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果然还没有睡，坐在外屋的餐桌旁边嗑葵花籽。餐桌上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摊着葵花籽皮。灰猫卧在一张凳子上。
  “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她用拇指和中指拈着小小的葵花籽，高高地翘起小手指头，以一种很雅致的舞台手势将葵花籽送到两颗白白的门牙中间，漫不经心地问了我一句。
  “大青马陷到泥坑里面了，”我说。随手把马鞭挂在她指定的那颗钉子上。
  “饭在锅里，”她纹丝不动地告诉我。
  我洗完脸，把饭端到桌子上，赶开灰猫。餐桌上放的一个当烟灰缸用的罐头盒中，有几个烟头。
  “谁来过？”我问。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罐头盒，停了一会儿，说“曹书记。”
  “他来干什么？”
  “那有啥稀奇的？看得起咱们呗！”
  “书记看得起咱们，这事就够怪的。”我吃着饭说。
  她白了我一眼，照常嗑葵花籽。沉默了片刻，她说：“你这个人真怪！好象天生下来要人看不起才舒服。人家看得起咱们，来串个门，你倒觉得不自在了。咱们又不缺鼻子不缺眼，为啥在人跟前不能跟人一样地活？”
  这话很有道理，我无话可说，只好默默地吃饭。
  吃完饭，我把碗筷收拾到案板上，这时才感到非常疲倦。我以为她会象往常一样说：“你放下，我来洗。”但她并没有这样说，于是我就动手洗碗，她也没有拦我。
  她又在餐桌旁恹恹地嗑了一会葵花籽，后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把罐头盒里的烟灰也倒进报纸，揉成一团，扔到簸箕里。随着拿起小刷子，把台布仔细地扫干净。在任何时候，即使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也总保持着爱清洁整齐的习惯。
  “你把这一身脱了放在外面，别带进里屋来，看你滚得象个泥猴似的！”她对我吩咐完，看她没看我一眼，掀起门帘进去了。我照她说的脱下涂满泥浆的衣服，扔在洗衣盆里。略一踌躇，干脆倒上了水，自己洗起来。
  我进到里屋的时候，她还没有睡着。眼睛呆呆地看着用报纸糊的顶棚，仿佛读着上面的某一篇文章。
  “你还没睡？”我随口问了她一句。
  她没有理我，反而一翻身脸朝着墙壁。我在炕的另一头铺上被子。现在，我盖我原来的被子，她盖她原来的被子，我俩结婚时新缝的那床绣着拖拉机的被子放在我们两人中间，成了分界线的标志。红彤彤的，正是一种警告的颜色。
  我躺下后，拿过一本书，但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一个字。她也没有象往常那样催我关灯睡觉，连一声呼吸也听不见。屋子里笼罩着一种要等待我去打破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香久，”我放下书，下定决心说，“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离婚嘛。”
  “发疯了！”她即刻接上话用很清醒的语气说，可见她一直在等着我开口说话。“我离了两次婚，现在刚结婚又离婚。让人家听见不笑掉大牙才怪！我今后还活人不活人？”说着，她竟发出哽咽的语声。“算了吧！算我倒霉，算我命苦！我也看透了，我一辈子不得过好生活！”
  “那怎么会呢？你还年轻嘛！”一阵怜悯之情揪起我的心。“不用你去提，我去提好了……”
  “你去提、你去提！”她在被窝里扑腾着，“你凭啥去提？我有啥不好？你有啥理由提出跟我离婚？”
  “哎，你别误会！”我慌忙解释，“不是你不好，而是我不好。婚姻法上本来就规定有这样一条：不能过夫妻生活的人不许结婚，我们只是婚后才知道罢了……”
  “去去去！”她的肩膀一耸一耸地，“用这个理由，更让人笑话了。叫人以为我黄香久就图这个……”
  “这有什么？这是光明正大的理由嘛！……”
  “滚一边去吧！被窝里的事是光明正大的吗？只有你这个书呆子才说得出来！”
  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事在此时此地却不能光明正大、合理合法地解决。我思忖了一会：的确如此！但什么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我，是无计可施了……
  “哼哼！”她又发出我惯常听的冷笑。“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结婚，就等于两个单干户办了一个合作社。咱们这哪叫个‘家’？还是单身宿舍！我就当作我还跟马老婆子睡在一个屋里，你就当作还跟周瑞成住在一起算了！生活上，咱们互相帮助：挑水、和煤、打粮、劈柴，这些重活，你多干点；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我来干。嗯嗯……”她突然控制不住地哭出了声。“还能咋办呢？就这么办吧！……我盼呀盼呀，盼有个好男人……我啥都能干，能侍候他……咱们平平安安地过半辈子，不管他们政策咋样变，他们总还得让咱们老百姓活下去吧？没有老百姓，还成啥国家？！咱们关起房门过小日子，不惹事，不生非，别让他们再找咱们的岔子。可是，可是……倒盼来个你这么没用的废物！你是啥男人？马老婆子还说你脾气好，人厚道。哼哼！我才知道了，你根本就没有男人性！我听人说，太监就象你这么蔫不叽叽的……你要是个真正的男人，哪怕你成天打我、踢我哩！……”
  大朵大朵的泪花，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我的眼眶。思难完全混乱了。一个巨大的忧伤将我猛地击倒在炕上。灯虽然还亮着，但我眼前一片漆黑，还飞舞着无数金星。
  “上帝、上帝！”尽管我不相信冥冥之中有鬼神存在，但还是禁不住呼唤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你把我打翻在地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踏上一只脚？！”
  她见我默不作声，坐起来用红红的泪眼看了看。也许她看见了我的眼泪，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一抬手拉灭了电灯。
  我应该睡过去安慰她，抚摸她，款款地将她搂进怀里，用语言、用动作使她高兴起来。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承担我应尽的义务。以前我曾试过两次，在她不快乐的时候。但每次到最后她总是极力推开我，挣扎着坐起来。她的眼睛发烫，面孔潮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你反倒搞得我难受！”她说，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能再碰她。我应该躲在一边，躲在旮旯里，最好变成老鼠。在这个所谓的家，在这两间破旧的库房里，她慢慢臌胀起来，最终塞满了全部空间，已经没有我一点容身之地。原来我住在单身宿舍的时候，所占的空间虽然很小，但我的心理空间却辽阔无边；现在，我所占的房屋空间大了，而心理空间却紧缩成一团。我的心被她塞得满满的；我懂得了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心里堵得慌”是什么意思。
  至此我才领教了，有比社会压力还要可怕的压力，就是家庭压力。一一地回忆在历次运动中受折磨而自杀的人，发现触发他们采取这一行为的最关键的契机，却是妻子或孩子给他们的刺激。这一刺激才使他们下定最后决心。而那些挺受住折磨的人，多半是有一个稳固而温暖的后方。即使在牛棚里连一根筷子也得不到，但他还是能感应到心灵的思念。
  我又一次地想到自杀。既然已经成了“废人”，成了“半个人”，只能和大青马一样地被人驱使，最后在马厩里了此残生，苟且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些日子，我故去的母亲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她还和照片上一样慈祥、美丽，嘴角挂着永恒的微笑。她在一片迷蒙的雾中，若隐若现。而在我急速向她爬过去时，又不见了踪影。醒来，我一直猜测这个梦要猜测到天明：这是在召唤我？还是在鼓励我活下去？天明以后，库房里渐渐亮堂起来。一间几乎象颓垣断壁的破房子，竟被香久收拾得窗明几净。我最厌恶蜘蛛网，那会使我联想到监狱，而在这最容易结蜘蛛网的库房里却纤尘不染。门板做的书桌，洁白的桌布，窗台上，一个透明的试瓶中插着一束紫色的马莲和路边采来的牵牛花。被一砖一砖拍出来的泥地平整如镜；黄土墙上的报纸却也象一种花纹别致的糊墙纸。她的雪花膏瓶子，她的圆镜子，我的一摞书籍，仿佛都具有勃勃的生气，随时会动作起来，欣然为主人服务。她灵巧的手，奏出了一连串家庭幻想曲的美妙音符。再看看她，仰面睡得正熟，从额头一直到下巴，也是与她灵巧的手勾划出的同样美妙的轮廓。这一切，绝不是在推拒我，相反，而是极力要把我吸引到这里面去，吸引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可是，我和这一切当中，却隔着一堵冰冷的、无法击碎的、用玻璃砖砌成的墙壁！
  我的生理机能直至我的神经末梢，都使我再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失去了正常人的创造力。
  “是生存？还是毁灭？”我不断重复哈姆雷特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