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
  ——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官逼民反（下）
  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夷商不准坐轿。
  六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四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
  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据说就是著名的吸毒犯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本世纪（十九）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一八三八年，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旻宁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三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二十英元（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二十英元。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旻宁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中国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因为中国人如果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会被处死刑。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曼宁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一八四○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旻宁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倚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一、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二、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曼宁对传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传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一八四○）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旻宁，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一八四一）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二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六百万两。
  三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旻宁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六百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六百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旻宁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六百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旻宁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中国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中国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中国，不能叫做割让，赔款只有六百万两，数目太少。于是把查理义律免职，另派朴鼎查爵士接替他的职务。朴鼎查的态度更为强硬，他到任后就率领军舰十四艘，陆军二千五百人，从澳门北上。首先攻陷福建厦门，接着北上浙江省，攻陷定海（浙江舟山），在镇海（浙江宁波东北）登陆，又攻陷宁波（浙江宁波）。曾经宣称要抽英夷的筋做马鞭的华东战区总司令（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裕谦，于全军覆没后自杀。旻宁又惊又气，任命宰相奕经出任东南战区总司令（统筹东南沿海防务·扬威将军），剿灭英夷。
  次年（一八四二）春，奕经率二万人精锐的大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余人的英军击溃，奕经仅逃出性命。英舰进攻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清政府最自豪的满洲兵团，看见那些夷人的军舰像山一样逼面而来，上面喷着妖怪一样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不觉的魂飞天外，竟然一哄而散。英军不久即攻陷上海，逆长江而上，再攻陷镇江（江苏镇江），切断江南运粮到北京的运河，然后再驶到江宁（江苏南京），在江心停泊。朴鼎查提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就开炮轰城。
  清政府的将领对于一向瞧不起的英夷，现在已闻风丧胆，文职官员更惊慌失措，只求早日了结这桩公案。皇帝旻宁除了在奏章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以显示他的愚昧无知外，最后只好派大臣耆英当全权代表，在江宁（江苏南京）城上竖起白旗，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以二千五百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下世纪（二十）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大黑暗使中国军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
  五巨变
  《南京条约》共十三条，下列是主要的内容：
  一中国赔偿英国鸦片损失和军费白银二千一百万两。
  二中国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于英国。
  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商埠，允许英国设立官员（领事）驻札自由贸易（五口通商）。
  四中英两国地位平等，公文来往，用平等款式，中国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
  这是中国第一次签订的现代意义的战败条约，战败国当然倒楣——割地赔款。五口通商，也是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英国从“英夷”升格到跟天朝同样的地位，更显示《南京条约》的平等意味，何况中国在事实上仍称英夷如故，在心里仍瞧不起如故。可是，《南京条约》的一些附约，接着签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些附约是：
  一一八四二年，再签《善后章程》八条。
  二一八四三年，再签《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
  三一八四三年，再签《虎门条约》二十条。
  在这些名称不一的附约中，有下列规定：
  一英国人之间，或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任何争执，英国人不受中国司法审判，而由英国官员审判（领事裁判权）。
  二英国军舰可在五个商埠停泊，保护商民。
  三英国在五个商埠，可以租地建屋（到了一八四六年，英国在上海正式划定区域，称为租界。在租界地内，视同英国本土，中国不能行使主权。以后各国纷纷仿效，中国国内遂又有国）。
  四中国以后给与其他国家任何利益，也应同时给与英国。
  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附约中，英国利用中国清政府官员对国际事务的茫然无知，一半恐吓，一半欺骗，使清政府在糊里糊涂中任凭英国摆布。而对引起战争的鸦片问题，反而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双方谁都不提。英国是故意躲避形诸文字，因为用条约保护贩卖毒品，将成为历史上的污点；尤其中国一旦醒悟过来，要求互惠，英国势将非常尴尬。清政府已精神恍惚，唯恐提起鸦片这个不祥之物，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就在这种谁都心里有数，却闭口不言的情况下，鸦片恢复进口，而且比从前进口更多，中国人吸毒的数目也疯狂增加。
  ——到了本世纪（十九）末，大多数官员和稍富有的中国人，都沉湎在烟榻之上，我们应对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景观，保持深刻印象，才可以了解中国一天比一天陷于绝境的缘故，鸦片的普及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再不能复合。接着美国总统泰勒派遣全权大使顾盛，拿着一封“孤统摄二十六邦”的图书，乘军舰到了广州，清政府官员已成了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像逐臭的苍蝇一样，也闻风而至，清政府代表耆英鼓起胆量，稍为表示迟疑，法舰就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耆英也急忙跟他签订《黄埔条约》。又接着是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能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所有这些条约中，都有“利益均沾”条款，他们虽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凡英因在《南京条约》附约中所享有的片面最惠国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军舰护侨权之类，他们也都同时获得。在这些弹丸小国眼睛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大炮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强有力的西洋生活方式和西洋意识形态的无情冲击。
  在生活方式方面，诸如：意识形态方面，大部分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儒家系统思想，和农业封建的适应思想，诸如：
  上列的这些固有的文化传统，从没有人怀疑过它们的价值和正当，更没有人反对，偶尔有人反对，力量也非常微弱，或者被政治力量迅速压制。但现在开始面对着尖锐而猛烈的挑战。
  ——冲击和挑战立刻遇到反应，卫道之士前仆后继的去保卫它们。但是，他们保卫得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旧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到二十世纪清政府被推翻，满族人被赶下金銮殿，才算革除。但旧传统的意识形态，直迄二十世纪末叶仍余波荡漾。
  六太平天国
  五口通商使外国货物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鸦片普及到穷乡僻壤，它所产生的影响，跟禁烟前林则徐等一些禁烟人士所预料的完全相同，而清政府照旧冥顽不灵，并没有从鸦片战争中吸收任何教训，犹如酱缸中的树木不能吸收任何养料一样。高阶层统治群，包括皇帝在内，住在婢仆如云的小天地中，眼睛从看不见怪模怪样的西洋人，也看不见被产的农村和农民们的悲惨流离，他们依然歌舞升平，从不去想中国为什么如此衰弱和如果再发生战争时，中国如何抵御那些军舰大炮。
  但歌舞升平仅只属于统治阶层。恶化中的官逼民反，却继续恶化。而且因为对外国作战失败，清政府的纸老虎已被戳穿。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最大的一支民众武力，由基督教徒洪秀全领导，爆发的时间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第八年，即1850年。爆发地点在广西的桂平县金田村。
  洪秀全是花县（广东花都）人，花县属于说古中原话的客家人的县份。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系统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可是，他到广州参加了四次考试，却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得到。后来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崇拜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洪秀全认为上帝是天父，耶稣当然是天兄。他把家中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儒书以及孔丘、盂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掉。
  这种举动，使社会震骇，卫道之士群起攻击他，他逃到广西，跟他的门徒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信徒数目急剧地增加。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就在一八五○这一年，一省中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巡抚）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就把他的信徒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
  清政府用它那些腐败不堪的军队首先讨伐太平军，包围洪秀全所在地金田村。次年（一八五一），太平军突围北上，攻陷永安（广西蒙山），就在永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把他的五位杰出的助手，都加封王爵。
  再次年（一八五二），太平军放弃永安，攻陷全州（广西全州）。进入湖南省后，攻长沙失败，于是绕过长沙北上，攻陷岳州（湖南岳阳）。在岳州，他们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陡然增加，立即攻陷湖北省的重镇汉阳（湖北武汉长江北岸）。
  ——吴三桂埋藏的巨炮，已是二百年前的古董了，却竟然派上用场，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说明清政府军队在二百年中，毫无进步。
  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武昌（湖北武汉）。顺长江东下，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城市江宁（江苏南京），定为国都，改称天京。
  太平天国的政治号召，可分为下列三项：
  一把满族人逐出中国。
  二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三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在这种要求下，太平天国做出种种使守旧的顽固派痛心的剧烈改革，诸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崇拜偶像和崇拜祖先；禁止娼妓；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田亩新制度；收土地为国有；照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就派出两支大军北伐，第一军由大将军林凤祥率领，由天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三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震动。第二军由大将军曾立昌率领，由安徽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临清州。但这两支北代兵团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直隶省（河北省）东光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西南境溃散。
  北伐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满清政府，而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破灭。并由于下列三项原因，迅速没落。
  其一清政府在满洲正规军瓦解后，乞灵于汉人的民兵（团练），即地方性的自卫组织。清政府一位汉人副部长（侍郎）曾国藩正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强烈地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他竭力的避免提到向异民族效忠的尴尬问题），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其二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虽然天父、天兄之类已经严重的离经叛道，但西方那些基督教国家，却十分兴奋，又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天京晋见洪秀全，对太平军的严格纪律，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至为惊异。可是，太平天国成长得太快，所有的领导人物，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那些酒肉官员同样的茫然无知，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已觉悟到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反而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
  其三最主要的是，太平天国由广西起兵到天京定都，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折磨和必须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定都天京后不久，他们就走上黄巢、李自成的覆辙，立即开始腐败，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开国的领袖们大部分死于自相残杀。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太平天国如果在这两方面不失败，士大夫的民兵和外国人的干预，都不足以使他们失败。
  在这三种压力下，太平天国终于不支。一八六四年，南京已被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包围了三年，洪秀全在围城中逝世，他的儿子洪(王真)继承王位。不久城破，太平天国最后一位新崛起的优秀将领李秀成，保护洪(王真)突围，但被湖南兵团冲散，洪(王真)失踪，李秀成被曾国藩擒获。李秀成被擒后伪装屈服，亲笔写了一篇供词，要求曾国藩派他去向仍散布在南中国各地的太平军招降。但曾国藩显然不愿跳进这个圈套，所以仍是杀了他。
  李秀成死，太平天国灭，建立政权十四年。
  太平天国所作的改革，至少使中国跃进一百年。而现在缠足、辫子、娶妾、吸食鸦片，以及等等其他被维护的“名教”，一一恢复旧观。只有一件没有恢复，那就是清政府手中的军权，从此转移到汉人手中。
  七捻军·回变
  太平军引发的战争限于南中国。
  北中国的战争同样激烈，它是捻军发动的。捻军比太平军起兵为早，而结束却晚。
  捻，作动词用时，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纸片或棉絮搓成一条线样形状的动作。作名词时，意思是指“一小撮人”。本世纪（十九）初叶，淮河南北两岸广大的地区上，民间烧香拜佛，往往以一小撮人为一个团体，从事迎神和驱逐疫鬼的工作，一小撮人就称为一捻。他们在实质上是白莲教，但表面上不是。官员的贪污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种烧香拜佛的团体，到处流亡乞食。在乞不到食时，就向地主富户和官员士大夫家劫掠。清政府把他们当作盗匪剿捕，他们飘忽不定，用游击战术抵制。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听说捻军的领袖是一位名叫王妞子的女人，下令通缉，结果通缉不到。但经过这次打草惊蛇的搜捕骚扰，捻军遂逐渐由小股合并为大股，练成劲旅。当时清政府正在对付天理教和其他更严重的民变，对抢军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到了五十年代，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捻军领袖张洛行以安徽省蒙城县雉河集（安徽涡阳）为根据地，接受太平天国的封爵，分兵四出，攻城略地。清政府把征讨太平天国的责任交给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用汉人打击汉人。而由满洲兵团对付捻军，他们认为捻军比较脆弱。
  一八六三年，张洛行被叛徒苗沛霖出卖，擒献给清政府以残暴闻名的剿匪总司令僧格林沁。张洛行的侄儿张总愚继续作战，于两年后的一八六五年，即太平天国覆亡的次年，在曹州（山东菏泽）把僧格林沁击毙。清政府最后一张王牌输掉了，不得不再依靠汉人，命曾国藩跟另一位也是民兵出身，被称为“淮军”（以安徽省人为主）领袖的李鸿章，乘消灭太平天国的余威，负责对付捻军。
  一八六六年捻军被清军拦截，分为两支。张总愚亲率一支进入陕西省，称为西捻。另一领袖赖文光率领一支进入湖北省，称为东捻。一八六七年，东捻挺进到扬州瓦窑铺（江苏江都），在清军云集下覆没。明年（一八六八），西捻折回山东省，在在平县迷失道路，陷入黄河跟运河间的泥沼地带，也全军覆没。
  捻军战争历时五十五年，而最后十六年辗转华中各地血战。他们没有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也没有崇高的理想，只盲目地攻击清军或被清军追逐，只能骚动，不能成功。
  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即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广大范围，跟太平军和捻军兴起的同时，则有伊斯兰教徒的叛变。
  中部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跟西部地区（新疆省）的伊斯兰教徒，最大的差异是，西部的伊斯兰教徒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几乎全部保持固有的风俗和言语。中部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们的祖先是阿拉伯人，于一千年前的八世纪唐王朝时，迁居中国，现在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其他都已彻底华化，但在相貌上仍显露着阿拉伯血统，跟汉人比较起来，他们的鼻子较高，胡子较多。
  中部伊斯兰教徒的行动分布三个地区：
  一云南省一八五五年，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县（九世纪时南诏王国的国都）起兵。
  二陕西省一八六二年，陕西回民领袖任武，在渭南县起丘
  三甘肃省一八六二年的同时，甘肃回民领袖马化龙，在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起兵。
  云南省除了省城昆明外，其他县份几乎全都叛变。但伊斯兰教徒内部的分裂使他们转胜为败，也使那个当时汉人很少的地区免去像越南一样脱幅而去。到了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军攻陷大理城，历时十八年的混战结束。
  陕西省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力量比较小，但因接近关中（陕西省中部）重镇西安——千余年的故都的缘故，影响却超过云南百倍，清政府军总司令（西安将军）多隆阿，在进攻囗(厂至)（陕西周至）县城时被击毙，满洲贵族已第一千次的被证明腐败无能，只好改派湖南兵团的另一位汉人将领左宗棠继任。一八六八年，最后一位变民领袖（但他却不是伊斯兰教徒）董福祥投降，历时七年的混战结束。
  甘肃省的回变规模最大，从东到西一千二百公里的省境之内，跟云南省的情形相同，除了省城兰州外，其他城堡都响应马化龙的号召。左宗棠于解决陕西省的回变之后，即行西征。一八七○年，攻陷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一八七三年，攻陷碾伯（青海乐都·大分裂时代南凉王国的国都）、肃州（甘肃酒泉·大分裂时代北凉王国的国都），历时十二年的混战结束。
  八英法联军
  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正困于激烈的内战时，又因为过度的愚昧，引起致命的英法联军战争。
  中美《望厦条约》上，有十二年期满再行修订的条款，中英《南京条约》却没有。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却有利益均沾条款，所以也就等于有这个条款。
  一八五四年——距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签订，已十二年；距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签订，已十年。英法两国公使向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就修约事宜，举行谈判。清政府那时还没有外交部，对各国的外交事务，不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处理，而由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负责，这种畸形的形态，说明清政府的心理，那就是把这种棘手的事推的越远越好。叶名琛是一个传统的腐败老官僚，昏聩颟颥预而又自以为很聪明，他对外国人的态度是，一律拒绝接见，管你是普通商人或代表国家的使节，用以表示他的尊贵和对皇帝的忠贞。法国驻华公使布尔隆（注意到这一点，那时的外国驻中国使节是住在广州的）自一八五二年来中国，到一八五五年回国，四年之间，屡次要求进见叶名琛，都见不到一面。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八年，自一八五○年到一八五二年，两次共六年之人，也无法见到叶名琛。接替他的新任公使马歇尔于一八五二年到职，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直到一八五四年离任，连个回信都没有得到。
  在这种外交形态下，英法修订条约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反应，那才是天大的怪事。英法两国公使当然也了如指掌，他们早已洞察到中国官场的伎俩，所以在向叶名琛提出要求，完成这种外交上的例行程序后，就一齐北上，到了天津，向清政府提出，准许两国的使节进驻北京，再准许开放天津跟广州一样成为通商港口。皇帝晏宁看到报告后，气得死去活来，尤其对于外国使节长期驻在北京的一项，认为自从他祖宗创建清王朝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荒谬的事。
  英法两国发现，除非使用武力，不能达到目的。
  用武力必须有一个借口，而借口来了。一八五六年，广东省的巡逻艇在珠江口截住一艘实际上是中国人所有，但在香港注册，挂着英国国旗，名叫亚罗号的船只，逮捕了船上十二个中国人，并把英国国旗拔下丢掉。巡逻艇水兵显然不知道国旗的意义，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向叶名琛要求释放那十二个人，并用书面道歉。叶名琛倒是把十二个人释放了，但对道歉的要求好像没有见到一样。于是英舰轰击广州，广州人民在愤怒中纵火焚烧英国商馆，高呼“杀尽蛮夷，不留一人。”英国国内得到消息，舆论激昂。
  法国也在焦急的寻找借口，借口也来了。就在同一年（一八五六），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北部荒僻的西林县，被西林县政府的官员当作江洋大盗斩首。法国立即跟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次年（一八五七），英法联军向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十日内举行谈判。叶名琛用官场上的特技“推”、“拖”手段应付。十日期限到了，联军攻击，广州陷落，叶名琛被生擒。
  ——叶名琛跟四世纪淝水战役晋政府的宰相谢安，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人物，唯一不同的是，叶名深缺少谢安那种好运气。所以谢安在恍恍惚惚中成功，叶名琛却在恍恍惚惚中失败。谢安用郊游和下棋表示他的胸有成竹和从容不迫，叶名琛用的是扶乩拜神和睡大觉。叶名琛被捉住后，英国把他送到印度囚禁，于明年（一八五八）逝世。但恨他误国的一些中国人大却坚持说，他被英国当作一种奇异的动物，装在木宠之中，运到各国展览。其实这种愤怒不见得公平，如果颟顸的官员都要接受这种待遇的话，大黑暗时代中的千千万万官员，包括清政府的皇帝在内，恐怕没有几个不具备被展览的资格。
  次年（一八五八），英法联军舰队北上，攻陷大沽，进逼天津。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修约的原则，由宰相桂良到天津跟随军而来的英法公使谈判。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奕（曼宁的儿子），仍严厉地拒绝外国使节进入北京，而英法坚持非进入北京不可。桂良被挤在夹缝中大为狼狈，于是他企图用国内的官场诈术来解决，在给奕囗的报告上说：“（现在跟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作为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借这几张纸，暂时打发他们把军舰从港口撤退。将来如果不愿履行，只要说我办理不善，严加治罪。所谓条约，就成为废纸。”
  桂良是签字了，这项在签字时清政府就预备背信的《天津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件：
  一英法两国派遣使节驻扎北京，中国派遣使节驻扎伦敦、巴黎。
  二开辟牛庄营口（辽宁营口）、烟台（山东烟台）、台湾（台湾台南）、淡水（台湾台北）、汕头（广东汕头）、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
  三中国赔偿英法军费银币六百万两（英四百万两，法二百万两）。
  四英法商船可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五中国重申不得再称呼西洋人为夷狄。
  六双方政府批准后，明年（一八五九）在北京换约。
  皇帝奕囗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的条款，毫不在意，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件事，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所以等到英法联军舰队一走，他就下令迅速重建大沽炮台，指派七年后死于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他的精锐兵团，沿海布防。
  第二年（一八五九），换约时间已到，英法两国公使乘军舰抵达大沽。清政府通知他们，大沽已经设防，不能通行，请改在大沽北面十五公里的北塘登陆。两国公使眼中根本瞧不起清政府的所谓设防，不肯接受劝告，径行在大沽上岸，大沽炮台开炮射击，英法舰队应战，虽然有美国军舰在发现英法舰队情况紧急时，突然参战相助，向中国发炮，但英法舰队仍然失败，其中四艘沉没，六艘重伤，狼狈逃走。
  美国军舰这种暴行，清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因为它根本不知道美国军舰已违犯国际公法。清政府大小官员像呆瓜一样，白挨了闷棍，还不知道它是闷棍。
  然而，无论如何，总算是把英法舰队击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花花大少型的皇帝、叶名琛型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雀跃欢呼。一致认为已经重振了天朝的威风，把夷狄制服，从此天下太平。
  第二年，一八六○年，英法舰队卷土重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大沽炮台，陆军登陆后即攻陷天津。但住在皇宫女人堆里、已三十岁的皇帝奕囗，信心却非常坚强，看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译文上，有自称“朕”的字样，不禁冷笑，在一旁批注说：“夜郎自大”。下令僧格林沁，要他对英法联军：“迎头痛击，把丑类全部歼灭。”
  然而僧格林沁兵团没有力量支持奕囗的冷笑，不断败退，天津与北京间军事重镇杨村（天津武清）失守，英法联军距北京只剩下八十公里，奕囗跟他老爹旻宁一样，除了在报告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外，别无他法。最后，只好声明愿意接受《天津条约》。可是，当三国正要签字时。英国代表巴夏礼忽然提出“可怕的”条件，那就是在条约批准换约时，所有的国书都要由使节亲自呈送给国家元首。那就是说，外夷蛮官竟然企图跟天朝皇帝面面相对，这简直比使节进驻北京的要求更使得奕囗暴跳如雷，因为那些夷狄在面对面时一定拒绝下跪，而下跪磕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有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任何有天良有见识的爱国人士，都不允许它受到破坏。
  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奕囗的弟弟奕訢亲王发现毛病就出在会讲中国话的巴夏礼一个人身上，他认为如果把巴夏礼排除，英法联军便失去了灵魂。于是他下令逮捕巴夏礼。
  ——跟巴夏礼同时被捕的随从人员，共三十九人，囚在北京监狱。中国传统式的监狱是恐怖的，在一个没有人权思想，没有良好刑事诉讼的社会，必然如此。后来，当清政府被迫把巴夏礼释放时，只剩下三十四人；十数天的囚禁中，五人死于狱卒的酷刑。
  逮捕巴夏礼促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僧格林沁兵团在距北京十五公里的八里桥地方崩溃，奕囗逃出北京，逃到北方为避暑之用的热河（河北承德）。有趣的是，英法联军这时反而停止前进，提议再度谈判，为的是恐怕谈判代表奕訢亲王也跟着跑掉，他们便找不到谈判对象了。奕訢完全屈服，把巴夏礼释放，在北京城上竖起表示投降的白旗，迎接英法联军入城。这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外国陷落，却是第一次对欧洲国家陷落，而这敌人的总数不过只有一万六千人。英军为了报复巴夏礼所受的虐待和他的随从们在监狱中的惨死，把一股怒气出到北京郊外中国皇帝豪华别墅圆明园上。纵火焚烧。圆明园是清政府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筑成，作为皇帝一个人和他周围女人们专用的游逛和娱乐场所，现在化成一堆瓦砾。
  逃到热河的奕囗羞愧而沮丧，他发现仅只在大臣的奏章上批一些大话不能赢得胜利，他授权给他弟弟奕訢亲王，答应英法联军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只求联军早日退出北京。奕訢，这个二十余岁、面色苍白的青年，又气又怕，终于战战兢兢地跟英法联军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项：
  一《天津条约》除赔款一项外，其余继续有效。
  二中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一千六百万两（英法各八百万两）。
  三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四各国使节进驻北京，并觐见皇帝。
  五增开镇江（江苏镇江）、汉口（湖北武汉）、江宁（江苏南京）、九江（江西九江）、天津为通商港口。
  六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有权购置房屋田产。
  英法彻底胜利，清政府执政下的中国彻底失败。但取得重大利益的英法帝国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立场却因之转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大阻碍，遂转而积极帮助给他们既得利益的清政府；对清政府而言，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九俄国攫取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疆土
  英国攻陷广州，生擒叶名琛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八五八年的春天，距广州三千公里外遥远的北方，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总督木里斐约夫，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准许俄国驻华公使前往北京，跟清政府商谈共同对付英国的策略，一方面也“顺便”商谈重新划定两国的边界。
  俄国自从上上世纪（十七）《尼布楚条约》，被中国阻挡，不能前进，到本世纪（十九）止，将近二百年，两国漫长的边界上，一向保持靖宁。然而，中国因大黑暗反扑，日益衰弱——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过分衰弱，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因为它能引诱其他国家的侵略狂热。本世纪（十九）四十年代，穆拉维约夫曾派人秘密潜越边界，调查黑龙江沿岸情况。五十年代时，他亲自出马，乘汽船深入中国领土，到黑龙江畔重镇瑷珲城（黑龙江黑河）。在瑷珲城，他亲眼看到中国军队的装备，不禁大吃一惊。瑷珲城当时驻军一千余人，只有少数十七世纪进攻雅克萨城时所用的旧炮，这在西洋各国早已送到博物馆了；也只有少数士兵有鸟枪，大多数士兵都手持长矛，背负弓箭。穆拉维约夫认为，对这种一百六十年之久都不进步的国家，如果不马上发动侵略，简直死不瞑目，俄国沙皇政府支持他的主张。
  清政府对所有的外国都不相信，当然不愿接受俄国的建议去对抗英国，至于“顺便”重划边界，清政府声嘶力竭的声明说，《尼布楚条约》是“鸣炮誓天”的万年和约，用不着再谈。可是鉴于拒绝英法修约的后果，对俄国不敢坚持到底，于是命黑龙江军区司令（黑龙江将军）奕山为全权代表。奕山就是十七年前在广州以白银六百万两巨款向英军赎城的那位浑身发抖的满洲权贵，用这种人跟外国办理外交，结果如何，是可以预知的。谈判开始后不久，穆拉维约夫就看出奕山不过是一个脓包，毫无忌惮地告诉奕山说，中国应该交出黑龙江以北土地，两国即以黑龙江为界。然后把用俄文和满文写好的条约交给奕山，要奕山签字。奕山最初不肯，一味自说自话的重申《尼布楚条约》是万年和约，僵持了两天，穆拉维约夫放下面孔，宣称奕山应负一切谈判破裂的责任，就回到停泊在江心的俄国军舰上睡觉去了。奕山在瑷珲城中心神不宁，夜间登高向江心眺望，只见俄舰上灯火齐明，而耳边又仿佛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他吓得第二次浑身发抖，好容易盼到天亮，立即派人去请穆拉维约夫驾临瑷珲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反而端起架子，拒绝见面，只把已写好的条约交给去请他的人带回，奕山更加六神无主，迫不及待的签了字。
  这就是著名的中俄《瑷珲条约》，内容只有两条，规定中俄在东方的疆土，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四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广大领土，包括中国人为它两次流血并取得决定胜利的雅克萨城在内，不明不白的被俄国诈欺而去。而且又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俄国跟中国共管。
  《瑷珲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喜出望外，它发现清政府比它想像的还要愚蠢无知，所以渴望再有机会跟清政府谈判，如果能天天都在谈判，那就更好。
  第二次机会闪电般来了。《瑷珲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四月签订，五月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趁热闹赶到天津，通知清政府说，如果把满洲（东北三省）沿海割让给俄国，就可以阻止英法联军进攻满洲腹地，普提雅廷在照会中特别表明心迹说：“俄国军队进驻沿海，并不是欺凌中国，而是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清政府代表桂良稍微表示不敢接受这种帮助，普提雅廷咆哮说：“俄国一心一意为了中国好，如果中国不给面子，我们从此不再管这一类的事。”清政府恐怕俄国参加英法联军，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比劳师动众才获得签字的英法《天津条约》，还早十五天，距《暖浑条约》，也同样只十五天。它的重要内容如下：
  一开辟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湾台南）、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七口通商）。
  二利益均沾条款适用于俄国。
  三中俄两国未定边界，重新勘定（中国西北疆土丧失的伏笔）。
  俄国还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桂良心神恍惚，口头上连连应允。口头上的应允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有鼓舞俄国要求再举行谈判的效力。
  两年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前任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狐假虎威，进入北京，向失魂落魄的奕訢亲王，表示他有办法使英法联军撤退，但中国必须把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正式割让给俄国，作为酬谢。
  英法联军所以发生，跟鸦片战争所以发生一样，都基因于清政府对当代国际社会，连最低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英法联军的目的只求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并无意打进中国的首都。既然阴差阳错打进了中国首都，一则缺少冬天装备，一则又怕清政府瓦解，妨碍他们的商人做生意。所以一心一意希望早日签订和约，早日撤退。清政府官员对这些一无所知，每日忧心忡忡、唯恐英法长期占领。在签约之后，英法联军本要依限撤退，偏因内部一点小事，延缓了几天，奕訢就慌了手脚，认为是俄国从中捣鬼，他向皇帝奕囗报告说：“恐怕俄夷之事一天不解决，英夷的兵一天不走。”就又晕晕忽忽地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一、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给俄国。
  二、中俄两国在中亚，以山脉河流自然形势，和中国哨兵站为边界。
  三、俄国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伊犁（新疆伊宁）、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自由贸易，并有购地建屋，和传教之权。
  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有三十四万平方公里，包括海参崴在内，在俄国的诈欺下，又莫名其妙的全部丧失。
  中国既没有被俄国打败，俄国也没有费一枪一弹，只凭恐吓和诈术，就硬生生的夺取了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半，而且这还是第一批，更多的恐吓和诈骗还在后面。这不像是真实的国际交涉，倒像是一篇童话故事。
  十新疆的脱离与收复
  太平天国覆亡的那一年（一八六四），西北的新疆地区，又爆发更严重的反抗战争。
  陕西回变领袖人物之一的妥明从陕西到了新疆天山北路的重镇乌鲁木齐，住在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参将）索焕章家中，企图发动另一个回变，以打击已失去控制力的清政府。恰巧军区总司令（都统）平瑞正向各县征收捐税，税吏马金、马八都是伊斯兰教徒，贪污暴虐，各县汉人纷纷起来反抗。马金、马八反而倒打一耙，指控这是抗暴的汉人有计划的要消灭伊斯兰教徒，号召伊斯兰教徒用武力对付。古城（新疆奇台）首先发生流血械斗，索焕章乘着混乱，把平瑞杀掉，拥戴妥明当王，建立独立政权。
  明年（一八六五），另一位从陕西逃到天山南路的陕西回民领袖金相印，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暴动，把清政府的官员p走。天山西麓，位于中亚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派了它的大将阿古柏，带着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徒领袖大和卓木布士尔克（可怜的张格尔之子），率领强悍善战的安集延（乌孜别克安集延）兵团，进入中国领土，援助金相印。浩罕人也属于维吾尔民族，于是汉人伊斯兰教徒跟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徒合流。
  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他既没有才能而又想干预阿古柏的军权，两年后（一八六七），阿古柏政变，把布士尔克逼下宝座，送去阿拉伯半岛麦加朝圣。阿古柏登位，称毕调勒特可汗，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一八七○年，阿古柏北伐，攻陷乌鲁木齐，当了七年王的妥明在逃亡途中死掉，阿古柏遂统一了新疆全境，只伊犁（新疆伊宁）地区除外，伊犁于一八七一年被俄国突击占领。
  阿古柏的庞大汗国很快的就跟英俄两国缔结通商条约，又跟当时伊斯兰教教主苏丹所统治下的土耳其帝国，建立密切关系。二百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事实上已与中国脱离。
  一八七三年，甘肃回变结束，陕甘总督左宗棠向中央要求收复新疆。新疆这时脱离中国已经十年，分裂的形势已经形成，清政府高级官员对这个棘手问题，像对一颗病牙一样，小心翼翼，没有人敢去碰它。如今左宗棠提出收复国土的严正主张，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当权的高级官员分为两派，一派称海防派，以讨伐捻军的安徽兵团（淮军）首领李鸿章为主，认为中国的外患，来自海洋，所以主张加封阿古柏为国王，使他像朝鲜、越南一样，永作中国的藩属，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把新疆放弃。另一派称塞防派，以湖南兵团（湘军）首领左宗棠为主，他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上说：“保卫新疆就是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就是保卫北京。”他和他的朋友主张必须收回新疆。
  最后塞防派胜利，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攻克乌鲁木齐，天山北路光复。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乌亚德要求清政府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持中亚的和平。这时清政府已不敢再把外国当作夷狄，而且已逐渐生出一种恰恰相反的自卑感，对所有外国，尤其对英国，心怀畏惧。连中国驻英公使，在当时思想最新最进步的郭嵩焘，也都同意这是一个妥善的办法，以免触怒英国。但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说：“英国爱护阿古柏如果出于真心，为什么不把印度割让给他？”
  明年（一八七七），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越过高插云霄的天山山脉南下，阿古柏无力抵抗。而浩罕王国在前一年已被俄国并吞，阿古柏也得不到外援，进退失据，就在库尔勒城服毒自尽。他的儿子们跟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后秦天王姚兴的儿子们一样，大敌当前而仍拒绝团结，反而誓不并存，互相残杀。结果在内斗中胜利的一方——阿古柏的两个年轻儿子和三个孙子，被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捕获，用酷刑磔死。
  新疆脱离中国版图十四年之后，再入版图。
  ——回溯十五肚纪交趾省（越南北部）因民变而永远失去的往事，阿古柏跟黎利没有两样。新疆面积十倍于越南北部，最后仍回到中国，主要靠塞防派一批英雄坚定的立场和左宗棠以下将领们卓越的军事指挥。历史上得失之间，往往间不容发。
  ——中亚所有的独立王国，在本世纪（十九）全被俄国征服。阿古柏以一个浩罕人在中国国土建立汗国，即令中国同意，我们用历史眼光可以断定，俄国必然的尾追而至。俄国对阿古柏，不会比对哈萨克王国或对浩罕王国更尊重。
  十一俄国再攫取六十三万平方公里疆土
  然而，伊犁地区仍在俄国军队占领之下。
  伊犁地区位于新疆西北天山主脉跟支脉婆罗科努山之间，面积约七万平方公里，是本世纪（十九）新疆全境耕地最肥沃、工商业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矩形平原，清政府统治新疆最高官署“伊犁将军衙门”，就设在伊犁城（新疆伊宁）内。一八七○年，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一八七一年，俄国就发动突袭，占领伊犁地区。对这种明目张胆地侵略行为，它向中国解释说，因为中国已不能在那里行使职权，所以基于朋友的道义，暂时代为管理，以免落到叛军之手；一旦新疆的动乱平息，就双手奉还。俄国认为中国绝不可能再回到新疆，伊犁地区并入俄国，已成定局。
  一八七六年，中国竟然回到新疆，俄国大失所望。依它所作的承诺，必须从伊犁撤退。俄国无法拒绝撤退，但要求谈判撤退条件。谈判，是它最喜欢的事了。
  我们现在追溯一件十二年前（一八六七）中国在俄国高压下签订的丧失五十八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塔城条约》（或称《勘分西北界约记》）。
  根据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两国在中亚的边界是：“从沙宾达巴哈的界牌起，顺着山脉河流的形势和中国常驻的哨兵站（卡伦）等处，直到浩罕。”沙宾达巴哈，就是沙宾山口，在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西北，是中俄共同边界上的一个山隘。
  一八六二年，外蒙古军区总司令（乌里雅苏台定边将军）满族人明谊，跟俄国代表划界。明谊这才发现，山脉河流形热跟中国常驻的哨兵站是两回事，以山脉河流形势，也就是以分水岭为基准的话，则中国所有的哨兵站，都远在分水岭以西二三百公里之外。《北京条约》签订时，以奕訢亲王为首的官员，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真正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明谊认为应该以中国哨兵站为主，因为那表示中国力量实质上就在那里。俄国立刻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沿着一千余公里的边界，发动攻击。中国哨兵站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不能抵抗，被迫节节后退，一直退到俄国心目中的地点，然后说：“好吧，就以你们的常驻哨兵站为基准谈吧。”明谊狼狈不堪。
  一八六四年，新疆民变爆发，妥明在乌鲁木齐叛变称王，明谊恐怕俄国跟变民结合，就接受俄国的要求，签订了《塔城条约》，俄国再一次从中国手中不动声色的攫取了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块矩形的有日本一倍半大的广大土地上，包括六千三百平方公里的伊赛克湖和三千平方公里的斋桑泊，以及中亚重镇的阿拉木图城（今哈萨克共和国首都）和皮什别克（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
  然而，俄国仍不满意，七年后（一八七一），《塔城条约》的墨迹方干，俄国乘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之际，又出兵占领伊犁（新疆伊宁）。
  俄国既要求谈判交还伊犁的条件，中国只好跟它谈判。一八七九年，清政府派满洲权贵崇厚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德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使节到外国首都办理交涉。
  崇厚在观念上认为只要收回伊犁城，便算完成任务。而且星象家曾警告他，这一次出国对他非常的不利。所以他急于早日在条约上签字，以便迅速回国，摆脱恶运。因之他到了俄国后，很快就签订了下列的《里华几亚条约》（又称《伊犁条约》）：
  一俄国把伊犁城（新疆伊宁）交还中国。
  二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俄元（卢布）（中国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三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及特克斯河流城（三万平方公里）与俄国。
  四斋桑泊以东，重新划界（这就是说，还要举行俄国最喜欢的谈判）。
  条约的结果是，中国只收回一个伊犁城，城以西和城以南的领土全部丧失，从伊犁到天山南路必须经过的特克斯河，也被切断。这时候清政府对国际事务，开始多少有点了解，再加上英国暗中为中国出主意，于是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且宣布崇厚因没有接到训令就擅自返国，把他逮捕，判处死刑（星象家的不祥预言应验了）。
  清政府若干大臣还声称要用武力收回伊犁。中国全国的舆论沸腾，左宗棠也集结军队，准备进攻。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但那时他们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困难。而且新征服的中亚诸国，有乘机反抗，跟中国合作的危险。最后，中俄两国恢复谈判，清政府这一次没有再派满洲权贵了，而派汉人曾纪泽当全权代表。
  一八八一年，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又称《收回伊犁条约》）：
  一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给俄国（总算保住了特克斯河流域三万平方公里）。
  二赔偿军费九百万俄元（卢布）（多了四百万俄元，九百万俄元约合中国白银五百万两）。
  俄国仍不肯罢休，两年后（一八八三），再跟中国勘定斋桑泊以东边界，签订《科塔条约》（外蒙古科布多与新疆塔城间边界条约），用不着问，吃亏上当，割地如仪的仍是可怜的中国，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约有台湾岛那么大）的斋桑泊地区，再断送给俄国。
  俄国对清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愚弄，没有一次不得心应手。仅西北边境一隅，中国的失地，就达六十三万平方公里。连以前所割东北边境的领土，至此共达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我们用下表说明详细的内容：
  这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法国、或四个日本那么大，都是中国国防上绝对不可以丧失的重地，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巨债。中国在清政府满洲权贵领导下，被俄国一大块一大块的宰割，却没有惹起当时世界上任何人的注意。比起英国、法国以及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那种开枪开炮、声震四邻的公开抢劫，俄国的手段，更高一级。而最使中国人啼笑皆非的是，俄国每一次攫取中国土地，都在它坚称对中国十分友善和坚称它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后。
  十二中法越南战争
  《圣彼得堡条约》签订两年后（一八八三），中国又为了保护越南，而跟法国发生战争。
  上世纪（十八）末，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映，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于一七八九年，跟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允许法军长驻交趾中国地区（越南南部），并把土伦（岘港）割让给法国。法国承诺派遣一支军队，帮助阮福映复位。五年后一七九四年，法国远征军攻陷首都顺化，西山党政权消灭。这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无法消化它的胜利果实，而把军队撤回。阮福映继续北伐，灭掉安南王国，统一全境。
  本世纪（十九）初叶，阮福映请求中国加封，中国改封他为越南国王，他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嘉隆王。一八二○年，阮福映逝世，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阮福皎说：“不可忘记法国的大恩，对法国要敬爱不衰，但千万不要把土地割给法国。”可是他的后裔对法国却采取敌视态度，法国传教士受到动辄被杀的迫害，法国的愤怒自在意料之中。
  延迟到一八五六年，法国才采取行动，海军少将鲁约里到顺化呈递国书，要求越南履行一七八九年跟嘉隆王阮福映签订的条约。越南政府理也不理，原封退回。鲁约里就在土伦（砚港）登陆，摧毁越南炮台。越南政府等法国舰队撤退后，把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屠杀净光，作为报复。
  三年后，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大沽口挫败，但对越南并不放松。法国舰队再度光临越南，攻陷交趾的首府西贡（胡志明市）。越南只好屈膝，于一八六二年，跟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把交趾割给法国。
  法国政府对于占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似乎已经满意，但法国商人却垂涎被称为“北圻”地区的越南北部，商人久辟酉在北圻首府，交趾古都东京（河内），发现一条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省的交通新道，就是红河。他利用这条河道贩卖军火到云南省，卖给正在作战的伊斯兰教变民和清政府的军队。但军火在越南却是违禁物品，越南官员无法阻止他，就要求驻在西贡的法国总督召回这位商人。一八七三年，法国总督派遣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葛尔里率领两艘军舰到达东京（河内）后，竟被久辟酉说服，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北圻。越南官员对葛尔里痛恨入骨，就跟山区的黑旗军秘密联络，葛尔里遂在黑旗军一次狙击战中，中伏被杀。
  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在五十年代中国遍地民变时，刘永福是其中的一支，但他不像太平军那些领袖有政治理想。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逐渐恢复秩序，刘永福在中国无法立足，就率领他的部众逃到越南，在中越边境北圻西北部山区一带屯垦，当然也免不了种种不法的勾当，自成一个独立王国。越南一向把中国人当作天朝人，所以对刘永福的侵入，既无力驱逐，也不想驱逐。刘永福这批约二千余人的绿林豪杰，使用黑颜色的旗帜，越南人因之称他们为黑旗军。当刘永福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呈献给越南国王阮洪任（二任王阮福皎的孙儿）时，阮洪任大为高兴，认为法国已经丧胆，就任命刘永福当三宣兵团副司令（三宣副提督）。
  葛尔里之死，引起法国更大的压力。明年（一八九四），越南政府再次屈服，跟法国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
  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
  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
  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驻中国公使把条约副本，通知清政府，清政府正式覆函声明：“条约中有承认越南是独立国条款，中国大惑不解，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属邦，所以对此条约，中国不能承认。”越南对这种连外交权都丧失了的屈辱条约，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可是中越两国别无他法，只把希望寄托在黑旗军上，希望黑旗军能对红河通航发生阻挠作用。越南政府告诉法国说，因为来历不明的黑旗军盘据保胜城（中越边界上红河东岸的重镇老街城）的缘故，红河无法通航。一面不理会法国代理外交，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法国用武力阻止贡使出发，贡使却提前一天动身，使法国军队扑了一个空。
  法国当然不肯罢休，一八八二年，海军司令李威利由西贡率舰队北上，在北圻登陆，攻陷东京（河内），要求越南履行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宗主国中国乞援，中国向法国交涉，两国代表在天津签订《天津草约》，在草约上，法国同意红河以北是中国保护区，中国承认红河以南是法国保护区。但这个草约呈报给两国政府时，立即受到反对，北京认为这样做等于瓜分越南，而且坚信黑旗军是法军的克星；巴黎认为法国必须全部占领越南，不能让中国分一杯羹。
  次年（一八八三），中法两国同时宣布草约无效。法国大军即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瓦解，国王阮福升（阮洪任的儿子）投降，跟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内政外交，全归法国管理。越南政府高阶层拒绝承认，把阮福升罢黜，另立他的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面派急使到中国求救。清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派遣援越远征军进入越南，在东京（河内）附近的北宁府、山西府、兴化府一带布防。可是等到法军发动攻势，援越远征军和被估计过高的黑旗军，全部溃败。清政府只好再跟法国谈判。
  第二年（一八八四），中国代表李鸿章，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李福协定》（或称《天津简明条款》）。
  一中国军队从越南撤退。
  二中国仍是越南宗主国，但不再过问法国和越南间所订的条约。
  三中国不向法国索取赔款。
  然而，这草约再度受到两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等于出卖越南，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仍保留宗主国名义，可能引起后患。法国首先突击越南东北边境城市谅山，被中国援越远征军击退，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就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两天内承诺赔偿法国军费八千万法元（法郎）。清政府拒绝，谢满禄逾期得不到回答，即下旗回国。中国皇帝载湉下令各省备战，而法国舰队已开始攻击。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如故，停泊在福建福州闽江口的舰队和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尾炮台，被闯进来的法国舰队全部摧毁。法国舰队再攻击台湾，在基隆登陆，占领沪尾（台湾淡水），封锁台湾海峡，切断中国南北海道。
  明年（一八八五），法国军队再在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登陆。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就死在澎湖。他的死，中国说是被中国击毙，法国说是害病逝世。但法国的陆军从东京（河内）向北进攻时，在中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友谊关），被一位因这一次战役而成名的中国将军冯子材击败，并乘胜追击，重占谅山，进逼东京（河内）。这对于一向习惯于胜利的法国，是一个人心震动的打击，消息传到巴黎的明日，法国内阁倒台。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接受调停，签订《越南条约》，承认《李福协定》，但取消中国是越南宗主国的条款，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虽然被迫放弃越南，但中国已尽了宗主国应尽的力量，没有逃避。
  ——当时，越南的嘉隆王朝政府，跟中国的清王朝政府，同等的腐败和同等的无知，对外国只一味的闭着眼睛。这时候距鸦片战争已三十年，清政府应该了解通商贸易的本身，并不是一件罪恶，应该鼓励越南接受。不去这样做，却去帮助越南利用乌合之众的黑旗军阻挠红河通航，即令阻挠成功，对于已经土崩瓦解的越南危局，实质上也没有补益。幸而中国乘着谅山的胜利，立即和解，否则法国非常有可能继续占领台湾、澎湖，造成割让的事实。
  十三自强运动
  本世纪（十九）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划时代的战争，然而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员却把它当作历史上跟外国作战的一个普通战役，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中国虽然打了败仗，只不过一时的挫折，格言上说过，有小屈必有大伸，一旦具有无限权威的皇帝赫然震怒，大展雄威，重张天讨，那些夷狄丑类，仍将匐匍在王师脚下。可是紧接着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满洲权贵们亲身挨到巨棒，尤其是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这位青年亲王首当其冲，受的刺激更大，这促使奕訢处于领导一项发奋图强运动的地位。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一八六一），皇帝奕囗逝世，六岁的儿子载淳坐上皇帝宝座，载淳的母亲那拉兰儿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由奕訢主持政府（官衔是“恭亲王·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他遂得以实行他的主张。
  没有人反对发奋图强，问题是如何发奋图强。鸦片战争时，英国只不过出动军队二千余人；英法联军时，两国也不过出动军队一万余人，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打得落花流水。奕訢跟汉人中若干掌握实权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之辈，恍然大悟，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国，唯一比中国高明的，不过“船坚炮利”罢了。中国只要也船坚炮利，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至于如何才能船坚炮利，则只要采取下列三项措施就能达成目的：
  一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
  二中国自己设立工厂制造军舰大炮。
  三派遣留学生到西洋各国去学他们的本领。
  唯一的问题是，深恐西洋那些夷狄对军舰大炮的建造使用方法，秘密不肯传授；但当发现那些夷狄不但肯传授秘密，而且还热心的传授时，不禁大为惊喜。于是，自强运动就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上，积极推动。从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战争结束，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五年之间，我们用下表说明清政府的主要措施：
  自强运动最重要的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英法联军打进首都北京后的新生事物。过去各国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边疆地方官员交涉，像俄国只能跟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欧美各国只能跟广州的两广总督交涉。清王朝中央政府只有一个藩属事务部（理藩院），处理藩属国的事务。即令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如此，所以英法修约之议初起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拒不见面，英法连谈话的对象都找不到，才决定改用武力。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表示清政府终于在心理上承认世界上尚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它等于现代的外交部，但外交不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它是自强运动总司令部，奕訢是最高统帅，稍后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河北省）总督的李鸿章，则是总执行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推动的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前所未闻的崭新业务，诸如：
  一教育自强运动需要通晓外国语文的人才，同文馆（外国语学校）不仅培植语文人才，除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个学系外，同时还培植科学人才，有天文系、化学系、地质学系、格致系（物理学系）、医学系，是近代国立大学的雏型。
  二海关这本应是财政部（户部）的事，现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聘请英国人当海关的首长，称“总税务司”。沿海沿江口岸和沿边商埠，所有对外贸易的税收，留下十分之三作自强运动的经费，其他十分之七缴入国库。
  三海陆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海军部兼陆军部。海军舰队、船只、军港，和海军附属单位，如军械局、造船厂、海军军官学校，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陆军军官学校、炮台要塞，新的陆军训练，以及海陆两军一切向外购买武器事务，也都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国防部（兵部）几乎成了一个不重要的机构。
  四其他不仅仅上述的那些而已，其他像矿产开发、铁路、电线、轮船、国内和海外航线、工业工厂之类，凡是跟船坚炮利有关的，甚至虽然无关，但只要跟外国有关，就都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
  因为自强运动主要的形态是军事的西洋化，和跟东西洋各国的洋人打交道，所以也被称为“洋务”。大量金钱投下来，中国不久就在外貌上呈现出一种金碧辉煌的场面，新式海军阵营堂皇，战斗力强大的北洋舰队最先成立，另外还有三支比较小的舰队，即南洋舰队、粤洋舰队和1884年在闽江口被法国全部击沉的闽洋舰队，拥有号称世界第七位海权大国的巨舰巨炮，本世纪（十九）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在世界上虽已不是超级强国，但仍保持一等强国的尊严。
  然而，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无能，使新建立起来金碧辉煌的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比湖南兵团司令官杨芳归功于对手有妖法，已是很大的进步了。老拳师认为只要他也有这么一副漂亮的手套，就可发生同等的威力，甚至更大的威力，因为自己的身体（政治的和社会的）比对手健康得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目的就是要弄那么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现在他们已经弄到。
  只有少数人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就是驻英公使郭嵩焘，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见解，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警告说：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各种报告，汇集出版，我们所引的不过其中一小片断，但可看出他的真知灼见。然而，他的真知灼见不但不能在当时引起正面反应，反而被全国沸腾的士大夫阶层的卫道舆论，痛诋他是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戴上这副漂亮的拳击手套出场。
  十四第二次保卫朝鲜
  第七、第八世纪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鲜之后，成为世界上采用中国文字为本国文字的两个国家。十三世纪时，中国跟日本同时受到蒙古帝国的侵略，中国被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政府统治，而日本靠台风的帮助，幸免于难。
  十七世纪一六三五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家光下令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回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少数商船到长崎贸易。这是著名的锁国令，日本像一个塞着瓶口的瓶子，跟外界隔绝。
  日本锁国二百一十九年，本世纪（十九）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的那一年，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队。在舰队司令培理的率领下，来中国保护美国侨民。在航行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闯进日本的东京湾（江户湾），要求日本同意通商，培理送两幅白旗给日本官员，告诉他们作为战败时投降之用，又告诉他们说，今年不能久留，明年当再度来此。日本全国在惊恐中等到了明年（一八五四），培理果然如约光临，日本没有抵抗就告屈服，跟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但最大的影响发生在八年后的一八六二年，日本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巨舰大炮的刺激，决心发奋图强。
  五年后（一八六七），即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三年，以及阿古柏在新疆称可汗的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跟七世纪六四六年“大化革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一样，明治维新则是全盘吸收西洋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新面貌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
  ——纪元前四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中，秦国变法成功，是人类最大的魔术。本世纪（十九）日本也变法成功，应该是人类第二次最大的魔术。日本人创下的这个使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改变，各国学者都试图发掘出其中奥秘的原因，却得不到一致的结论。
  日本一旦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一八七一年，琉球王国的船只在台湾海面沉没，船民在登上台湾岛时，其中五十余人被岛上牡丹社（台湾屏东牡丹乡）的土著杀害。这件事跟日本无关，但日本认为有关。一八七四年，日本新建立的、连运输舰都没有、还得租用美国轮船供应补给品的舰队，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焚烧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日军才饱载而归。这件事距日本明治维新只不过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邻居流血，一方面显示日本变法效果之大和成长之迅速，一方面也显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七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七九），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攻击台湾的次年（一八七五），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下列要点的《江华条约》：
  一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二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三朝鲜开放两个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鲜把条约的内容和签约经过，报告中国，清政府这时候正在全力收复新疆，无力反应，就劝告朝鲜李氏王朝政府乘这个机会，主动的开放门户，跟世界各国广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务的关系，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牵制。可是朝鲜宰相金允植拒绝说：“与其通洋而存，宁愿绝洋而亡。”李氏王朝已历时五百年，现政权掌握在王妃闵氏家族手中，贪污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积欠军队的粮饷，就达十三个月，连以贪污腐败闻名于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员，都大吃一惊。一八八二年，即中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次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阂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李是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实上李是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以致同时的触怒了中国和日本。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令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个正需要面子的暴发户，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中日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登陆，当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是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是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五十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
  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命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两年后，朝鲜又发生甲申（一八八四）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不能支持，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四十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摘。所以它虽然吃了亏，但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一八八五），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由两国同时出兵。这个条约使朝鲜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在朝鲜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认日本有这种资格。
  日本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饿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朝鲜，祈求老天爷使它快一点发生变乱。中国则恰恰相反，唯恐朝鲜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日本的干预。只有朝鲜闵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对此茫无感觉，闵氏家族好像跟朝鲜王国有血海深仇，不把这个王国消灭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权之后，更顽强的拒绝改革。中国稍后把他们的政敌前摄政王李是应释放回国，闵氏家族于是又把中国恨入骨髓，企图联络俄国跟中国和日本对抗。
  一个称为东学党的朝鲜人民反抗行动，在朝鲜全国爆发。
  十五中日甲午战争
  东学党是朝鲜民间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外国人的组织，闵氏家族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结果激起全国大暴动，朝鲜政府失去控制。一八九四年，即中国古老历法的甲午年，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军平乱。当中国军队出发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两国军队遂同时到达朝鲜。日本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们从甲申事变（一八八四）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这个天赐良机。
  东学党听到中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溃散，天大的变乱霎时间归于平息。中国通知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退，日本提出种种不能马上撤退的理由，然后，突然间发动攻势，把王宫占领，逮捕闵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请出李是应再当摄政王。国王李熙在压力下，下令废除跟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下令征召日本军队驱逐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八十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六十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一千二百人仅七十余人逃生。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二十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二百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等到日军以一万五千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的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三十六人逃生。
  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秩序已乱，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历时二十四日的威海卫战役结束，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清政府知道大势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兰儿，急于庆祝她六十岁的快乐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次年（一八九五），中国代表李鸿章在他领导的事业全部失败后，到日本低头接受屈辱的和平，签订《马关条约》：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战败，朝鲜陷于惊恐，在朝鲜人的眼中，伟大的天朝是不会战败的。朝鲜失去了靠山，六神无主，只有默默地承认日本为他们的宗主国。
  ——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三年（一八九七），日本命朝鲜国王改称皇帝，并改称为大韩帝国。下世纪（二十）一九一○年，即清政府被中国人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照签订跟日本《合并条约》，朝鲜遂亡。朝鲜当中国的藩属一千余年，两国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国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它，而连自己的领土都赔了进去。但它当日本的藩属只不过十六年，就被并吞。
  《马关条约》既然签订，中国的重大损失已成定局，然而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却发生三国出面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俄国、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割让辽东的要求，过份苛刻。这事件的动机十分简单，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和已经爆发之后，清政府渴望俄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三干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五年，直到下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十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但海军居世界第十一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七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不但本世纪（十九）不能，而且拖到下世纪（二十）中叶以前，仍然不能。
  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
  十七百日维新·戊戌政变
  中国在被日本击败后，弱点全部暴露。二十年前七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堕落的祖国解嘲，说中国是一头睡狮，终会觉醒，有些外国人同意这个看法。现在西洋各国对这个睡狮的表现，哄堂大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在本世纪（十九）最末短短的五年内，各国对中国急吼吼宰割的成果，我们摘要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过去他们对中国还保持着对待一个一级强国应有的礼貌，现在完全露出帝国主义的狰狞嘴脸，不再作任何化装。像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法国对广州湾，都是直率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中国清政府这个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失去了漂亮的拳击手套之后，只有挨打的份。
  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幸而这个信号没有出现，却出现了美国的敏锐反应，美国不愿意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1899），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约翰开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以及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这就是著名的“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各国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
  中国就在这种脆弱的均势之下，苟延残喘。
  但被瓜分的危机，已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学制度下的全国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考试，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皇帝载湉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维新。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载湉面前。次年（一八九六），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载湉上书，载湉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当领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成为十二世纪宋王朝大学生在被金军包围的首都开封，发动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第二次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自强运动是当权官员发动的武器改良，现在是青年们要求发动的政治改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的推荐（在康有为失败后。翁同和又誓言他没有推荐过），年轻的皇帝载湉，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稍后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二年（一八九八），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科学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监察部委员（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载湉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族人反对改革的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皇帝在理论上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载湉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厅长（直隶按察使）负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擢升为副部长（侍郎）阶级，并且接见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权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河北省）总督满族人荣禄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级官员），日夜在皇太后那拉兰儿——载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她哭诉清王朝满族人的危机。而袁世凯又适时的告密说，皇帝载湉将有对那拉兰儿不利的行动。
  于是，爆发政变，那拉兰儿从她那挪用海军经费，在北京西北六公里外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把载湉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跟他的学生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掩护下，逃到海外。六名维新党的领袖，包括大黑暗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处决。其他的维新党人，都被贬窜。
  那拉兰儿跟十一世纪的反改革主流司马光一样，掌到大权后，马上下令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恢复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恢复苦刑拷打，监狱仍恢复巴夏礼所受的那种黑暗。守旧党欢声雷动，歌颂那拉兰儿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
  ——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
  十八义和团
  清王朝已到了末日，亡在旦夕，老太婆那拉兰儿再对它砍下决定性致命的最后一刀。
  这一刀就是她利用的义和团。
  我们先说明清王朝皇帝宝座在本世纪（十九）的传位世系，他们间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那拉兰儿本是奕囗的婢女，因生了儿子载淳，才在名位上擢升为嫔妃（载漪是另一位姬妾生的）。一八六一年，即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次年，奕囗在热河（河北承德）行宫中逝世，据说是被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并且还要他接见的条款气死的。六岁的载淳继位，那拉兰儿名正言）顺的当了皇太后。她是六世纪北魏帝国胡太后的翻版，有太多的小聪明和太多的小权术，甚至干涉到儿子房帷间的私事。一八七四年，载淳仅十九岁，就糊里糊涂的死掉。载淳没有儿子，依传统制度，应该由载淳的异母弟弟戴漪，或由载漪的儿子继位。但在极权政治下，传统和制度都是为箝制被统治者而设，不是为拘束统治者自身而设。那拉兰儿坚持立五岁的载湉，因为载湉的母亲是那拉兰儿的妹妹，载湉又只是一个儿童，那拉兰儿可以长期的握住权力不放。
  百日维新和袁世凯的诬陷，使那拉兰儿认为载湉罪不可赦，守旧派三公大臣对载湉更为怨恨，那拉兰儿决心把他推下宝座。她知道清政府已不能一意孤行，这件大事必须试探外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各国对载湉有很好的印象，强烈反对。那拉兰儿于是想到谋杀，每天命皇家御医进宫，给没有病的载湉诊病，一面传出消息说皇帝的病情沉重。各国公使一致表示关切，各省重要官员也纷纷要求保护皇帝，谋杀念头只好取消，但阴谋没有中止。
  戊戌政变的明年（一八九九），即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那拉兰儿宣布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当皇太子（大阿哥），预备采取合法的外貌，把载湉排除。清政府示意各国使节进宫道贺，各国使节根本不理。这不但使那拉兰儿难堪，也使立即夺取帝位的计划落空。于是，一批蠢才，包括那拉兰儿，皇太子之父载漪，以及全体守旧党，一个个义愤填膺。而那拉兰儿又看到转变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把她攻击的狗头喷血的言论，老太婆遂把外国人看作眼中钉，但她束手无策，因为她王朝的军队抵挡不住外国人的枪炮。
  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报告说，山东省一些称为“义和拳”的爱国民众，有一种神奇的法力，用不着变什么法，改什么革，只要口中念念有词，洋人的枪炮就不能把自己击伤。老太婆大喜过望，最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她要向所有的“洋鬼子”——这是代替“夷狄”的新兴名词，作一次总的清算。
  义和团最初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事实上就是本世纪（十九）一八一三年曾在北京、滑县发动暴动失败的天理教的化身。中国自从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巨额赔款，和贸易上（主要的是鸦片）大量入超，再强壮的人都会把血抽干。加上官员们日趋严重的贪污，使国家的财富枯竭，农村残破。失去土地的农民迅速增加，一个广大的民变，自六十年代捻军平息后，现在再度爆发。但是门户开放后的国际背景，使他们的目标很容易的转到外国人身上，直觉的认为外国人是他们所受灾难的唯一根源。
  外国传教士的传教热情是可佩的，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却拥有一些瘪三无赖之辈，对他们认为落后地区（事实上确是如此），骄傲侮慢，不可一世，有时候还做他们本国政府的暗探。而一些中国教徒，也不再拜祭祖先，任凭祖先的坟墓荒芜，都使他们的亲族和邻居怒气冲天。而且分子复杂，有些更利用传教士洋人的力量，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传教士袒护教徒，地方官员畏惧洋人，袒护传教士，传教士遂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恶霸，使乡民的怨恨更与日俱增。中国人对教会所办的慈善事业，如育婴室、医院，无法了解，就绘影绘声的历历指控教士修女都挖儿童的心肝，吃死人的眼睛。
  义和拳本是跟洋人无关的民间组织，但现在瞄准了洋人和中国籍的教徒。他们起初跟那拉兰儿一样，对外国同样的敢怒而不敢言。可是不久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就发明了“铁布衫”、“金钟罩”等秘密武器，一旦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一层钢甲，刀枪不入。用简单的咒语代替艰苦的科学发展，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法术代替革新变法，就可以转弱为强，发生奇迹，这正是腐败的守旧人士最听得进去的消息。
  山东省长（巡抚）毓贤是守旧党中最坚定的满洲人巨头，他对义和拳大大的既惊又喜。义和拳不断地攻击外国传教士。毓贤下令把“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使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又为他们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以加强他将来向中央政府推荐的可能性。各国对层出不穷的暴行提出抗议，清政府不得不把毓贤召回北京，擢升出卖载湉的袁世凯继任山东省长。袁世凯的头脑到底比毓贤稍为清楚，他禁止义和团滥打滥杀。义和团反抗，袁世凯就用他所统率的新军镇压，把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处决。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纷纷逃到直隶（河北省）。
  毓贤到了北京，向皇太子之父载漪、宰相徐桐、副宰相兼司法部长（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保证义和团是天老爷特地派下来的救星，有神灵附体。这一批脑筋化不开的人渣，欣然向那拉兰儿推荐，老太婆大喜之情，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十九东西方世界
  一八○三年（白莲教战乱第八年），美国人富尔敦发明轮船。
  一八○四年（白莲教战乱第九年），法国终身执政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共和终。
  一八○六年（陕西宁陕县兵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斯二世宣布除去帝号，仅称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自是消失。
  一八一二年（清政府下令严禁满洲皇族跟汉人通婚），拿破仑进攻俄国，陷莫斯科（明年，法军溃败）。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下令不准建筑洋式房屋，商号不准用洋字。捻军四起），英、普、奥、瑞典联军攻陷巴黎，囚拿破仑于厄尔巴岛。法国故王之弟路易十八复辟。
  一八一五年（英国第二次使臣亚墨尔斯抵北京的前一年），拿破仑偷返法国，与联军决战于滑铁卢，再败，被流放大西洋圣赫雷那岛。
  一八三七年（林则徐在广州焚毁鸦片前二年），英王威廉四世逝世，侄女维多利亚嗣位（在位六十五年，为英国大黄金时代）。
  一八四四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美国人摩尔发明电报。
  一八四八年（太平天国建立前三年），（一）巴黎发生暴动，法王路易腓力普逃往英国。法国再建共和国（第二共和），选出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当总统。（二）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不可遏止，维也纳发生暴动，奥国宰相梅特涅逃往英国。（三）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
  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建国第二年），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称帝，改名拿破仑三世，法国第二共和亡。
  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四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国女子南丁格尔组队赴前线担任看护，军中女护士制度自此建立。
  一八六○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烧圆明园。中国割乌苏里江以东三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给俄国），美国林肯当选总统，南方十一蓄奴州宣布独立，成立美洲联邦。
  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十一年），美国林肯总统就职，认为各邦不可自由脱离，命军队开入南方，战争遂起。史学家称美国南北战争。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各国工人代表集会伦敦，组织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
  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亡后的明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恢复统一，林肯总统遇刺身死。
  一八七○年（阿古柏可汗统一新疆全境），普法战争爆发，法帝拿破仑三世被普军生擒。巴黎人闻讯，宣布改为共和国（第三共和）。
  一八七一年（俄国占领伊犁），（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二）巴黎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者，成立公社。国民会议派军镇压，公社坚守四十余日失败。
  一八八○年（《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前一年），从这一年起，欧洲各国蜂涌入侵非洲，二十年间，瓜分罄尽。
  一八八九年（清帝载湉亲政），各国工人代表集会巴黎，组织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
  一八九○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四年），法国上尉屈里弗斯冤狱案起，保工党诬陷他是德国间谍，共和党极力为他伸雪。
  一八九七年（戊戌政变前一年。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旅顺、大连的前一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