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作者:鲁迅 更新:2021-11-09 22:50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
二宋讳缺笔〔6〕;
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
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三藏取经记》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缺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7〕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装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缪荃荪(1844—1919)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阴时夫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12〕《宣和遗事》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
二宋讳缺笔〔6〕;
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
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三藏取经记》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缺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7〕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装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缪荃荪(1844—1919)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阴时夫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12〕《宣和遗事》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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