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们常常这样说，劝人或者自慰。但过去的事如果真能过去，不留任何影响于今天，人们大概就不需要如此的劝人或者自慰。不是么？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是为了一往事的波涛又在浸痛尚未结疤的伤口……
  一
  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叫我大海哥，我叫她小秀儿。她是我家阿姨的女儿。
  阿姨才来时我刚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一推开门，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
  “你是谁？”我问。
  “我是小秀儿，我妈在厨房。”她说。
  “你妈妈是谁？”我又问。
  她摇摇头，依旧那么怯生生地望着我，似乎没有懂得我的话。我饿了，在屋里东翻西翻地找吃的东西，小秀儿睁大的双眼一刻也不离开我。
  见我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她像是放了心，带着几分乡间怯音问我：“你是大海哥？”
  “是呀。”我一边嚼着苹果。
  她笑了，说：“婶婶说你回来跟我玩……”
  “什么婶婶？哎呀！你怎么把新娃娃包上这么多破布？！”我看见她怀里抱着舅舅新从国外给姐姐带来的洋娃娃。
  “怎么是破布？是被窝……”
  “把新娃娃弄脏了！”我跳起来，一把抢过洋娃娃。
  小秀儿不声不响，再度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然后，开始慢慢地叠手里的几块破布。
  妈妈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小秀儿立刻跑过去，偎依在那个妇女的怀里。那就是小秀儿的妈，我家阿姨。
  妈妈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要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和小秀儿一起玩。
  晚上，妈妈把台布拿来给洋娃娃作被子，小秀儿的笑声充满了房间，她的天性是活泼的。一大海哥，我当洋娃娃的妈，你当她的爹，行吗？“小秀儿一句话，把爸爸妈妈都逗笑了，只有阿姨却垂了头。
  “不，我要当师长，不，当司令官！”我正把帽子捏扁，、腰里插着两把“手枪”，在屋子里昂首阔步。
  “当官？大海哥，你别当官，当官要坏良心……”
  “啪！”阿姨一巴掌把小秀儿打了个趔趄，喊：“不许胡说！”
  “您说的嘛……又不是我……”小秀儿小声叨咕。
  “啪！啪！”又是几巴掌，一再胡说。打死你！“阿姨真的生气了。
  小秀儿哭了，阿姨也哭了。妈妈劝阿姨，爸爸哄小秀儿，我和姐姐吓坏了。
  大了，才知道这事的原因。有一次，看完《霓虹灯下的哨兵》，妈妈说，陈喜这个形象颇有典型意义，小秀儿的爸爸看了不知怎样想，他比陈喜多走了一步，进城不久，便抛弃了这母女俩。
  这样的人有，只是不好搬上舞台。
  小秀儿越来越漂亮。大伙儿也都这么夸奖她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在一起，偶尔见到，话也少了。阿姨嫁给了一个工人，小秀儿有了爸爸和哥哥。阿姨照样在我家忙，小秀儿却在她家忙，要上学，要做饭，要洗一家人的衣裳。每个学期的期末，阿姨都要拿来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笑着给爸爸妈妈看，说是小秀儿进步得这样快，多亏了我爸爸和妈妈。
  二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阵飓风便吹毁了我家的四合院。红漆大门贴上了封条，爸爸失踪了，妈妈被四处游斗。我是干部子弟中最不幸的一个，还没容得我穿上军服，戴上袖章，去造反，去高歌，去奔腾叱咤，“黑帮子弟”的头衔便打得我晕头转向。象一片树叶，任飓风吹去，随飓风盘旋，凭飓风安排我的命运。
  那时我似乎才真正踏进了人世，长者亲昵的抚爱变作惶恐的冷眼，朋辈的戏谑之言成了罪责的依据，亲戚们的阿谀逢迎改为望风而逃。“革命后代”一旦为“黑帮子弟”所替代，赞扬便永远地消尽，嘲讽和喝斥随即袭来……我迷惑、恐惧，我感到苦闷和凄凉……
  妈妈又得了心肌梗塞。每夜在医院看护她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绝望，在心底哀叹着命运的无情。往事浮上眼前，而往事又都已破碎，包括“人生”，“幸福”，“革命”，“理想”，——这往日侃侃而谈的一切。
  这时小秀儿来了，带来几样饭菜，说是阿姨叫她送来，妈妈和我都爱吃的；说是阿姨虽已不在我家，却时时挂念着我们。
  小秀儿坐下来，用少女特有的善良和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伯伯和婶婶都是好人，我总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教导。我不相信他们会是‘黑帮’，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清楚？可有时那是命运，”我说。
  “命运？你怎么也相信命运？！”她露出惊讶和焦急的神色，久久地望着我。
  直到我把饭菜吃光，她才又说：“有一回伯伯跟我说起了命运——他知道我妈总把‘命啊命’的挂在嘴边上——伯伯说，”说到这里她仰起头，望着天花板，象背一条物理公式似的继续说：“命运绝非造物主的安排，因为那样的造物主是没有的。可是人们的头脑中却又为什么产生了命运的概念呢？……却又为什么产生……噢，我的本子上记着呢，”她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个日记本，翻开，认真地念下去：“那是因为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有时会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这就是被人神化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
  “我知道，当时我也在。”我说。
  “可伯伯还说，”她急忙又往下念，“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认识那些矛盾，掌握矛盾的规律，驾驭人类的命运。这你还记得么？”
  我说：“记得。”
  小秀儿的眉间现出轻松的笑容。
  二十几岁的年华，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它充满了活力、激情和向往。小秀儿尤其是这样，她的眼睛在闪光，她的激情在驰骋，她的青春在迸发，虽然她又是那样的文静。那时，我们便又谈起了人生、理想和幸福。人生是什么？是斗争；理想是什么？是革命；革命呢？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幸福呢？便是这一切的总和，我们为共同的结论而兴奋，直到远处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大海哥，你先睡会儿吧，妈要我替你，你都熬瘦了。”
  小秀儿不由分说，在走廊里找好一条长椅，硬把我拉去，按下，把大衣盖在我身上……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秀儿紧紧地抱着那个洋娃娃，睁大眼睛问我：“我当娃娃的妈，你当娃娃的爹，行吗？”还没等我回答，就听得“啪！啪！”几声巨响，小秀儿哭了，一边哭一边叠着手里的几块破布。
  “小秀儿！”我喊了一声，惊醒了。
  我悄悄地走进病房，轻轻地推开病室的门，一眼就看见了妈妈那张憔悴的脸，但憔悴的脸上却挂着久已不见了的笑容。
  小秀儿背对着我坐着。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不怕，婶婶，我不怕，妈妈也不怕。”
  “可他们说我是‘黑帮’。”妈妈说。
  “不，婶婶，我不信您和伯伯会是黑帮，我妈也不信。”我想象，小秀儿那时一定又是焦急的神情。
  我看见妈妈在擦眼泪。
  小秀儿慌得站起来：“婶婶，您别难过，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小秀儿天天都来，给我们带来可口的饭菜，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温暖。妈妈的病渐渐好转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
  真的，那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当春风吹醒了希望和理想，感情便也象解冻的溪水，潺潺而流了。二十几岁是逃不脱爱情的。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人，说起结婚多是那么坦然，而一听到“爱情”这个字眼，都是轻则脸红心跳，重则斜目横眉，甚至嗤之以鼻。小秀儿便是个轻的，那时的我么，自命是一个例外。
  一天，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我对她说：“小秀儿，我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看法。”
  “什么？”她睁大的双眼和小时候一样。
  “爱情，你对爱情怎么看？”
  “爱……噢不……我……”她惊惶地环顾四周，然后羞红了脸，用食指抠长椅的边缘。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健康、朴素的美。
  “我今晚要早点回去……”她站起来。
  “这个你拿去，”我掏出一本书。
  “什么？”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你看吧，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我当时很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是个指导者，甚至为此飘飘然了。
  第二天她来得特别早。我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时，“爱情”这个字眼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尽管仍带几分羞涩。她说她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所感动。燕妮家有钱有势，好些纨绔子弟追求她，而她却选择了贫穷而又名禄全无的马克思。
  “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理想指引着爱情，爱情又增添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我总结。
  她同意，还特别翻出书上的一句话给我看。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就这么，我们谈起了爱情。小秀儿在她固有的一切美之外，又添进了开放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我以为那是我的功劳，她也承认。那时的小秀儿啊，笑声和歌声是她的影子。我们朝夕相处，读书，发议论，品评现时，回忆过去，憧憬未来……春天，万物都在更新、生长、创造。
  我总不能忘记，我们一起读了鲁迅的《伤逝》。我们为涓生和子君的结局而悲哀，为我们生在今天而庆幸，并且坚信了一条哲理：只有共同的理想和斗争能使爱情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一旦沉入卿卿我我，为家庭的大地所束缚，爱情便要无聊，便要僵死。于是我们商定，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革命而又浪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同去边疆而又不在一起的原因。
  三
  塞外的寒风并不能吹去春天，并不能吹毁萌芽。柏拉图式的爱情插上了书信的翅膀，三年，书信积成了捆，小秀儿说那是我们的鹊仙桥，我说那还会是我们的证婚人。
  翻开那些书信，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可以找到曹雪芹、鲁迅；可以找到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可以找到“九二0”，土壤，育种……
  然而，命运到底有没有呢？
  爸爸解放了，我上了大学。如今我已无需说谎，是的，正是从后门。但那时我并没有告诉小秀儿，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为了小秀儿的爱。小秀儿绝对地相信我，那时她在信中竭尽嘻笑怒骂，她笑行贿是黑夜的偷儿，骂走后门是明火执杖的强盗；她为神志民的反戈而振奋，为张铁生的得势而愤怒；她为总理的艰苦朴素和谦恭下士所感动，为江青的附庸风雅和勃勃野心而惊诧。她是一炬燃着的火，而我却已象一堆烧尽的灰。我每日只在english的领域中思想，只为出国的前景所激励，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后门的恩泽。我不愿说穿它，或者竟是不敢，为了小秀儿纯真的爱和连接那爱的理想。我随声附和着她，欺骗着她，甚至躲闪着她。
  慢慢的，小秀儿的信稀疏起来，信中透出了忧愁、彷徨和沮丧。记得她从兵团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又一批人走了，当兵去了，回城去了，进歌舞团去了。进报社去了……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试验田荒芜了，农科站倒闭了，人心散了，各谋归宿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海，这间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渐渐觉得模糊。”
  我接二连三地给她写信，却不见回音。大概是她终于发现了我的虚伪和欺骗。
  一天，她忽然来了，从兵团回来了。然而那迷人的笑靥没有了，欢快的歌声没有了，迸发的活力没有了。小秀儿变得倦怠，愁苦。
  当我们踏着香山落叶的时候，我胆怯地问她，还爱我不？她苦笑着点了点头，说：“大家都一样，何必怪你呢。”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感到陌生，使我感到在我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小秀儿，你现在怎么想？”我问她。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想命运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你相信命运？！”
  “我也不知道……当然，我知道造物主是没有的。”
  爬上了鬼见愁，夕阳已经沉在了脚下，飞鸟卿卿喳喳地归巢。小秀儿忽然说：“你不觉得《红楼梦》上那句话很现实么？”
  “哪句？”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又是那么苦笑。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心酸、心疼。“小秀儿，你也回来吧……”我建议，但那实际象是央告。
  “怎么回来？”
  “把我们的关系向爸爸妈妈公开，然后让爸爸想办法把你转回来。”
  她沉默了，但她心里一定在搏斗，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看见她起伏的胸脯。直到远山渐渐模糊，她才说：“我妈也这么说，还说我的命比她好多了。”朦胧的月亮已经升起，她又说：“前几天，我看了几句诗‘一切都破灭了，唯有那纯真的爱，象飞瀑长流，象青松不衰。’可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呀，我心里特别矛盾……”
  “我们在一起，我们还要革命，还要携手向前。”我说这话时，见她眼睛里又闪现了向往的光。
  她大胆地靠紧我，含着泪水点了头。
  四
  那时，妈妈虽已常常向我提起婚姻问题，却从来没想到过小秀儿。
  为了不同凡响，我也一直没向她公开。但我知道妈妈是喜欢小秀儿的，我相信她准会同意。妈妈同意，爸爸准会帮忙。
  然而，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偏偏这时，小秀儿的哥哥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不久，小秀儿的爸爸也被查出了问题，说他本来就是个坏分子，说不定还是个漏网地主。
  “那不会是真的！难道你没尝过那些人的信口雌黄？！”我几乎是在朝妈妈喊。
  “我们最好还是，暂时少和他们来往吧。”妈妈还是这么说。
  “不，这不可能！我爱小秀儿，我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什么？！”妈妈惊呆了。
  “是的，还要请爸爸帮忙，把小秀儿转回来……”
  妈妈考虑了许久，对我说：“爸爸和我虽是解放了，问题却没了结。尤其是因为爸爸当时说过一句‘江青是戏子’，他如果帮这个忙，会招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再说，你学外语，将来出国，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是重要的……”
  “妈妈，你这是庸俗！是的，是庸俗！甚至是卑鄙！”我喊着，跳着，怒不可遏。
  “大海！你愿意爸爸再被打倒，妈妈心脏病复发吗？大海，我……”
  我把决心暂时藏起来。
  为了学校里的事，我有几天没去找小秀儿，再去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小秀儿默默不语，阿姨忽然变得客气，便是邻居，也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开始，我以为那还是为了小秀儿的爸爸和哥哥。我安慰阿姨，没想到阿姨却哭着对我说：“你以后别来我家了，不要连累了你们。这些年没少麻烦你家，尤其是小秀儿小时候那几年，我们孤儿寡母，多亏你家。咱不能忘恩负义，做出没良心的事来。”
  “阿姨，你说什么呀？！”我简直发懵。阿姨出去了。
  “阿姨这是怎么啦？”我问小秀儿。
  小秀儿当时的样子啊！我现在还常常在梦中见到。她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眼泪如泉水般地涌出，沿着苍白的脸颊流淌。
  “小秀儿！你怎么啦？！”我摇撼她。
  许久，她才抹去泪水，说：“我们出去走走，我告诉你……”
  在小胡同昏黄的街灯下，她告诉我：“婶婶今天来了。”
  “是这样，妈妈发昏了！我去找她！”我蹬上车要走。
  小秀儿拉住我，不让我去，并要我保证，要我发誓，不许跟妈妈吵。因为她答应了妈妈，不把这事告诉我。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管她，现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我说。
  “不！绝不！”
  “什么绝不？”
  “咱们断绝来往吧，”小秀儿说。
  “这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分开？！”我觉得恐怖。
  小秀儿倒仿佛平静了，她说：“我不愿意连累你和伯伯婶婶，我也不愿意作那种角色……”
  “哪种角色！小秀儿，这就是你的庸俗了！”
  “难道你才发现我的庸俗？”她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但马上她就向我道歉，求我原谅。说一切都等以后再说，她明天就要回兵团。
  “小秀儿，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转回来！一定！”我喊。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条狭窄的胡同和昏黄的街灯，每在噩梦中，我都在把它们砸灭，把它们捣毁。
  五
  爸爸妈妈不同意，我更不能去作强盗，但我可以去作偷儿。然而，偷儿毕竟在乡间容易得手，乾坤朗朗的城市里有警察。我的“中华”和“茅台”并不能打动知青办的心，反而招来了斥责。爸爸为此大发其火，说我比林育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如何接革命的班。并得出结论：与妈妈的娇惯有关，是阶级敌人作祟。
  我看透了，看透了世间的虚伪与滑稽……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偷儿无需再做了，小秀儿走了，再也没来信，阿姨搬了家，并嘱咐邻居不告诉我新居所在。做得真彻底，一切可能向我泄露秘密的地方，都向我翻着白眼儿。
  我和爸爸妈妈闹翻了，也为了不让那些旧景戳痛我的新伤，我再也没回家，再也不去走那条狭窄的胡同，看那盏昏黄的街灯。
  暑假，我回了一趟兵团。尚在兵团的人们都羡慕我的当时，祝福我的未来。他们告诉我，小秀儿已转回北京去了。一个有办法把她转回去的人爱上了她，只是因为不久前阿姨忽然得了半身不遂，而反革命家属自然不易享受“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的革命待遇，小秀儿才同意了那门婚事儿。
  回到北京不久，我收到了小秀儿一封没留地址的信。信中说，她正准备和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人结婚；说她此生此世只在心底爱着一个人，就是我；还说她也渐渐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庸俗、甚至卑鄙。她求我忘记她，愿我幸福……
  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相信了命运，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造物主的确有，而是因为当我在数学界寻求安慰之际，懂得了有限的系数无论多大，在无限面前也等于零。世界上的矛盾和规律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
  小秀儿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讲起她。几年来，我靠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来度日，来苟安，来麻醉。我爱好了做梦，在梦中能见到小秀儿，我要唤醒她的理想和激情，我要她恢复那属于我的纯洁爱。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