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马终于被人买走了。不是那个我曾和他说过话的公社干部，而是另一个公社的人，据说是从南部山区来的。他们来了四个农民，把二十四匹牲口都买了去。
  入冬以来的第一个阴天，但又不象要下雪的样子。风凛冽而又干燥；沙尘、黄叶、干草未子和马粪未子，在大路上、空场上，各个房屋的墙角重来蜇去，找不着归宿。阴霾的空中偶尔有几只乌鸦张惶地飞过，已经淌过冬水的田野开始冻结了、干缩了、皲裂了，大地一片苍白。所有的树枝都脱去了叶子，光秃秃地，突然衰老了许多。只有沙枣树的一些枝干上，还有几颗零星的沙枣在风中抖索。这样的阴天，这样的冬天，给人们一种什么东西部凝固了的感觉，连同回忆和期望，仿佛人们一生下来天地就是这副模样，而这样的天地也再不会有什么变化。
  大青马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和它的伙伴们一起被赶走的。从马厩出来，走上那条熟悉的小道，然后岔到大路上。它还略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奇怪我为什么没有跟它们一起去。但一个农民随手抽了它一鞭子，它一激灵，摇了摇脑袋，终于顺着农民指点的方向去了。大路的那一端，隐没在灰色的天边。在它们身后，缓缓地腾起沉重的黄土。
  别了！我的大青马。你知道我多少隐秘，我向你倾吐过多少心里话，你伴我度过了悒郁的时刻，你也看见了我怎么恢复成一个人。在你走后，我恐怕也将走了。我不能象你这样等着被人用鞭子再赶进监狱，而各种迹象表明，那样的时刻又快来到了；一个极为短暂的缓和时期已接近尾声。
  送别了大青马，回连队的途中经过羊圈。在即将向山里开拔的羊群旁边，碰见了周瑞成。
  “牲口卖了，你轻松啦！”
  周瑞成笑着跟我打招呼。他的笑是种苦笑，带着乞丐向人乞讨时的神情。好久没有注意看他，今天一见，发觉他更加苍老了。他披着老羊皮大衣，背佝偻着，身躯仿佛向地下缩了半截。我不觉向他走去，和他一起蹲在羊圈背风的墙下。
  “这还是我去年穿的大衣。”我翻开他的大衣看了看。“今年上山推迟了。去年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山上呆了一个月了。”
  “是呀。因为找不着人，没人愿意上山。”他说，“今年你脱过去了——有家呀。今年该着我和‘哑巴’上山了。”
  “没什么，”我安慰地说，“山上就是寂寞一点，其实生活很好，羊肉随便吃……”
  “嘿嘿！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他的尖嘴似笑非笑地说。
  我一愣怔，这不象他平时的谈吐。我会意地在他膝盖上拍了一下。“你把二胡带上嘛，无聊的时候能自得其乐。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
  “是的，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可是春天再也不会来了。”
  我更加惊异，斜睨了他一眼。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种乞丐似的苦笑的含义：他要的是我来跟他说话。我掏出烟点上，喷了一口。问他：
  “你的申诉有结果吗？”
  “去他妈的吧！”他一反常态，突然骂出了粗话。“还申诉什么？我现在真懊悔！你还不知道吗？北京又展开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先是从教育界开始的。你还没有这个经验？什么运动都是拿文化教育开刀，然后全面屠杀！”
  “屠杀”！他居然也会用这个血淋淋的而又准确的动词！我不由得向他靠拢一点，免得他大声疾呼出来。
  “还是你好，”他接着说，“打到最底层，干脆去劳改，戴上帽子，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希望了，心里也会觉得好过一些。象我：高不高、低不低地悬着，用胡萝卜加大棒对付我，到了最后才使我明白是一场空！你说这难受不难受？！我现在才懂得了他们发明的这个政治术语——‘挂’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人上吊！”
  多糟糕的境遇都会有人羡慕，这就是我们当代生活的特色！但他既然还认为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希望”，说明我一直在他面前伪装得很好，我也不必要现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
  “别这么想嘛，”我傻乎乎地说，“你还是立过功的呀！他们总会想得起你来的，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呸！”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人起了奇迹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判若两人。他说，“什么立功，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会干这种事！他们把我知道的榨干了，让我把人得罪遍，就把我象豆饼一样扔到这儿不管了！”
  羊群见牧人还不动身，一只只卧在地上，或是找个背风的角落在那里沉思。今天准备上山。早晨给它们喂了料，所以它们也不着急。有一只老羊用依恋的眼睛看着我，也许它还认得出我来？
  周瑞成眉头打结，目光阴郁，尖嘴呶动着，陷入了回忆。
  “你当我的日子好过？”他说，“从五一年忠诚坦白运动开始，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呀、揭发呀！原来是交给领导，后来是交给‘造反派’……我告诉你，检举人的人比被检举的人日子难过……”
  “这我不同意！……”我急忙辩驳。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装傻。
  “你听我说，”他把手放在我拿烟的手上，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被检举的人只有在检举材料摊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难受，可检举人的人自从写了检举材料那一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象《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直率地看着我。“因为我不象你：第一，没劳改过；第二，没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贫民，而你是资产阶级；第四，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分橹掉，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我又是学军事的，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复了降贵纤尊的姿态，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他说：‘章永球，你别梦想翻天，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先拿你砍头示众！’当然，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叫你老老实实，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你得提防点，他们弄死你就跟拈死一个臭虫一样，不需要向任何机关、任何人负责。”
  “哑巴”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周瑞成收回目光，看着我接下去说：
  “你不见？胡世民和李义钧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四九年参加工作，没有前科，他们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队长还丢了官，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我听说，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李义钧呢，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跟你一样：劳改过、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未。“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