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室的门一样将脸前的报纸移开，面无表情地直视他。我并不出声，只是用面部语言反问他：
  “我口吃过吗？孙子才口吃过！”
  “冯富强”见我面有愠色，早反应过来，迅速“听”懂了我的“表情”语言，在自己嘴上狠击一掌说：“对！对！鱼局长何曾口吃过！冯富强你才口吃过——你才是那个口吃的‘孙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曾如此感慨过人生被消磨于纸墨中。我现在“磨人”和“驯心”（驯别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过了阎水拍和马方向。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从郐国以下他就沉默不语。“自郐以下”这个成语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谈。我在玻管局如今也会时不时来个“自郐以下”。譬如我说：“老乔同志不错！”“小高同志是个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对冯富强、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给他来个“自郐以下”。我甚至会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样捉弄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说：“魏王雅然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还觉“雅然非常”。我若和冯胡牛玩这样的恶作剧，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琐相，甚至比“东食西宿”的齐人之女还令人鄙夷。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其女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冯胡牛这仨家伙，在我眼里啥时不是露出这样一副“东家食而西家宿”的贱相呢！——问题是只要我一不高兴，他们就东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冯胡牛在内的局里的同志，对我则都会如匈奴使臣称誉曹操那样，竖起大拇指说：“此乃英雄也！”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竖大拇指啊！我从早到晚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博我欢心的人不知凡几。奥迪成为我的专车。每天早上小苏将我从家里接过来。我背着手慢步向大楼门走去时，小苏早抢前一步将门推开。我做了常务局长后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门，始终背着手那样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门前门自然会“洞开”。进了玻管局大楼，我沿着楼梯低着头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时间，身后跟着几个刚来上班的同志，他们怕打扰我，并不超过我向前走。要么跟在我身后慢慢走，要么折身到老乔的门房待一会儿。待我已到办公室了，他们才“噔噔噔”跑上楼。
  我上楼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下楼。比如小牛小马小胡。他们正轻快地拍着楼梯扶手，“噔噔噔”低着头往下跑，猛一抬头看见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脚步，望着我，将最生动的表情呈献给我。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等待着接我的眼风，可我偏不给他们眼风。当然若是那些年龄大一点、资历老一点的科长、副科长，我会抬头冲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可若是小牛、小马、小胡这些人，我却始终不理他们，只顾低头往上走。他们迎面下来，在与我相距四五个台阶时，就停下脚步不敢动了。就像一只惊慌的老鼠，突然看见了一只硕大的猫。我知道他们在冲我妩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我超过他们几级台阶了，我还是不理他们。他们的脖子最初是冲我俯着，而后开始仰着。他们就那样仰着脖子用目光追随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转个弯儿看不见了，他们只得出了声：“鱼局长，你刚来啊？”或者：“鱼局长，你开会去啦？”此时我才仿佛发现了他们，并不说话，冲他们淡然地点点头。他们便会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噔噔噔”跑下楼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声后我都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吭继续向上走。这就等于我站在楼梯台阶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疼的。我当时没有听到他“噔噔噔”跑下楼去的声音。可以想得来，他当时腿一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会心情不好，晚上甚至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而我却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让别人睡不好！这是我总结出的又一条人生经验。而成为“鱼局长”以后的我，用鼻子哼一声，或者一个眼神：瞥谁一眼，不瞥谁一眼，都可以让别人睡不着觉。
  我的眼神已练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种眼神，针对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种眼神是给陶小北的。小北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接她电话时的眼神闪现着动人的光芒，既炽热又柔和。虽然小北并不能看到我的这种眼神，但我却觉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发炽烈、越发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阳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这样的“阳光”下开始一点点融化，直至融为一河春水。这样的目光里还有一种纯洁。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变得纯净起来。龌龊和卑劣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成为一个可爱的鱼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牵着陶小北的手在小河边戏水，在树林间奔跑，让小北欢快的笑声惊飞树梢头的鸟儿。
  第二种眼神是给柳如叶的。也有柔和，有时也炽热，但有时又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有一点孟浪，还有一种暗示和挑逗。有时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开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Rx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
  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下来还有各种眼神，我用这诸多眼神分别去看局里的同志们。他们都要到我办公室来捕捉我的眼神。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打字员，通信员，驾驶员，我至少用五至六种眼神区别对待他们。或冷漠，或热情。我想让他们高兴，我就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不高兴，也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有点儿高兴又有点儿忐忑，同样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用眼神指挥着玻管局。我用眼神笼络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击人、报复人。我的目光如电，电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会亮起来，像一个电动玩具一般欢实地蹦起来；我突然掐断电源，它的一只臂还在向上翘着，没有复归原位，可却已经不会动了，可笑地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我目光中的电流既可以让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昼，出现那种灯火辉煌的动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间变得漆黑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