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管局由“七嘴八舌”到“一声喊到底”，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我和陶小北在市委党校学习的这一个月里。两个傻家伙不知道，在我们用漫画勾勒局领导班子的精神面貌时，阎局长已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并已“四渡赤水”，正打点行装准备过草地呢！
  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赵有才主任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赶回局里参加重要会议。赵有才主任在电话里讲：“阎局长要我转告每一个同志，谁也不允许请假！”
  这次“重要会议”原来是搞民主测评。阎水拍局长的工作方式常常让人有那种“丈二和尚”之感。有时故意放出风来，说局里准备搞民主测评了，可却又迟迟不搞。有一次年初放出风，岁末才搞了测评。可真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的“三百六十五个等待”啊！
  有时阎局长却又搞突然袭击，在谁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搞测评。
  这次测评属于后一种情况——阎局长突然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捧到局里几个同志面前，这几个同志眸子里怎能不惊喜地一闪呢？
  这次共测评五个同志，其中有我和陶小北、李小南。
  我们几个测评对象在测评之前均不知情。已在六楼会议室的沙发上坐下来，我还在问陶小北：“测评谁呢？”陶小北再问李小南，李小南再问下一个人。就像玩那种击鼓传花，我将花儿扔给陶小北，陶小北扔给李小南，李小南再扔给下一个人。鼓声一停，傻眼了！我们三个怀里竟各抱着一枝花儿！
  测评前阎局长先讲话。将我们五人挨个评价了一番。诸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德才兼备之类。说到我们的缺点则轻描淡写，有点像上中学时老师写的操行评语，在一大堆好话后面缀一句缺点。如果这个同学是一个班干部，就写一句：“希今后大胆工作”；如果是一个学习好、身体差的学生，就写一句：“希今后加强体育锻炼”；如果这个同学在本学期与别人拌过两句嘴，就写一句：“希今后团结同学”。
  机构改革若是一场盛大的婚宴，最后浮出水面的方案则是婚宴上款款迟来的那位盛妆的新娘，前面做了多少准备，都是为了最后一睹芳容的这一刻。阎水拍局长在讲话中还透露，本次测评结束，即意味着这次机构改革即将结束，机改方案将很快出台。阎局长说：“这是一次涉及面较广的机构改革，不少同志的工作岗位将有所变动，凡是平级调整的这次均不测评。”阎局长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怦怦跳了两下，心想：那就意味着被测评的同志这次要被提拔了？
  接下来阎局长宣布这次测评的规则，他说：“我私下了解了一下，对这几个同志大家均无异议，因此这次测评搞简单一些。一会儿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票，上面写有这几个同志的名字。如果不同意，就在名字后面打个‘×’，如果同意，就啥也不填，将‘白卷’交上来。”
  “大家听清楚没有？我再重复一遍，不同意就打‘×’，同意就什么也不填。”阎局长说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扭头对赵有才说：“既然大家没啥意见，现在开始发票。”
  票发到每个人手里后，有人下意识地拧开钢笔套，慌忙又合上。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不同意见，赶快表白立场似的将双手插在袖统里，这才叫“袖手旁观”——每个人袖着手扭头左右看一看，谁也没有动笔。几分钟后，赵有才主任站起来收票。结果我们五人均获满票。
  一周后，局里的机构改革方案亮相。这个方案可称之为“赶鸭子方案”。局里的同志都是“鸭子”，阎水拍局长则为“赶鸭人”——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玻管局一群鸭子赶到这儿，赶到那儿。
  第一只鸭子是陶小北，陶小北出任局工会主席，受姬飞工会主席“节制”。局里为啥有两个工会主席？姬飞是“行业工会主席”，副县级，由市委任免；陶小北是局工会主席，正科级，由局里任免。
  第二只鸭子为业务二科主任科员罗一强，任局专职纪检书记，隶属局纪检组长朱锋领导。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纪检组长朱锋领导下负责全局纪检工作。
  这个纪检副书记的级别仍是正科级。一个组长领导一个书记，有点像一只蚂蚁拖着一间房子。有一次本市有一位作家到局里来推销书，给局里每一位领导签一个名。譬如“敬请阎水拍局长雅正”之类。可写到朱锋却作难了，若写作“敬请朱锋组长雅正”，显然不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小学生打扫卫生时排的小组长。正当作家为难之际，赵有才主任及时点拨，他对作家说：“你就写朱锋书记。”作家于是急忙写上：“敬请朱锋书记雅正”。
  不过若要去与阎水拍局长探讨这个问题，阎局长会反问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什么级别？——和周总理一个级别；市治理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是什么级别？——正厅级！惠五洲书记任组长、郑向洋市长才是个副组长！”然后阎局长会总结说：“组长没大小，我当县委书记时，有一段时间同时兼任过八个组长。”
  下来一溜儿鸭子都上了架：下海走了的那位科长原为业务二科科长，他空出的“缺”，由二科副科长填补。四位主任科员中，除担任专职纪检副书记的罗一强外，其他三位亦各得其所，每人兼了一个副科长。业务一、二、三科各缺一位副科长：一科副科长冯富强调离，二科副科长升作科长，三科副科长下海，这三位副科长便由三位主任科员兼任。他们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一肩挑两职，真正做到了有职有权——既可享受正科级待遇，又能行使副科长职权。
  那么冯富强调哪儿去了？局办公室改作政秘科，冯富强任政秘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我任政秘科副科长，协助冯富强工作；李小南任政秘科副主任科员兼打字员；通信员小胡继续任通信员。
  每次动人事，阎水拍局长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手笔。或在大处点染，或从小处着墨。这次却是大处也点染，小处也着墨。从大处说，突然增设两个正科级岗位——一个局工会主席，一个专职纪检副书记。表面看来，阎局长想借这次机构改革将八个科室增为十个科室的目的没有实现，这不已实现了吗——局里虽仍是八个科室，可却有十位正科长。从小处讲，李小南做了副主任科员，却还兼着打字员。这里边的“奥秘”谁能说得清楚——恐怕李铁梅也说不清楚。
  对李小南而言，上次由出纳员岗位“贬”至打字员岗位，是阎局长“推”她——一推她不就感觉到了？这次让她以一个副科级兼打字员，又说明这个岗位重要。这个岗位当然重要！现在，四楼那间打字室已不属于冯富强了——因他早已不是打字员，那间小房子属李小南了。有时打印一些绝密的人事任免文件，阎局长就会将门从里面反锁，坐在那张床上，看李小南“嗒嗒嗒”敲那台四通打字机。李小南露出一截赛鹅脂一般雪白的手腕儿，娴熟地敲打在键盘上，也敲打在阎局长此刻陡然年轻起来的心房上。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衡量一个男人是否老了，不在年龄，而在面对漂亮女性的态度。若面对漂亮女性熟视无睹，说明他老了，反之则不老。比如当年“三闾大学”那位老校长高松年。我们阎水拍局长与高松年校长有同样的心态，是一个“人老心不老，革命干劲高”的好同志。“老而弥坚”，“老而愈勇”就是指这一类跨越代沟像愚公移山一样毫不畏惧的老同志而言。实践证明，阎水拍局长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李小南又不是尤三姐，性子再烈能拗得过我阎水拍？孙悟空够厉害了吧，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了没有？何况李小南又不是孙悟空！
  不过这女孩子的手灵巧地敲打在键盘上，就是好看。阎局长看着李小南打字时不由得这样想。她的手那么白净，尤其是她的手腕儿，盈盈一握，像电话机的听筒一般，惹得人忍不住想抓在手里打打电话。而她的手指敲打键盘，又像前几天那场大雪的雪花片儿，一片一片往那台四通打字机上落。这女孩儿端坐那儿给人的感觉娴静而优美，若她耳上再戴一副耳机，简直就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秘密发报员，将重要情报“嗒嗒嗒”敲打到延安，让那永不消逝的电波驱散中国上空的阴云和黎明前的黑暗。
  因此阎水拍局长暂时不想让李小南离开打字员这个重要岗位。此其一；其二呢？阎局长还不想让小胡这么快就接这个岗位。按理说余宏进已臣服，应该让小胡接这个岗位了，恩威并施嘛。可阎局长偏不，你说这老头有多倔！不让小胡干打字员，小胡也许会着急得跺脚，跺痛的是小胡的脚，又不是我阎水拍的脚！小胡要是着急得跳起来呢？跳起来？他能跳多高，他又不是朱建华！况且跳得越高，落在那个大办公室的水泥地板上，脚板就会越痛。就像一个人生气时狠劲以手掌拍桌子，桌子倒不痛，自己却痛得在裤缝上直搓手，嘴里还像换气扇一般咝咝吸凉气。所以无论跺脚还是“跳高”，都是他小胡自己的事——朱建华跳高才是国家的事呢！对阎局长来讲，关键是看小胡跳完高后干什么？他保准会弯着腰、胁着肩再次跑过来给阎局长打水抹桌子，给阎局长取报纸跑得比孙子还欢，阎局长家里有点什么事他比阎局长还着急——单从脸上那沉重而焦虑的表情即可看出。阎局长住院他去医院看得比谁都勤，连痰盂都哈着腰拎出去拎进来，冲洗得干干净净。医生护士见小伙子这么勤快，问阎局长：“你孙子？”阎局长说：“不是，是我单位的同志。”“多好的同志！现在这样的同志可不多了！”阎局长此时则会在心里对医生护士说：“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单位多着呢！”然后再在心里对微微有点脸红（那医生简直瞎了眼！）的小胡说：“快能接替李小南同志做局里的打字员了！”
  我局这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落下帷幕。四十三个干部编制人事局批了下来。除两个下海的同志外，我局四十一个干部像四十一根萝卜，被阎水拍局长一根一根插在了他精心挖出的坑里。放眼望去，这片萝卜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局里几个工勤人员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甚至有那么一股劲头十足的劲儿。局里共有六个工人编制。小牛、小马、小虎和小胡占去四个。老乔退休后，空出一个编制；冯富强转干后，又空出一个编制。这次机构改革结束不久，局务会研究，决定再调两个工人同志进来。几位局领导便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想调自己的亲戚进来。余宏进和牛望月算盘珠拨拉不响——有个小胡和小牛在那儿，再开不了口；马方向不屑于在这种小事上开口；赵有才还不能开口，只有陈奋远和朱锋、姬飞开口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们没有调过自己的亲戚。于是朱锋推荐了一个“小朱”，姬飞推荐了一个“小姬”，陈奋远却推荐了一个“小苏”。三个里边选两个，阎水拍局长该作难了吧？不作难！阎局长最后拍板，他在局务会上说：“小苏调进来！我们考虑问题还得有点思想境界！”阎局长说到“思想境界”时看了朱锋和姬飞一眼。原来小苏不是陈奋远的亲戚，和他八竿子打不着。小苏是局里修建家属楼那个村支书的小儿子。征地时村支书一句话少收了三十万。村支书只提了一个要求，他小儿子想吃“公家饭”。现在两栋家属楼都开始起墙了，村支书的小儿子当然得调进来。
  小苏调进来了，剩下一个调谁？调“小朱”还是调“小姬”？阎局长又该作难了吧？不作难！两个都不调！阎局长说：“大家怎么把一个人忘记了？我们可都吃过人家做的饭——小高怎么办？”阎局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说其他人，连朱锋和姬飞都没话说了。
  局务会决定：调小苏和小高。至于小朱和小姬，以后有了编制再考虑。
  炊事员小高终于结束了临时工的历史，被正式调入玻管局。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那滋味可不好受。虽然“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而小高只有小学文化，不懂什么理论。小高都二十八岁了，却至今“待字闺中”！小高谈过六个女朋友，一个也没谈成。六个女朋友中，有三个和小高只见了一面，听说他是临时工，掉头不屑而去——像东去的大江一样难以挽留。后来小牛小马小胡几个给他出谋划策。小牛说：“就说你是正式工，开着桑塔纳。”小马说：“干脆说是局里的打字员，快转干了。”小胡说：“要么直接说成是干部，是副主任科员。”小牛接着又说：“临时工就像一块疤，你干吗那么着急揭起来给人家看？”小马说：“临时工是个小婊了，卖了多少次也得羞答答装出个处女样——至少也得装成个‘副处’！”小胡说：“临时工是块狗屎，你干吗老拿在手里臭自己！”
  几个人给小高出的主意如出一辙：见面时先别说自己是临时工，然后尽快将对方“靠”了！“靠”了懂不懂？小牛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小马说：“就是先上车后买票。”小胡见小高一脸茫然，拍拍他的肩说：“就是生米先煮成熟饭。”
  后来再见面的三个女孩，小高依计而行：不说自己是临时工，并且千方百计想把人家“靠”了。第一个，见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终于哄上了床。女孩兜头往下脱那个小背心时，两个硕大的胖xx子“嘣”一下跳了出来，小高吃了一惊。那两个胖xx子冲他点了点头，一对小乳头像小孩子圆溜溜的眼睛一样调皮地望着他，仿佛在说：“你这个撒谎的家伙，撒谎嘴会烂的！”小高本是老实娃，在这双“眼睛”的逼视下，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和盘托出。这下轮到女孩吃惊了。她猛地将那个即将脱下的小背心使劲儿拉下来，遮住了胸前一双调皮的“眼睛”，却露出另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不是副主任科员？”女孩眼里像是喷出了火，恨不能将小高立马烤焦，让他顷刻间化为灰烬。接着咬牙切齿吐出几个字：“你这个骗子！”女孩手忙脚乱穿上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着“正装”摔门而去。
  第二个，也已发展到脱小背心，小乳头已“看”过小高。也许是那个女孩的Rx房太小，小乳头“眼神”无力，小高竟忍住没有说。可当女孩勾起脚尖将那个小裤头娴熟地挑下去时，小高再次良心发现，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了女孩——结局同上。只是这个女孩更暴烈一些，出门前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第三个，已将生米煮成熟饭，两人搂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女孩醒来时，伸了个懒腰正准备打哈欠，小高忍不住又将真相告诉了她。女孩瞬间变作张牙舞爪的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向目瞪口呆的小高扑来：首先挦了他一把头发，接着抓了他一把脸，抓脸的同时，另一只手扭在了他大腿根部，然后同时抬起两只手——左右开弓，扇他两个耳光！随即抽泣着夺门而出——当然不是裸奔——在进行“挦、抓、扭、扇”系列动作时，她已神不知鬼不觉穿上衣服——着“正装”悲愤而去。
  局务会研究，决定将小高正式调入玻管局后，我去市劳动局帮小高办手续——工人调动在劳动局，干部才在人事局。小高那天跟着我去劳动局办手续时，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跟在妈妈后面，乐得一蹦一蹦的。市劳动局有我一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做副局长。同学虽然不是交通警察，却给我大开了“绿灯”。办好手续的当天下午，局里搞福利分带鱼——当时是冬天，一捆捆带鱼像姬飞和康凤莲一样“拥抱”在一起，难舍难分。我和小高分得一捆。我俩将那捆带鱼拎上三楼，两人像打夯那样一下一下在楼道抡，震得冰渣四溅。其中一块像一个小酒杯那样大的冰渣飞到小高脸上，当即“吻”出了血。小高却不在意，竟说出一句带点儿哲理味儿的话：“疼在脸上，甜在心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了一句粗话：“靠他奶奶的，在局里八年了，每年搞多少次福利，可咱却连一根像xx巴一样的胡萝卜也没有享受过！今天刚转正，就分半捆带鱼！”小高说这话时，已麻利地蹲在地上，将抡开的带鱼分做两份儿，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仿佛他当过那种看守犯人的兵，捆什么东西像捆犯人那样利索——用膝盖在犯人背上一抵，两下就将手腕反拧着捆住了，让我纳罕。
  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