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邓一群那天晚上很迟才回到宿舍，他和葛素芹她们分了手走到长江路的路口才意识到他忘了推车。等他回到影院门前那些没有存放的自行车堆里寻找自己的那辆半旧的长江牌自行车时，才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他当时不肯在心里承认这样的事实，因为第一那里并不只有他一辆，为什么那么多车子没有失窃，偏偏丢了他的车子。第二，他的车子并非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那堆车里，它一点也不起眼。正是由于怀着这样的想法，他就在那堆车里不甘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寻找。事实上他已经很失望了，可他还是像个傻瓜一样地盯着每一辆车子。
  这真是个倒霉的日子，他想。没有什么时刻比这天更倒霉的了。直到影院门前的灯熄了，他才怀着无奈的心情，决定往回走。显然，他当时的心里只想到了由于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晚上遇到的葛素芹对他今后生活的影响。如果意识到，丢了一辆旧自行车，他是绝对不会那样不快的。
  回到宿舍，邓一群看到小倪正和一个姑娘坐在桌前促膝谈心，那个姑娘看到他赶紧站了起来。小倪有点不好意思，对那个姑娘介绍说：“啊，这是我的同事，计划处的小邓，邓一群。”那个姑娘微笑着，冲他礼貌地点了一下头。
  那个姑娘很漂亮，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种身材和气质，都让邓一群眼睛一亮。这无疑就是小倪的女朋友了。他那么不声不响，居然一下子就带到宿舍里来了，证明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好一段时间啦。这让邓一群在心里产生了不少醋意。从这一方面看，他就觉得自己在生活里，应该对小倪有所提防。要知道他过去自认为小倪跟他还是一对很说得过去的朋友，他常常把自己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对他说，同时他也相信小倪对他也是真诚的，可是对于他谈恋爱这件事，他却一无所知。小倪处处都走在自己的前面。
  邓一群也礼貌地向他们笑笑，他知道自己的笑是装出来的。他并不开心，他为什么要笑？他仅仅是必须要这样，才如此的。小倪和那个女朋友站起来和他告辞，他对小倪说你好好送送她。小倪向他挤了一下眼睛。等他们走后，他放下自己的被子铺床休息。这是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面并排放着两张床，床头共用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盏台灯，可供他们两人读书。他扭亮了台灯，在枕下抽出一本书来，是一本已经翻卷了边的旧书，盗印的《肉蒲团》。《肉蒲团》是小倪的，他看完了丢在床下，邓一群就把捡了起来。他每看一次都感到一次心跳，那种赤裸裸的肉欲描写，让他激动。
  他边看边等小倪回来。在小倪回来前他是不能入睡的。正当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时，他听到了小倪回来的开门声，赶紧把书塞回到枕下。
  “怎么样？”小倪一脸喜色地问邓一群。
  “很好啊，很好。”他说。
  小倪掩不住一脸的笑容，说：“你可要说出你真实的想法啊。”
  邓一群说：“真的。我感觉是很好的。她是哪的？”
  小倪说：“在省机关医务室。她是医大毕业的。是我一个同学的同学。”
  “挺好的，你应该把她牢牢地抓住啊！”邓一群说。
  小倪说：“她对我初步印象是很好的，估计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聊了一会，小倪突然问：“嗳，你现在怎么样了？”
  邓一群说：“我？没有情况。”
  “到年龄了，要抓紧啊。”小倪说。
  邓一群长吐一口气，说：“一时没有合适的。这要等缘分吧。”
  小倪用不屑的口气说：“什么缘分啊，缘分就是合适，就是般配。”他定了定语气又说：“一群，你的要求也不要太高啊，找女朋友并不是上市场买件货物。漂亮的女人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但她们一个个心气高得不得了，她们要找的都不是我们这种坐机关的，而是那些有钱人。这年头钱真是太重要了。他妈的。”
  邓一群想到晚上的失落，忽然没有了再讨论的兴致，说：“睡觉吧。”
  小倪感觉他心里可能有点不痛快，就不再吱声了。
  熄灯。后来小倪睡着了，可邓一群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他编造这样的谎言真是毫不费力，可在编造之后，他内心却感到格外的空虚。他躺在黑暗里想着心事。这样失眠的夜晚对他并不鲜见。他在生活里总是感到有一种阴影笼罩着他。虽然他是幸运的，后来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还在省级机关里工作，但他的内心却是压抑的。他身上被打上了农村的烙印——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个农民。
  田小悦虽然从来没有在话语上表示过小瞧他，但她这次失约却是最好的证明。她这样做真是太过分了，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愈发难以入睡了。她表面上那么客气，但心里肯定对他有很多看法。他想他不能再轻看她，在今后要对她还以颜色。他妈的！他真恨她，恨她到骨子里啦。
  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出人头地。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报复像田小悦这样的女人。然而，虞老死了，他唯一可能依靠的靠山没有了，他怎样才能上去呢？
  邓一群夜不能寐。
  ［20］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邓一群总体感觉很平静。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他慢慢变得有点习以为常了。邓一群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在机关工作阅历的延长以及生活的丰厚积累，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与上下级的交道中，他学会了怎样比较妥当地处理一些问题和进行恰当的应付。他很谨慎，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也尽量把它解决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把事情办坏，如果办坏，也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尽了很大力气，而根本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讲究原则，什么时候又要运用变通。该刚则刚，该柔则柔。领导和同事都看到他越来越会“来事”了。他很注意学习，学习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时的老百姓已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室里的那些同事们经常会在一起大骂世风日下，大骂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丧失与沉沦，大骂腐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一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谚语。人们有一种对权力不无滥用的神往和无奈。
  邓一群从报纸里读到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是泥沙俱下。部分南方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失了势的老干部叹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想不通。邓一群当然也有牢骚。每个人都有牢骚。但是邓一群的真正本领却是从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最多只是回到宿舍的时候和室友小倪说一说，图个心里痛快。他知道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是最不明智的。
  老家来信告诉邓一群，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吃饭再也不是问题了。但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也开始显露了，粮食打多了，但却一天天变得不值钱了。他的二哥现在也还没有谈上对象，他已经跟着村里的人到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去打工。邓一群心里安稳了不少。他不希望邓一明到陵州来，到上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妹妹想跟嫂子的妹妹学烫发手艺，没有得到家庭的通过。嫂子的妹妹刘正红现在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生意红火得很，已经带过十来个徒弟了。邓一群心里不怎么高兴妹妹的想法，他们是个正经人家，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然后找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人。
  妹妹要是跟着刘正红学手艺，早晚要学坏，这就是邓一群的感觉。邓一群在几个月前又回过一次老家。他在镇上又到过刘正红那里去一次，他觉得她的屁股比过去更大了。她变胖了很多，脸胖得就像一个圆盘子，头发烫得蓬成一团，眉毛也描得很长，嘴唇涂得红红的。小小的理发店装修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香港男女影、歌星的艳照。屋里很暖和，刘正红只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把胸前的两只xx子勒得浑圆。她手下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那两个女徒弟其中的有一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像是个正经女子。邓一群和刘正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就进来一个男子，油头粉面的，她们叫他朱干事。邓一群猜想他是乡里的干部。他进来后就坐在了椅子上要刘正红给他修面。他对屋里的邓一群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刘正红热情地招呼服侍他，给他围上围布。他就半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来。邓一群看到刘正红的手指真长啊，而且是那样地白。她的十指涂上了什么奶液，在那个叫朱干事的粗脸上按摩起来。那张脸大概开始热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同刘正红调起情来。刘正红听了他的那些话就嘻嘻地笑，拿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打。那人就夸张地哎哟哎哟叫起来。邓一群在心里就很不自然，心想：在他面前，她也真是好意思。她不是什么好女子。这个镇子上，那些男人对她都有点那么不三不四，尤其是镇上的那些小干部。邓一群在心里对这些干部开始产生了厌恶情绪。那人后来乘势在刘正红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就惊叫着跳起来，说：“死大朱，你干什么呀？我家亲戚还在这里呢！”那人才回头看了邓一群一眼，回过神来，客气地说：“啊，啊，你在哪里工作呀？”刘正红就抢着说：“他是省里的干部呢，大学毕业分配就留在了省里。”那个人就问：“啊，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啊？”邓一群说：“在省政府。”他有意没有说是机械工业厅。那人听了立马收敛了放肆。
  权力和身份是如此地重要。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唯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牢骚话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来。
  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这都是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