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见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过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澈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了血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逢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