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刚刚降临，大屯区李家堡街道办事处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就跟开了锅似的喧腾起来。甩卖各种日用杂货的地摊儿像夏天雨后林子里那些疯长的蘑菇，霎时间便占满了小街两边所有的空地。摊主们各自点着一盏电石灯，照亮各自面前那一小片地面。这种富有原始魅力的火苗，在由人流造成的空气波动中，幽明地闪烁着晃动着，成了这“圪瘩”一大景观。
  大屯区是省城著名的重工业区。省内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几家重型机械厂、轴承厂和汽轮机厂又全集中在李家堡。全省最高的烟囱、最宏伟的厂房、吨位最大的锻压机、体积最庞大的龙门刨和龙门吊、单炉容积最大的电炉、全国名气最响年龄最大的劳动模范群体……也全都出在这儿。街区里，不时有古老的蒸汽车头拉着炽热的钢锭；生铁块、焦炭和各种型号的线材、板材，在浓烟的伴随下，啸叫着穿梭往来；再加上老有三十多吨的大卡车拉着矿石和各种辅料从你身旁震颤而过。在这儿，你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街区，哪个是厂区。或者应该这么说：街区就在厂区里，厂区包容了整个街区。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从下面这一句话，你就可
  以充分体会到：多年来，人说，只要俺李家堡“一着凉”，全省当年的生产计划肯定就要“感冒发烧”，以至全国某些方面的经济指标因此也会“哆嗦几下”。为此，每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中，肯定都会有“李家堡人”。在那个年代里，从上到下，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种看法：没有“李家堡人”的参与，什么样的大会，都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他们忽视了这里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李家堡的辉煌是仗着“国家订货”和“国家包销”支撑着的。～旦“国家”撤出．“市场”进入．”国家“不再为你“包产包销”，几十年来隐在这些“天之骄子”深处的体制性弊病，便突显无遗。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它们必须瘦身．必须改制，必须低下自己“曾经高傲的头颅”，一切从零(更多的还得从负数)开始……船大难调头啊。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开始下岗．数以千计的干部得重新寻找生计。要知道这儿有许多家庭．三代人都在一个厂子里谋生。全家老小几十张嘴都指着一口大锅给淘挨吃喝。一旦这个厂子这口大锅陷人“转制转产”或停产熄火的阵痛中，对这一类家庭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和“颠覆性”的。煌煌“李家堡”一时间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的“黯淡”和“冷清”了……
  邵长水每一回走进这条李家堡小街，每一回看到那些夜色中蹲在自己的地摊前“卑怯”地吆喝着那点小生意的“工人弟兄”，他心里都会止不住地涌起一股股酸热=他知道这些人，几年前，头上很可能都还闪耀着“七级老师傅”、一科长”、“段长”、“车间技术员”或“工会小组长”、“先进生产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的光环，为了不至于发生“所有人和大船一起沉没”的险象，他们无奈地悲壮地被要求先期跳离大船，让自己沉浮在“海”中自行谋生。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因此有可能游到某个小岛上，抓住一片阳光和绿阴，重建自己的“多彩人生一”有的呢．兴许就可能遭受没顶之灾了……
  邵长水今天是根据劳爷在“密件”里所提供的那份名单，来寻找一个叫寿泰求的人的。赵五六给他的任务是找到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搞清他们和劳爷的关系．并进一步闹明白劳爷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的“背景情况”．以及他这几个月在陶里根到底“忙活了些啥”?赵五六虽然在厅长跟前替劳东林说了不少好话，但对于他脱光了身子躺在一个陌生女子面前的场景，也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贴切的解释．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邵长水和他那个三人小组围绕着这份名单，为完成这任务，已经忙碌了十来天了。
  在复核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研究确定下一步的侦破方向时，邵长水和赵总队曾发生过矛盾。邵长水当然不会去跟赵总队眇架干仗，但他还是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他分析道，从破译的“劳爷密件”看，重点有这样三个：一，劳爷强调如果自己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这预测到底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凶手
  又是谁?这是明摆着一定得闹明白的。二，劳爷说“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此说，依据何在?他是否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如果拿到了证据，那么，这些证据现在又在何处?如果他没有拿到证据，他又是依据了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一点，按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关于这，袁厅长有明确指示，不让去趟这“雷区”，那么，复核小组的侦查重点就得越过它。第三，劳东林在陶里根待了这几个月后，内
  心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变化。甚至让他对“受贿”的顾立源和行贿的饶上都，对暗中跟踪监视、以至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人都产生了种可以理解，并想跟他们沟通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太奇怪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刑警和干警身上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犯罪分子的确不像我们某些文艺作品和中小学政治课中描述的那么“面目可憎”、“举止粗俗”。有的甚至“风度翩翩”、“面容姣好”。有的还可以说出自某一些“正当理由”才走上犯罪的不归路的……为此，是有可能引发某种“同情”和“怜悯”的。但这样的事，发生在劳东林身上，就不可理解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外科大夫，绝对不可能再对从活人身体中流出的每一滴血、割下的每一块肉，再大惊小怪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他后期在陶里根的行为了没有?如果影响到了，他为什么还认为那些人要谋害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当然所有这～切，都集中到这一点上。那就是给车祸案准确定性：到底是不是“谋杀”，如果是，真凶又是谁……
  他认为，在这三条里，重点不用多说也应该是第一、第二条。复核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抓捕那个事发后从驾驶室“神秘失踪”的人，组织力量去重点突破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不妨也可以把邵家失窃列为重点。这几件事情，突破了哪一个，都有可能“掩住葫芦拽出瓢”，准确为劳爷之死定性，让犯罪分子归案。但从赵总队的安排来看，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条上，也就是首先去闹清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他内心变化的状况。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编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一下，自己真的很了解这个老战友吗?还真不敢这么说。再仔细回想一下，他发现，自己跟劳东林之间不仅说不上特别深入的了解，甚至都说不上有特别密切的来往。这让赵五六确实吃了一惊。再往深处想想，也是啊，东林这家伙在单位里跟谁有过特别密切的来往和接触?真还没有；能回忆起来的，还只是一些案子上和工作上的接触和往来。这种接触和往来虽然非常频繁，但都不属于“交心”这一类的。他那矮小的身影，匆匆走进会议室，又匆匆地(总是有点“孤独”的样子)奔向案发现场……在讨论案子的会议上，有时他能一下子侃侃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激动地冲到反对他的人面前，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射”到人脸上。有时，却从头至尾，默不作声，最后只丢下一句：“别扯xx巴蛋吧，你!”转身走人。多年来，这家伙的确有些难缠，但却从来也不会“歇斯底里”，更不会向人“示弱”。后来接受他正式辞职报告的是赵五六，代表组织跟他做最后告别谈话的也是赵五六。在那场合下，劳东林虽然表现得有一点“伤感”，但仍然没显露
  半点的“虚弱”和“歇斯底里”，眼睛里仍然不时地闪烁着他固有的那种“自信”。
  到陶里根后，一开始他还给赵五六打过几次电话；回省城来探家时，还上省厅来看望过赵五六。但很快就中断了往来。两个多月前，赵五六陪同公安部和邻近几个省主管刑事侦查的厅领导，过江去跟俄方内务部的领导商谈联合打黑事宜，路过陶里根，在市局举办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突然见到了劳东林。那次见面的感觉，就有一点怪，总觉得劳东林在躲着他。那次宴会，本没有劳东林啥事。市局的邀请名单中原先也没有池。后来还是赵五六想起了他，要求市局邀他作为省厅一位“退休老同志”和“刑侦方面的老前辈”出席酒会。在那回酒会上，赵五六已经觉出劳东林这家伙有些变化。他自始至终一直显得特别的寡言少语，坐在一个离主桌较远的位置上，既不主动跟人去敬酒．也不跟人交谈，甚至都不找厅里的几位老领导、老熟人碰碰杯．说说话。赵五六原想在宴会以后，再找他聊聊，问问近况的．却没料到，宴会刚宣布结束，一转眼间，他就不见了，完全是“不辞而别”。当晚给他打电话，手机也关了。后来一直到离开陶里根，赵五六再也没见上劳东林。当时，赵五六只以为那几天里劳东林可能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就没怎么太往心里去。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草率了，也肤浅了……
  前一段日子，有人从陶里根回来．曾经告诉赵五六，说他们在那儿见了劳爷，说“劳爷”近来。思维变得有点不正常，说出话来，经常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赵五六还把这几位同志狠狠“训斥”和“挖苦”了一通。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人们一向认为，劳爷不仅个性最强，思维也是最清晰、最有条理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但是，现在看来，对这个“最清晰和最条理”的界定，的确要存疑了。劳爷一方面说，通过这几个月的调查“已经初步认定某某某收受了某某某的巨额贿赂”，但接下来却又说“某某某是个好同志”，“某某某在陶里根的开发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他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在那个光盘里，如果他仅仅看到劳爷在那儿赴宴、打高尔夫、搓麻将、洗桑拿、接受异性按摩……那还真如他在袁厅长面前所做的辩解那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问题在于，除此以外。赵五六还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最后几个场面里，他从劳东林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痴迷”和“放浪”。这的确让他感到“惊骇”和“战栗”。(赵五六让技侦科的同志认真鉴定了这个光盘。结论是，它确实是现场摄录的，没有经过电脑制作伪造。)
  看来，几个月的陶里根经历，的确让劳东林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为人、习性、脾气……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些，跟他最后出事，都有关系?赵五六想整明白这一点。他想在破案的同时，搞清楚自己这个老战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陶里根到底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秘密走访那份名单里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人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水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水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水要找的寿泰求。
  自从那天很偶然地在领事馆路西口那个院子里发现了曹楠的身影以后，邵长水凭直觉认定．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挥过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家伙”。但邵长水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去接触：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神父还牵涉了另一个人：曹楠：而这个曹楠又牵涉到了一个人：李敏分。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况后，再去攻这几个“点儿”……
  至于那个“寿泰求”，并不在劳爷提供的那份名单上。邵长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临行前缝还向赵总队做了专门的请示。
  这个寿泰求现在可以算是。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边“撂地摊儿”的。他是近些年来被坊间广泛议论着的那个“陶里根集团”的重要成员。所谓“陶里根集团”，是指近十年来，发生在这个高纬度省的一个极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在陶里根的年轻干部．迅速崛起．进入这个省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颇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称之为一片“星云”也可。他们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顾代省长顾立源。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省会城市的副市长祝磊。他们都是陶里根人，都从陶里根起步，都跟陶里根这个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在顾和祝相继被调往省里和省城工作后，当年与他们在陶里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陆续被调往省城，或省城周边的市县，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起了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有人计算过，仅仅几年时间，就有近二三十名陶里根籍的干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担负起“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而且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顾立源主管哪个口的工作，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会相对地集中到哪个口去。比如，他曾在省里管过工交口，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当时就相对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后来他又管过外贸金融，于是一时间在外贸金融口又会相对集中起一批陶里根籍的干部。在这个省的政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陶里根现象”，老百姓把这些会跟随顾代省长的调动而一起“游走”的陶里根籍干部，称之为“陶里根集团”。
  当然，这里一定要再三声明的是，所谓“陶里根集团”这提法，完全是民间的口头作品，从来没有被官方，也没被任何一个理论界首肯和采纳过。不仅没有被他们首肯和采纳过，省委有关部门还曾在一次宣传口径吹风会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体，一定不能公开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在组织上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非常有害的”。另外还要说句公道话，跟随“游走”，绝不是等于跟着到处去“吃辣的喝香的”，去当“坐地虎”和“摘桃派”。就说这个寿泰求，两年前，顾立源到省里来管工交，把他从陶里根市经贸委主任任上，调到李家堡一家厅局级的大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一下子从正处级破格提升到正厅级，而且是党政一肩挑，时年才三十二岁，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风光了他。但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当时这个两万人的大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债务沉重，工人一年多连工资都领不到，上访不断，全厂濒临倒闭，找谁去主事，谁都不敢去揽这个烂摊子。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落到这位寿泰求同志的脑袋上的。据说，省委组织部和省工交工委的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也是不愿意接这副担子，并没有为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所动。后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颐立源亲自到陶里根找他谈了一整夜，才煽起了他的勇气。你还别说，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走马上任头一年就减亏七千万，第二年．也就是去年，账面上就基本实现了扭亏为盈。消息传到北京，国家发改委请前国家经贸委的两位老领导到他厂子里搞了一下调研=这两位老领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有厂子．曾经遗留这么多的问题，居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了=可能吗?但这毕竟是“事实”。从去年开始，厂里的经济形势就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他从本厂历年下岗的一万两千名工人中回招了五千人，又替三千多名四十五岁以上的下岗老工人补办了“离退休手续“，给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又替近两千名达不到回招条件，年龄又不够四十五岁的下岗工人寻找了生活出路。(比如向他们发放小额贷款，让他们摆摊去做小生意等。)有几百个老弱病残者暂时不必安排就业，另有几百人已自谋出路，或者不辞而别查无下落；剩下的又有六七百人被社会自然吸收。这样，他这个厂子就成了全省解决下岗问题的标杆儿单位之一。最近他正忙着联合周边几省的多家同行，筹建全国最大的一个轴承生产集团，准备跟国际同行叫板。这样一个跟顾代省长关系如此密切、个人业绩又如此突出、前程也如此看好、正满风满舵处于顺航之中的年轻干部。能被劳爷利用来搞他的什么“秘密调查”?他会很了解劳东林这个人?这一切捉摸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也正是出于这种种疑虑和“不可思议”，邵长水一开始才没仓促地去找他：
  寿泰求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厂里=有时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回一两次家。老厂区有个小招待所，过去专门接待来厂洽谈业务的经销商。这小招待所是十来年前盖的，设施自然都非常陈旧了，整个装修还停留在当年那个地板革、印花墙纸和胶合板贴面家具的水平上。餐厅油腻的墙纸上必然沾上了不少苍蝇和蟑螂屎，绝对不能再用来接待各方的”上帝”了。这些年．这些“上帝”们的口味“水涨船高”。住不好、吃不好、玩不好。“顺便”再捎不回去一点什么土特产和“小意思”，他们是不会跟你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的。寿泰求下决心在厂区外买了一块地，新盖了一个“宾馆式”的接待处。原先的这个小招待所就改作了内部员工的“培训中心”。他自己平日里就住在这培训中心的三楼。他说白天腾不出时间，于是跟邵长水约好了晚间八点见。为什么定八点?因为七点半前，他要看中央电视台那档“新闻联播”节目。这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然后他大概得花半个小时去处理一下当天积压下来的一些杂事。别看他年轻，在行政事务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他知道有些事务性的杂事，似乎并不太重要，但一旦积攒多了，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处处掣肘。所以，他每天必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七点五十五分，邵长水带着他三人小组的一位女同胞，稍稍提前了一点来到培训中心楼下。寿泰求的秘书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别人曾特地向邵长水介绍过寿泰求的这位秘书，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位秘书是寿泰求的“镇厂之宝”。别的你不用去追问了，只看他身上带着六七部手机，你就应该知道他有多忙，在寿泰求身边的位置有多重要了。所以也有这种说法：这家伙名为“秘书”，实为寿泰求的“总调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白宫总管”。此人姓谷，单名一个“乔”。有人问他，您那个“乔”，应该是“桥”吧?他说，是。别人再问，那为什么把“木”字旁给去了呢?他笑笑说，前些年有人替我看了一下生辰八字，说我命中多木。多木，障碍就多，磕磕绊绊就多。劝我去掉一点“木”。我捉摸着，总不能把家里那点木器家具全扔了。我愿意，我老婆还不愿意哩，于是乎只能名字上下手，那“桥”就变成了此“乔”。大伙笑道，您这么有能耐，又这么受领导信任，还信命呢?他嘿嘿一笑道，玩玩呗，玩玩呗。这年代，还有啥信不信的?
  邵长水总以为寿厂长自己才三十来岁，这位“谷秘书”最多也不应超过二十七八岁。但一握手，一抬头，一询问，才知道谷秘书已经四十多了。少白头和较为粗糙、色素沉淀较为浓重的皮肤，再加上过于老成和世故的神情，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足足还要大个十来岁左右，说他五十来岁，都不为过=
  “请稍坐会儿?”谷秘书谦和地笑着．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排邵长水和那个女同胞在门厅一厢的贵宾室坐下．一边又背过身去，从腰带上取下一部掌上电脑型的高档手机．给寿泰求通报道：“他们来了。”趁他撩起衣襟的那一瞬间．邵长水看到这小子腰问的确挂着不少部手机。没有七八部．也足有五六部，像手雷似的，足足在腰间围了一圈=况且他手里一直还攥着一部哩=随后他继续保持着那种十分谦和的神情，引领邵长水等上了三楼。
  三楼整个一层都为寿总生活起居和办公所用。以楼梯口为界，往左，是他的办公区，往右．自然是生活区了。整个小招后来都重新装修过了，三楼当然也不例外。楼道虽窄，光线也不甚明亮，但两壁的护墙板却闪发着那种高档深色木料(胡桃木?)本有的名贵光泽：这是一种均匀、含蓄、悠远而深沉的光泽。
  寿总的办公室足有一百来平米。大致上以两张桌子为中心，可将它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工作区。靠窗那边，以一张“老板桌”为中心，是寿总处理来电来文批阅材料的地方；靠里，则以一张椭圆形会议桌为中心，是他召集小型会议．技人来出谋划策的地方。紧挨着这个大办公室，有两个各有二十平米大小的房间。其中一间，便是谷秘书的办公地。另一间是“棋牌室”。年轻的寿总平生别无其他爱好，闲暇时，或实在太累时，都会技三五知己，点几样小吃，再开一箱冰啤，在这儿搬车跳马横炮．闹腾它两三个小时。棋室里，还很隐秘地“夹”进了一个里间。这件事除了谷秘书和寿总本人，恐怕就再无第三人知晓。当时装修工程进行到三楼时，谷秘书把装修公司的老板叫到附近的一个茶室里．从黑皮手包里掏出一份由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平面图．要求老板在“棋室”里边“秘密”地再装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屋。“这……这动静可就大了。一开始签的装修合同上可没这一项。多装出一间小屋，这在技术上是没问题的，可……可是．谷秘书啊．您……您总不能让我赔本赚吆喝吧……”老板为难地说道。“行了．你再说个数吧。”谷秘书马上打断老板的话．说道。“啥……啥数啊?”老板一时还没醒过味儿来。墓
  “你说啥数?”谷秘书平静地反问。老板这才明白，谷秘书是问，做这样的改动，得增加多少装修费用。老板立马扳着手指合计了一下。说了个数。这位谷秘书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应承了，只是提了一个要求，活儿干到这半边的时候，严格禁止任何非工程人员进出现场。这件事，谷秘书一直瞒着寿总，一直到装修结束，培训中
  心正式开张，寿总也正式挪到这楼上来办公的那天晚上，来祝贺参观道喜的人们纷纷散去，谷秘书把一把钥匙交到寿泰求手上。“啥钥匙?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嘛，我不拿钥匙。早上我来，你得把门给我开好。晚上，我不走，你也别想提前回家。最后锁门的还得是你。”寿泰求略有些不高兴地数落着。谷秘书平静地应对道：“我在这儿替您做了个小屋……如果哪天您需要一个特别安静和特别安全的地方单独跟人待两个小时什么的……”“去去去，这一个楼面都我自己一个人用了，还不够安静和安全的?你别跟我玩儿这个!”寿泰求似乎并不明白自己这位秘书的用意，一把推开他掂着钥匙的手，转身就走了。其实他在“装傻”。他怎么会不明白这位谷大秘书的“良苦”用心呢?但寿泰求是清醒的。虽然年轻，却也老到。他觉得自己整个事业仍处在刚起步的阶段。而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的事情便是“授人于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而后悔莫及。老谷这人虽然可靠，也稳重，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秘书。如果连如此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一个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出事。即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踏实。老谷这么做，肯定不是故意要设什么陷阱来坑害自己，但这就跟下棋一样，高手固然能看到三步五步，以至十步八步以后的变化，但，谁又能料到十五步二十步后的变化呢?马克思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会在经济落后的沙俄获胜。列宁也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又会在好胜的苏联消失。因此，干什么都要留有余地，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旦在十五步二十步以后出现了那种自己完全料想不到的变化时，自己要仍然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前瞻后顾，畏首畏尾．固然不可取，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必败无疑。
  第二天，寿泰求来上班时．发现那把钥匙又在自己的“老板桌”上明晃晃地躺着了。他本想把老谷叫来狠狠数落一通的；转念一想，又何必那么小家子气呢?不理他就是了，便随意找个钉子来．把这把钥匙钉在了新装修完毕的墙壁上。老谷回头来一看，好端端的新墙上戳那么个铁橛子，心疼万分，赶紧取走钥匙，亲自去艺术品商场选了个装饰物把那个钉子眼儿给遮上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跟寿总提那“小屋”的事了。
  那天晚上，邵长水带着工作组的那位女同胞一走进寿泰求办公室，自然是被它的气派所吸引．但接着就发现，室内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寿泰求正襟危坐地端坐在老板桌后头，那边椭圆形会议桌跟前则安排了两个速记员似的年轻人，面前摊着纸笔，好像是要把整个这次晤谈经过进行现场笔录似的。笔录不是不可以，但安排了那么些外人在场．许多话就不便说了。不能把话说透了，这样的晤谈还有啥意思?
  “寿总，您看．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简单的寒暄和介绍过后，邵长水直截了当地向寿泰求提出，希望撤走那些与此次谈话无关的人。
  “今天晚上的谈话，我不仅要记录，还要录音。”寿泰求说道，并向邵长水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指了指。邵长水这才发现，他面前这个造形乖张的玻璃玩意儿上还真搁置了一个微形的高灵敏度的录音话筒：
  “搞什么录音嘛!有这必要吗?”．邵长水笑道。他脸上虽然笑着(也不能不笑啊)，但心里却预感今天的谈话，即便不泡汤，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了：寿泰求这么做，明摆着是有“抵触”情绪，是不想好好跟你谈。转了这一大圈下来，各种各样不合作的模式都遇到过，倒还没见到一上来就摆开架势，又搞录音又搞笔录的，真跟审犯人似的。他这是想干吗呢?
  “你们找我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回避了邵长水提出的问题，看样子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寿总，我们还是希望能单独跟您谈。”跟邵长水同来的那位女同志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提议。
  “就这样谈吧。你们找我，到底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丝毫不肯让步。果不其然，谈话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基本上没谈出任何“干货”。邵长水不无懊恼。但等到他们的车开出后不到十分钟，手机却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那位谷秘书，他说他要“单独”跟邵长水见一面。
  “你?干啥?”邵长水有点不高兴地问道。他心想，你那位寿总都什么也没跟我们说，你这位秘书来掺和个啥?
  “跟您说个事儿。行不?”谷秘书谦和地答道。
  “到底是你想跟我说事儿，还是你们寿总想跟我说事儿?”邵长水一边减油门，打开转向灯，慢慢地把车往路边并了过去，一边问道。
  “您怎么想都行。”谷秘书滑头地答道。
  “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见?”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又问道。
  “时间，您定。地点，我定。”姓谷的那家伙毫不迟疑地这么回答，显然是有所准备的。
  “我考虑一下。一会儿给你答复。”邵长水需要一点时间向赵总队报告一下这个新情况。
  几分钟后，他给谷乔打回电话去，告诉他：“明天晚上，还是八点。”谷乔当即回答道：“好，明晚八点，在长安俱乐部棠棣馆。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