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介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作牲灵也要在这搭儿作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说；“今生不顶事了，不胜早些儿死下再托生。”明娃妈眼角的皱纹立刻都散开，沉了脸怨他：“又瞎说哩！”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明娃再不言传。母子俩都不再说话，望着窗外，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旧石窑，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明娃的大，叫“疤子”，不记得他的学名。陕北话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妈也叫疤子婆姨，叫个什么凤英或者什么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个都是小子，排几就叫几元儿。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生在我们那地方，除去是动弹不得，总就是个受苦吧。山里的苦都不轻，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打土坷垃，你也得抢着老镢坷慌慌地走；一个成年劳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岁往成年劳力过渡，最要付出大气力，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不情愿给你记十分工。明娃正是这年纪，拼着命想挣十分工。除非你在体魂和力气上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否则就难。明娃长得不矮，却叫病闹得瘦。收工时众人纷纷往向村走，他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拄着撅把，嘴唇没有血色。后走的人劝他不要贪图着工分倒把身体垮了，他便硬充着笑，说“咋也不咋”，连着喘，声音低得象在对自己说。
  书上这么介绍我们那儿：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河沿岸地带，山梁狭窄，坡陡沟深，基岩裸露，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把黄土搬来，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把它们切割得破碎。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
  一会儿又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塬地平坦而开阔，就象平原，一望无际。
  忽然，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咝——”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
  “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那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欧嘛。”“一亩才七、八十斤？！”
  “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
  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
  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咳呀——！”他说，然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愈走愈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
  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咳呀——！”
  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嘛介？”
  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我们都笑得醒过来，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还在争辩：“人说公社里姚书记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满不行，到西安换了节狗肠肠。
  欧嘛，尺二长！”他歪着头比划，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没有，脸上的麻子全变红。“这事我晓得哩，”一个老汉作证说。那老汉象是在众人里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音乐一响，满窑又是“咳呀咳呀”的惊叹声。婆姨、女子们原都远远地站着望，这时也不顾了，进到窑里来贴墙站着，几个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湾的人头一回见到半导体——那么一个小东西却能唱得那么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