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
  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绘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进、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令我自豪。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不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自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她看也不看一眼。“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陆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嘛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我就喜欢这套。”“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于。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
  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宇，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你觉得不好？”“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用力撤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吧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堂演歌舞。”“不去。”
  “‘腕儿’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面。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相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横上一折：“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不行么？”
  “看你也象——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又想谁呢？感时伤怀——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使用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少罗嗦！”“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我没有接茬和，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自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找个比你强百倍的。”“那你找去呀。”“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是个人就比你强。”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嘲哝着乱骂：“什么东西？
  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假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伤地仰起头。
  “那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没你这样爱的。你该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以后我改。”“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和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冷的、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击，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竞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看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难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简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哎哟，你真不知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索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止。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11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12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12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你冤枉我。”“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有当将军的么？”“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你还喝酒呐？”“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
  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