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吗？
  这一声寻常问候，穿越四十年风霜烟尘，挣脱出噩运与梦魇，
  伤痕累累，都无比苍劲深沉。
  到达石家庄艺术学校时，已是黄昏。
  典型的夏季天空，红霞堆砌着，光影投射在校舍的墙壁上，彷佛在燃烧。任教于此的表哥，带着我去拜访校长，据说这个规模普通的学校，有三位校长。那么，何以我独拜访这一位；而不是另外两位？这件事并不重要。就像那位校长以公式化的口吻介绍环境与教学情况时，也引不起我特别的关心。
  我注视他，微笑颔首，耳边却盘绕着简单的音符旋律。一、二、三、四，举手，七、八，高挑窈窕的女老师，领着二、三十个小孩跳舞。经过时，我被孩子们专注的神情，优雅的姿势吸引。踏进教室，赫然发现，靠墙坐的一大排家长。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下班以后，送孩子来学舞，等课程结束，再接孩子回家吃晚饭。
  琴声起落，我在那些小小的晶莹脸庞中，寻到自己。二十年前，经济情况毫不宽裕的父母亲，也在晚饭后送我到舞蹈教室去上课，来去得经一段长长的路程，坐在公车上，晃着晃着便睡着了，下巴搁在母亲肩膀。隔了相当时日，母亲忍不住问我喜不喜欢跳舞？为什么老师总说我心不在焉？于是，我终于说了真正的感觉，我一点也不喜欢跳舞；我只喜欢粉红色，如缎光亮的芭蕾舞鞋。于是，我保留了芭蕾舞鞋；终止了舞蹈生涯。
  而面前这些孩子，跳得正起劲。他们的父母亲，拎着水壶，挽着毛巾，是否也像我的父母当年，一心想把自己欠缺及遭横夺的，加倍补偿给唯一的骨肉。
  举起相机，连续地按下快门，对着小男孩、小女孩。无意中旋身，我被那排父母亲惊慑了。当我摄影时，他们全坐直了身子，掩不住的骄傲神采，紧张地、屏息地微笑，注视焦距里的，自己的孩子。
  我在心里捕捉住这个恒久的镜头，并且相信，这画面可以与二十年前，我的父母亲重叠。
  因此，那位校长仍叨叨叙述时，我回想着那个美的意象，笑得更灿烂了。
  从校长室出来，树荫下坐着几个半大的男孩，都勾了脸，赤着上身，蹲坐一处，嚷嚷闹闹地啃馒头。表哥和他们招呼，问答之间，流露特殊口音。
  从四川来的孩子，家庭环境的关系。表哥说，有些吃不了苦，逃回家去，老师一路追。有的追回来了；有的追丢了。
  前一天，吃晚饭时，曾有个孩子，上表哥家拿寄存的零用钱。表嫂在房里低低和他说话，完全是个母亲的口吻。原来像父母子女的情分，一旦登上火车，便成遥远的两端，铁轨这一边是拚命的逃亡；另一边是疾疾的追捕。相逢或者错失，都是不堪吧！我想。
  我们穿越校园，走向角落里的房舍，表哥带我去探望他的老师。
  文革时，表哥表嫂同遭下放劳改的命运，患难见真情，反而成就一段美满婚姻。至于这位半退休的老艺人，又在那十年中得到什么；或失去了什么？因为好奇，竟忘了唐突。
  才走近，就闻到清鲜的韭菜香。表哥在窗外呼唤；一面熟悉地引我入厅。昏暗的小厅放置柜子、桌子、几子和几把椅子。墙上的年画，白胖的粉娃儿，系着红色肚兜，跨骑在金鲤背上，浑圆小手且捏着个大元宝，是四季都悬挂的吧。
  房里的人都笑嘻嘻地站着，我愈发坐不得了。而老先生、老太太腰上的围裙犹未除下，纱门开合之际，蓬起一阵白面粉。
  我端正地站着，随着表哥叫"老师好"。
  老师啊！我表妹从台湾来。来看您！表哥说。
  老先生的面孔剎那间亮起来，有人开了电灯。红润的脸，银白的发，经过许多磨难以后，从容不迫的神情。我在他身旁坐下，起先在想，他的发，是不是沾了些许面粉；就像蓝布前襟上的。很快地，我寻到答案，若不曾有岁月，头发便不能白得如此柔亮；同样，若没有在欺凌屈辱中挣扎，笑容怎可能如此和煦？
  老太太询问从台湾到石家庄，得有几天路程？我尽量详细的回答。老先生一旁听着、微笑着，而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开口，他看着我，清楚地问：
  "在台湾，你们都好吗？"
  问这话时，他的瞳中浮起幽幽水光，反映着许多说不出的沧桑，我被这样的眼光和话语锁住了。
  你们好吗？
  这一声寻常问候，穿越四十年风霜烟尘，挣脱出噩运与梦魇，伤痕累累，却无比苍劲深沉。
  不是邂逅；不是初遇；原来是一场亲密的重逢。
  在韭菜香中挥手道别，主人曾殷勤留客，留我和他们一同吃饺子，而我不知为了什么，急着告辞。
  老夫妇和其它的人把我们送到门口，天色已由橘黄转为靛紫，我行走几步便回头，晕晕的灯光，把他们烘托在夜色里。
  恒常地，挥别的手势。
  半年多以来，每一想起便要懊悔，究竟是什么理由，让我匆忙地错过那次晚餐。
  走在街上，偶尔也因为那声问候而迟疑——
  我们，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