，洁白细嫩的皮肤就张裂开了。这时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轻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肤和血管壁的阻碍而往外喷流时，是同样可以做到很汹涌，很澎湃，很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