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欧洲各国无论在领土、思想、学术各方面，都继续不断地扩张和进步，诸如：
  ——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
  ——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
  ——英国爆发革命，国会法庭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
  ——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
  ——英国征服印度。
  ——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
  ——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太阳而行。
  中国在大黑暗时代中，停滞如故，但本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年代前，政治更为黑暗，可以说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饥饿愤怒的群众终于把明政府和朱姓皇族推翻。代之而起的，即四十年代后，是乘虚而入的满洲人爱新觉罗皇族组成的清政府，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不过，爱新觉罗皇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族，至少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要比朱姓皇族高明。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竟奇迹般地为中国带来了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一断头政治的极致
  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囗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样，使朱诩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诩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诩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十七）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询，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诩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诩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诩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教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诩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君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的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诩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囗、朱诩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诩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进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嘟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下，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诩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诩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二矿监·税监
  但朱翊钧这个吸毒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上世纪（十六）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触过，如本世纪（十七）初，朱诩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
  然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诩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xx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
  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然痊愈。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诩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朱诩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中国人民，已不能共存。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强烈崇拜祖先）；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问题是，朱诩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后（一六四一），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三后金汗国崛起东北
  一六一六年，即朱诩钧展示威风，“拿下”事件的明年。位于北京东北七百公里的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女真部落一位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
  ——这是明王朝第一响丧钟，二十八年后，他们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于十二世纪时，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活捉了中国当时宋王朝的两个皇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们分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
  一野人女真住黑龙江下游一带
  二海西女真住东北平原一带
  三建州女真住图们江一带
  上上世纪（十五）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李满住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所谓“卫”，即军事屯垦区。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俄国海参崴稍北的双城子。不久，野人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我们用下表说明：
  上世纪（十六）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中国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中国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三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酋长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
  这是一件缺乏积极证据，但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寻的陷害谋杀疑案。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觉昌安适时的被烧死，塔克世也适时的被自己方面的军队，即明政府的军队所误杀。当时就传说纷纷，认为是尼堪外兰和李成梁的阴谋，目的在铲除日后潜在的敌人。
  阿台的覆灭和党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卫的政治组织瓦解，部落星散，各自为政，这正是中国明政府所企求的。然而，塔克世的二十八岁的儿子努尔哈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不堪继母的虐待，离家流浪到当时中国东北重镇抚顺（辽宁抚顺）。因祖父和父亲跟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缘故，他有机会出入辽东兵团司令部（在辽宁辽阳）跟李成梁的私宅，对明政府的贪污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又因广泛地跟异民族的汉人来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开阔，他追求高等知识过程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落爱戴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努尔哈赤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后剩下的数十名部众。他收拾残局，忍辱负重，捕杀背叛中国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耿耿。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中国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即利用这个官衔所赋予的影响力，壮大自己。
  三年后（上世纪一五八六年），他击斩尼堪外兰。
  二十五年后，到了本世纪（十七）一六一六年，羽毛丰满。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的他祖先们的金帝国的大业。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他脱离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对抗的理由。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发表七大恨的次年（一六一九），中国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这位在保卫朝鲜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债帅，动员精锐边防军九万人，包括从南方出击的朝鲜兵团一万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准备一举把这个初起的叛乱集团摧毁。努尔哈赤集结六万人抵抗，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鏖战六天，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兵团投降后金，而后金汗国只死了二千余人。努尔哈赤乘胜进攻，一连攻陷开原、铁岭。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出击，从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
  两年后（一六二一），后金汗国攻陷抚顺、辽阳、沈阳。明政府任命熊廷弼担任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而另任命王化贞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官（辽东巡抚），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流行的双线领导制度，目的在互相牵制，防止叛变。总指挥和司令官的权力和责任，很难划分，熊廷弼是继于谦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对领悟力较弱的蠢庸之辈，感到不能忍受，所以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僚政客，尤其厌恶他，他的官位虽然理论上比王化贞稍高，但王化贞有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作他强硬的靠山，所以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河北秦皇岛东北）。王化贞则拥有重兵六万，驻在山海关之北二百四十公里的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跟十一世纪的范仲淹一样，善于对内宣传，他宣称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大军立刻就可以把努尔哈赤一举荡平。熊廷弼深知道边防军腐败已极，没有战斗力量，坚持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但王化贞壮烈的言词，和用克扣军饷行使贿赂，收到预期的效果，北京大多数重要官员都支持王化贞，一致抨击熊廷弼懦弱无能和刚愎自用。问题是，努尔哈赤并不支持王化贞。第二年（一六二二），当王化贞兴高采烈地招降纳叛，准备出击时，后金兵团先发制人，用闪电战术突击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六万人覆没，只身逃走。
  这次战役跟熊廷弼无关，但宦官巨头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三年后（一六二五）斩首。熊廷弼死时，王化贞虽然也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在大量贿赂下，高级官员继续支持他，并且有数万被雇佣的职业群众，在北京街头示威，为卓越的王化贞将军呼冤。
  王化贞的失败，使明政府在东北的土地，即辽东军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九，山海关外，只剩下锦州（辽宁锦州）、松山（辽宁锦州南松土堡）、宁远（辽宁兴城）三个孤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北一百一十公里，由年轻有为的将领袁崇焕防守。
  努尔哈赤于击败王化贞后，即把首都从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迁到刚从明政府手中夺取的辽阳（辽宁辽阳）。三年后（一六二五）再迁都沈阳（辽宁沈阳），步步进逼明帝国。明年（一六二六），努尔哈赤亲统十一万没有战败过的精锐兵团，围攻宁远，企图把山海关外的明政府的势力，全部肃清。结果遭到失败，努尔哈赤被守军使用的葡萄牙巨炮击中，重伤而死。
  四清帝国以战迫和
  努尔哈赤的逝世对后金汗国没有重大影响，这是新兴政治力量的一种重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于老爹死后的次年（一六二七），对宁远发动第二次攻击，被袁崇焕第二次击退。皇太极在回军途中顺便进攻锦州，又被守军击退。明政府宣传这次战役是“锦宁大捷”。
  皇太极同他老爹一样的干练，他综合分析宁远城外失利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明政府虽然困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民变，日趋衰弱，但边疆上的重点实力仍不能忽视。他希望跟明政府和解。只要明政府承认他的汗国存在，他愿意结束战争。
  于是。皇太极采取行动，一是用武力征服南方的朝鲜王国和西方的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政府的左右两翼。一是绕过宁远（辽宁兴城）和山海关，从另外的道路，攻入中国本土，对明政府施以压力。这两者他都做得非常成功，朝鲜国防军溃败，在亡国和屈服之间，选择屈服。蒙古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被击败后，向西逃亡，死于青海湖附近，他的儿子投降。后金汗国遂跟中国以长城为界，开始发动一连五次以战迫和的入塞攻击，完全采取蒙古帝国初期对付金帝国的挖心手段。我们把这五次攻破长城，深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战役，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腐败的明王朝政府手中的万国长城，已成为脆弱的篱笆，丧失了它所应具有的防御北方蛮族的功能。后金汗国在稍后也拥有葡萄牙巨炮，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轰出一个缺口，长驱直入。
  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四百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他，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小说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
  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
  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袁崇焕冤狱，为后金汗国铲除了一个最大的劲敌，但皇太极仍继续追求和解。他发现汉民族对“金”这个国名，和“女真”这个族名，有一种无法泯灭的憎恨感情，阻碍两国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总酋长的称谓。于是，就在一六三六年，第一次入塞撤退后，采取一项重大而激烈的改变：取消“金汗国”，改称“清帝国”；取消“女真”，改称“满洲”；取消“可汗”，改称“皇帝”。并且进一步取消自己原来的中国姓氏“佟”，改姓女真姓氏“爱新觉罗””，彻底泯灭“建州女真”和“建州卫”臣属过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杜撰满洲人的起源，宣称是三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的后裔。
  为什么改称满洲？历史学家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可能为了纪念建州卫的创立人，他们伟大的英雄祖先李满住。“满洲”“满住”，声音相似。这不是没有前例的，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吐谷浑汗国，就是用他们祖先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和汗国的名字。自此次改称之后，清帝国对“金”、“女真”、”可汗”，无论在文件上或书籍上，全部一笔勾销，好像地球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当然他们无法没有遗漏，所以我们才知道。
  不过，和解仍不能达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像朝鲜一样的藩属。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中国人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奸，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残破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入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阶段。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朱由校与魏忠贤
  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晋升高一级的“五彪”阶层。他训示扬州（江苏扬州）行政长官（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干？”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发动一项歌功颂德的专案作业，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场所，但摇尾系流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魏忠贤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发明这种新型摇尾形式的，是高级官员之一的浙江军区司令官（浙江巡抚）潘汝祯，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跟进，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当欧洲人疯狂地向亚洲、美洲侵略，后金汗国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狂地涌起之时，明政府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疯狂地谄媚
  不过，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就在发动建立生祠运动的次年（一六二七），他的权力魔杖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没有儿子，由他十九岁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跟着从高峰跌下来。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六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一六二九）开始的。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一六二七年），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们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善良的中国人痛苦地向上苍呼喊：“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夭，你塌了吧。”一些有头脑的饥民为了活下去，他们拒绝吃观音石，集结起来，向官员和乡绅强行夺取食物。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陕西省到河南省一，从武昌（湖北武汉）到成都，全国沸腾。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样最为著名，他们正是马懋才所说的陕西省安塞县附近的饥民。张献忠是安塞县西北一百三十公里延安卫柳树涧（陕西走边东）人，号称八大王。高迎祥是安塞县东北一百三十公里米脂县人，号称闯王。高迎祥在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的那一年（一六三六），被明政府军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乱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贫苦农夫，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场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教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那些欠债的穷人。看守李自成的狱卒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围观的群众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群众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林中一拥而出，为首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竟跌死了，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群众据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间，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们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茁壮，又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员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非常残酷（我们不能想像那个艾姓乡绅跟他仆人们的命运）。
  明政府认为这种到处觅食的武装饥民是流寇，流寇的头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恶狡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乱匪徒。明政府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他们，一是讨伐，一是招降。
  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比饥民们仅加之于官员和乡绅身上无情的报复更甚。一六三四年，评议部主任委员（给事中）吴甘来的弹劾案，可代作说明，他在给皇帝朱由检的奏章上说；“山西军区总司令（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中原（河南省）人民对曹变蚊所属军队的恐惧，远过于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军官们却一点不动心的把他们屠杀。”就在上世纪（十六），民间就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但饥民投降之后，即令幸而不被指控为“诈降”而加屠杀，也会终于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张献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带。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啸着拔营而去。临走时，在城墙上公布使他们不堪负荷的勒索贿赂的官员们的名单和已经勒索到手的款数，在名单后他们声明说：“不向我们要钱的，只有兵备（中级军官）王瑞(木冉)一人。”张献忠如果不早日脱身，一旦财货被勒索罄尽，而官员们却不相信已经罄尽时，他的结局可以预卜。
  朱由检也曾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检。任何高级官员，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总司令，都必须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钱不行的，那些债官债帅当权之后，要想他不贪污，绝不可能。朱由检杀的贪污官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官员们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贪污，而是不被发觉。
  饥饿的武装群众也开始转变。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两位知识分子（举人）李岩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岩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谨的时候，他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感激他，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就也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岩掳去，强迫他跟她结婚。李岩不甘心做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但明政府却把他逮捕下狱，通匪的证据既然如此确实，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岩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为李自成的智囊。
  他们所以选择李自成，跟纪元前三世纪，张良、韩信所以选择刘邦一样。不是每一个群众首领都有政治头脑的。像张献忠，他只能成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的辅助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四年后（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陕西西安，就在那个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顺帝国，并立即北伐。
  七朱由检的下场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八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不久，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就死了）。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
  李自成亲自统军攻击吴三桂，在山海关下会战，正鏖战到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帝国的满洲兵团从侧翼发动突袭，顺兵团蓦然间受到穿着奇异服装、发着奇异号令的生力军的攻击，不禁大声喊叫：“鞑靼兵参战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被旧王朝腐败病菌迅速侵蚀的顺兵团，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战斗力霎时崩溃，战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溃退的浪潮，跟四世纪时苻坚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团溃退的浪潮一样。一泻千里的颓势，使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北京，向西安继续撤退。但在吴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无法立足，就再放弃西安，向东南逃亡，行军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独自率领二十余骑兵通过九宫山（湖北通山东南）时，被村民误杀，部众溃散。
  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地进入北京，他们宣称是被请来帮助驱逐“流寇”的。现在，“流寇”已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多尔衮把清政府从沈阳迁到北京，一面督促吴三桂兵团继续南下，一面派他的满洲兵团和投降过去的一些汉奸兵团，向长江流域进攻，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力量。
  明王朝的残余力量努力反抗，一连串三个皇帝出现在江南，企图阻止鞑靼前进。可惜烂苹果堆里不可能挑出好苹果来，他们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阳被杀的亲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土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轻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个月，北京陷落后的明年（一六四五），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第二位是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聿键王，南京陷落后，他辗转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团司令官（福建总兵）郑芝龙的拥戴，继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郑艺龙只是把朱聿键当作筹码，并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涌南下的清军秘密联络，把北境要塞仙霞关（浙江江山南）的守卫撤除，满洲兵团大摇大摆开进来。朱聿键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处斩。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亲王，福州陷落后，他在肇庆（广东肇庆）即位，随后就跟张献忠之类的流寇一样，被清军追逐，在西南地区诸省，不停地狼狈逃亡，对清政府统治全中国的安定局面，已不能发生影响。他就在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下，支持了十六年。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缅甸王国，搭建草屋，在边界蛮荒地区，跟土人杂居。但缅甸无法抗拒清政府的压力，便把朱由榔交给坐镇云南昆明的吴三桂，吴三桂把他绞死。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二百九十四年，到此灭亡。
  ——跟明王朝同时结束的，还有漫长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朱由榔十六年颠沛流离的小朝廷中，宦官当权的传统没有改变。最后一位宦官巨头是司礼太监马吉翔，他在破草屋里的金銮殿上，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仍不断地呵责叫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国之前，缅甸政府把马吉翔诱出杀掉。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这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两者时间相距三百五十年。
  九汉民族的反抗与三藩战役
  满洲人从没有想到会把明王朝消灭，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天朝中国的主人，突然间被吴三桂邀请入关，已大大地出他们意料之外，而迁都北京后，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清政府旗帜下最著名的三大汉奸，都被封为藩王，并划给他们广大的地盘。当时称为“三藩”：
  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为不能忍受他儿子尚之信的横暴，向清政府请求退休，推荐尚之信继承他的王爵并接替他镇守广州。当时的皇帝是福临的儿子玄烨大帝，他允许尚可喜退休，也允许尚之信继承王爵，但不允许尚之信接替老爹镇守广州，他说：“地方官职，没有世袭的规定。”吴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孙儿），听到消息，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于是他们也请求同时退休，目的在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希望（并相信）中央会慰留他们。清政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有过激烈的争论，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个大汉奸一定叛变。二十岁的玄烨大帝坚持撤藩，下令接受他们的请求。三藩果然叛变，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陷于混战。
  三藩推举吴三桂当领袖，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沮丧的失败。可是，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他只有自己当皇帝，但在这个紧要关头，新兴的政权无法马上产生向心作用。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状态，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
  另一个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战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扑灭。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吴三桂之孙吴世(王番)（吴三桂已病死）全族处决。
  从一六八二年饥民暴动，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结束，改朝换代的战争历时55年，中国又归统一，而且立即出现了一百余年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十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第三个黄金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七）八十年代，终于下世纪（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纪第二次黄金时代，恰恰一千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候。
  但大黑暗并没有过去，那沉重的污染不会这么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过被满洲人强劲活泼的新的生命力，暂时驱逐到一旁，犹如一个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几日晴天一样。
  满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整个中央政府，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命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唯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我们试就下列若干项目。加以比较：
  注意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大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的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中国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的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睛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礻真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被酱死。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
  十一东方疆土的开拓——台湾
  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
  台湾岛距福建省海岸，最狭处只一百五十公里。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本世纪（十七）初叶，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变化；一是海盗郑芝龙向明政府投降，明政府任命他当福建省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海上商旅开始获得安全保障。一是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的荷兰王国，从欧洲向东发展，于一六一九年，登陆爪哇，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于一六二七年，登陆台湾，把岛上的马来人、中华人、日本人，全置于统治下。
  我们回溯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聿键被杀的往事，那时郑芝龙已晋升为侯爵，统率陆海两军，掌握重兵，当他决定出卖朱聿键，向清军投降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极力反对。郑芝龙当然不会改变主意，于是郑成功就率领一支孤军，以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尊奉遥远的在西南云贵高原流亡的第二十任皇帝朱由榔，跟清政府对抗。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大举北伐，由长江口深入，包围南京。可是结果失败，退回厦门。那时清政府入关不久，还没有力量反击，而只采坚壁清野的战略，从南京到广州二千公里的沿海地带所有居民，全部内迁二十公里。郑成功经过北伐的大创伤之后，已不能作第二次北伐。坚壁清野复使他的军队面对着饥饿和孤立。他这才想到台湾，如果能据有台湾，粮源和兵源都可解决。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进攻台湾，荷兰所建筑的两大巨城之一的赤嵌城（台湾台南）陷落。另一孤城热兰遮（台南西安平城）被围九个月，荷兰军队弹尽援绝，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把他们全部遣送到爪哇。
  ——荷兰占领台湾岛三十八年。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总督揆一，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回国后，仍以失陷台湾的罪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从一六六一年起，台湾成为中国明政府辖下的领土，而就在这一年，朱由榔被缅甸人解送给吴三桂处死。帝王政治制度的传统形式，一定要继续立一个皇帝，才是正常现象。但郑成功的态度十分暖味，迁到台湾的虽然也有其他朱姓亲王，郑成功却没有物色一个继承帝位。郑成功的封爵是延平郡王，他就以延平郡王的王府，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在法理上，这是畸形的，犹如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而只由一个总司令部代理中央政府。
  郑成功于占领台湾的次年（一六六二）年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承王位，曾向清政府提出和解，要求清政府承认台湾是一独立王国，允许台湾像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一样，不剃发也不改换服装，只向清政府称臣进贡，永远作为中国的藩属，清政府表示同意。但郑经不自量力的又要求保留海峡对岸福建省的厦门，作为贸易的据点，清政府大起反感，谈判破裂。在三藩战役时，郑经跟三藩之一的耿精忠结盟，曾派遣军队到福建省和广东省参战。三藩失败后，郑经在大陆上的根据地，全部丧失，这时他终于承认力量微弱，开始想到自保，但机会已经过去，清政府决心用武力把他消灭。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福建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三百艘战舰，从福州出发，先攻陷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列岛，接着进攻台湾。郑氏政权在台湾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中有很多变化。当初的战斗精神和复国雄心早已消失，将领们和战士们，都在岛上成家立业，习惯于和平安定。所以，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鹿耳门（台湾台南西安平港）登陆，最后一位延平郡王郑克(土爽)（郑经的儿子）投降。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岛，正式跟中国合并，跟西南方一干公里外面积略小的海南岛，像两只巨拳一样，保卫着中国的海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家系统理学巨头之一），向玄烨大帝建议，郑氏政权既已消灭，台湾是蛮荒烟瘴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仍赐给红毛（荷兰）。天老爷保佑玄烨大帝拒绝采纳他的意见。
  十二东北疆土的开拓——《尼布楚条约》
  在台湾海峡发生变化的同时，东北严寒地带的黑龙江流域情势，也发生变化。
  中国东北的领土，自纪元前四世纪战国时代以来，始终伸缩在七万平方公里左右，从前称为“辽东”，即现在的辽东半岛——包括沈阳和辽阳两个大城。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这一块土地都不能保持。纪元后四世纪以来，也只有唐王朝保持了一百余年。蒙古的元帝国版图包括大部分东北地区，当蒙古人被逐出中国时，长城以北仍是他们的国土。明政府曾恢复唐王朝的辽东（辽宁省）旧疆，勉强维持了二百余年，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外兴安岭、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但最后仍全部丧失给后金汗国。
  后金汗国原来只局限于狭小的辽东半岛，它的北方和东方，仍住着很多比满洲人更为落后的部落。这些部落一则不甘愿承认满洲人的优越地位，一则他们也正在向南迁移，双方遂不断发生战争。但每一次战争的结果，满洲人都得到胜利，而终于把他们完全征服。其中有4个主要的部落，如同下表：
  满洲人蓦然间被请进山海关时，他们在东北所征服的土地已达三百万平方公里。满洲人作为中国的主人后，这片广漠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嫁妆的一部分。
  比满洲人向北拓展稍早，俄罗斯帝国远在欧洲的斯拉夫人，已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扩张，西伯利亚荒原上人数稀少的原始游牧部落，不是那些俄国人的对手。从本世纪（十七）初叶到六十年代，俄国人在荒原上建立起来一系列的殖民城市，最主要的有下列诸城：
  一六○四年牧木斯克（明王朝皇帝朱诩钧在位）
  一六一九年叶尼塞斯克（萨尔浒战役之年）
  一六三二年雅库次克（后金第二次入塞前一年）
  一六三八年鄂霍次克（后金第四次入塞之年》
  一六五八年尼布楚（郑成功北伐图南京前一年）
  一六六六年塞楞金斯克（三藩战役前七年）
  雅库次克显然是俄国向东向南侵略的主要据点之一，它距黑龙江约一千二百公里。俄国的冒险家、流氓、杀人凶手、亡命之徒，当然也有抱着为国家开疆拓土高贵目的的英雄志士，从本世纪（十七）四十年代起，不断向温暖的东南方和南方发展，窥探井勘查当时刚刚被后金汗国征服不久的黑龙江流域。后金汗国于一六四二年吞并了呼尔喀、达瑚尔部落，明年（一六四三），俄国第一批探险队从雅库次克出发，相差不过一年，但这一年已够确定中国在法理上对于黑龙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的主权。
  俄国人出动的次数和乘隙深入后金汗国——中国国境的情形，我们借下表说明：
  俄国人的运气不好，不仅是脚步迟了一年，而且它遇到的不是明政府奄奄一息腐烂透了的弱小中国，而是清政府正走上坡，朝气蓬勃的强大中国。俄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行动队不过穿过中国东北的荒原地带，没有被清政府发觉，但是第三批行动队在施代巴诺夫领导下，在精吉里河口建筑城堡，兴高采烈地打算长期占领时，正式跟中国的力量接触。中国宁古塔（黑龙江宁安）军区参谋长（宁古塔章京）沙尔呼这，率领四十五艘军舰，逆黑龙江而上，给他代巴诺夫迎头痛占，施代巴诺夫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于稍后被杀。俄国的侵略当然不会因这小挫折而停止，第四批在外蒙古之北建筑尼市楚城，但被中国逐走。但俄国人不久就又回来，中国人未加过问。第五批在黑龙江北岸，建筑雅克萨城要塞和卫星城堡，这批凶恶的俄国民徒把当地土著索伦人当作奴隶，奸淫妇女，并抢劫他们的辛苦猎取的貂皮。索伦人报告中国官吊，但当时清政府正困于三藩的战争，没有力量北顾。
  俄国人作威作福二十年，三藩战争结束，台湾也跟着收复。玄烨大帝对雅克萨城采取行动，一六八五年，中国边防军司令（都统）彭春，率大军包围雅克萨城，用一百五十门野战炮和四十门攻城炮，日夜轰击。四天后，守将图尔布青投降，中国允许他率领残余部队，向尼布楚撤退。——当俄国人再回到尼布楚时，中国没有再把他们驱逐，是一个大失策。等到俄军撤退后，中国纵火焚毁雅克萨城，也跟着撤退。
  图尔布青在撤往尼布楚途中，遇见由尼布楚开向雅克萨的增援部队，携带着重武器，告诉他驻屯尼布楚的俄国大军随时可以接应。这使图尔布青懊悔不迭，他立刻同援军重返故地，于雅克萨城被中国焚毁后第十七日，再重筑新的雅克萨要塞。
  中国接受这个挑战，明年（一六八六），宁古塔军区副司令（副都统）萨布素，再围雅克萨城。除用巨炮轰击外，并且使用从台湾调来参战的藤牌兵团攀城。图尔布青战死，守军只剩下一百余人，陷落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中国军队奉到停止攻击的命令。因为中俄两国外交人员正在北京接触，俄国要求先行停火，玄烨大帝允许。
  一六八九年，中国代表团团长钦差大臣索额图，俄国全权公使陆军上将费要多罗，在尼布楚谈判，双方都戒备森严，双方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而中国代表更甚。索额图有两次在大怒下拍桌子而去，要下令担任警卫的边防军攻城，俄国代表终于采取妥协态度，遂签订下列的《尼布楚条约》：
  一、外兴安岭之南属中国，之北属俄国。
  二、额尔古纳河之东属中国，之西属俄国。
  这是一个重要的条约，使中、俄得到和解，为中、俄两国带来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纪中国与辽帝国澶州和解带来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样重要。俄国对遥远的东方固然力不从心，而中国如果长期从事于东北荒凉寒冷地区的战争，也将精疲力尽。
  中国习惯于把所有的外国都当作藩属，因为事实是这样。《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外国签订的条约，但获得的利益却十分巨大。当时中国的力量，事实上只能到黑龙江北岸，还伸展不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俄国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进入流奶与蛮之地，永不会自动停止。而中国不然，汉人那时仍以辽东半岛为主要范围，有耕种不完的肥沃土壤，满洲人则争先恐后入关去当中国的主人，没有人傻到从流奶与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这可从对雅克萨城的处理上看得出来，中国人把它焚毁而退，俄国人却把它当作宝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是一种阻堵，对中国是一种保卫。
  十三塞北疆土的开拓——内蒙古
  蒙古只有一个，本没有内外。因为跟中国合并的时间有先后，遂被分割。先跟中国合并的南半部称内蒙古，后跟中国合并的北半部称外蒙古。
  蒙古人于十四世纪被中国明政府逐出长城后，一直不停地内战。虽然达延汗于十六世纪一度予以统一，但他的后裔又分为四部，那就是：察哈尔部、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喀尔略部。不过这只是指达延汗的血亲后裔，另外还有两个相当大的部落，跟这四个部落同时并存的，一是住在东北北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一是住在东北西部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这六大部落中，喀尔喀部的人口最多，察哈尔部的力量最强。
  本世纪（十七）初叶，察哈尔部的林丹汗，雄心勃勃地想效法他的祖先达延汗，创立蒙古再统一的伟大事业。一六一九年，他致函刚成立不久的后金汗国可汗努尔哈赤，信上开头就说：“统兵四十万蒙古国可汗，问候水畔三万人大金国可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了大感沮丧。但林丹汗的才干跟他的雄心不能配合，他对内完全采取高压政策，以致引起反感。二十年代时，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首先脱离林丹汗的统治，于一六二四年跟后金汗国结盟。明年（一六二五）林丹汗向科尔沁部进攻，努尔哈赤亲自统率精兵赴救。林丹汗不敢作战，自行撤退。这一次虎头蛇尾的军事行动，促使科尔沁部感激后金汗国不止，作更彻底的归附。
  三年后（一六二八），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不堪压迫，也叛高林丹汗，投降后金。四年后（一六三二），后金汗国第二任可汗皇太极，跟投降过去的蒙古部落，组织西征联军，对察哈尔部发动总攻，林丹汗大败，向西逃亡。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先后向后金投降。林丹汗逃到距青海湖尚有十天行程的大草原上病死，他的残部在青海一带仍支持三年。到一六三五年，终于也向后金屈服。
  满洲人把上述的这些被征服的蒙古部落和土地——塞北全境，称为内蒙古。把漠北还没有合并的喀尔喀部称为外蒙古。后来满洲人入主中国，这种称谓和区分，一直保留下来。
  清政府对蒙古人跟汉人不同，有下列的两大特点：
  其一取消蒙古固有的部落制度，改为盟旗制度，限制迁移，以便予控制。盟旗的行政系统，如下表显示：
  盟旗制度完全仿效满洲人的八旗制度，满族八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镶旗是：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这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图腾结构，所以满洲人没有地的籍贯，只有旗的籍贯，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新户籍制度，全体满洲人是一个大奴隶集团，被划分为八份，人民受到层层节制，不能离旗独立。自入关后，原意渐失，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军事制度。但同类型的蒙占盟旗制度，却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纪，仍然存在。盟旗制度的特点就是八旗制度的特点，蒙古人被纳入组织后，局限在一块狭小的地区，不能选择居住地和牧场。旗跟旗之间也不能有横的来往，连流动于各盟旗间的小贩，都严厉禁止，目的当然是防止他们暗通消息，集结叛变。“逐水草而居”的时代从此消失，即今遇到荒旱，非清政府批准，不能移动。
  其二对蒙古人实行愚民政策，阻止他们接受汉民族文化。清政府统治蒙古，有两个秘密武器，一是利用喇嘛教，使蒙古人沉湎在宗教里面，不知不觉中丧失战斗精神，这方面的效果是可惊的。另一是把公主大批的嫁给蒙古酋长——他们本来称可汗，投降满洲人之后，被改封为藩王或公爵，合称为“王公”。满洲人的皇姑、皇妹、皇女之流，大多数都嫁给蒙古王公，从没有一个嫁给汉人的。清政府的政策是，用科举控制汉人，用婚姻控制蒙古人，结果证明完全成功。公主的儿子自幼随着母亲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宫中游戏，长大后自然有一种向心力。纪元前二世纪大政治家娄敬，向当时的皇帝刘邦建议的和亲政策可收的效果，现在完全应验。本世纪（十七）九十年代，玄烨大帝在多伦诺尔（内蒙古多伦）用盛大的宴席招待蒙古高阶层时，发现很多蒙古王公都是他的外甥或外孙，又几乎都是在北京皇宫里长大的，不禁大为得意。但清政府虽赐给这些王公们财富和荣耀，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尊严，却对他们仍深谋远虑地细心防范，不准他们跟汉人来往，不准学习汉文，不准保管汉文图书，不准请汉人担任教师，不准子弟进入汉人学校，不准看汉人的戏剧。目的使蒙古人永远愚昧无知。从此，面积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本世纪（十七）起，也作了满洲人嫁妆的一部分，带到中国，永远成为中国的领土。
  十四漠北疆土的开拓——外蒙古
  比内蒙古还要庞大的外蒙古，在喀尔喀部统治之下，仍独立于瀚海沙漠群之北。已迁到北京的清政府无意向北发展，他们对拥有内蒙古广大的领土和西伯利亚外兴安岭以南广大的领土，已心满意足。可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却使外蒙古自动地请求跟中国合并。这个事件起因于以伊犁（新疆伊宁）为首都的准噶尔汗国，于《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一年（一六八八），向外蒙古喀尔喀部发动攻击。
  喀尔喀是蒙古请部落中，人口最少，但占地却最广的一个部落，又分为下列三个汗部：
  一车臣汗部（外蒙古东部，牙帐设今温都尔汗）
  二土谢图汗部（外蒙古中部，牙帐设今哈尔和林）
  三札萨克图汗部（外蒙古西部，牙帐设今贝格尔）
  所谓喀尔喀部，只是一个部落的总名称，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组织，更没有一个共同领袖。事实上三个汗部独立并存，各有各的可汗，互相间不停地打斗。
  准噶尔汗国是四卫拉特之一准噶尔部建立的国家，参考上上世纪（十五）第四节附表及第六节，我们会记起当时声势煊赫，生擒过中国酒肉皇帝朱祁镇的瓦拉部落。瓦拉自从也先可汗死后，失去领导中心，这个突厥民族的部落分裂为三部：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稍后被辉特部取而代之，他们向西迁移到现在的新疆北部。而另一支蒙古人的和硕特部，也侵入到新疆北部，跟他们混合。于是，遂被笼统的称为四卫拉特。卫拉特，即瓦拉的转音。
  本世纪（十七）二十年代，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率领下，侵入现在的青海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硕特汗国。土尔扈特部也移向中亚，深入欧洲。新疆北部的故土上，只剩下准噶尔部跟辉特部。我们用下表列出这四个卫拉特可汗的世系：
  本世纪（十七）六十年代，准噶尔汗国——也就是准噶尔部的第二任可汗僧格，被他的两位哥哥谋杀，由僧格的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继位。僧格的弟弟噶尔丹正在西藏当喇嘛，喇嘛教领袖达赖送他回国安定内部。噶尔丹回国后，把两位哥哥以及侄儿索诺木阿拉布坦一齐杀掉，自己当上可汗。他不久就并吞了回部（新疆南境），又并吞了青海的和硕特汗国，使他的国土扩张到二八十万平方公里。
  噶尔丹可汗雄才大略，他的下一个猎物是外蒙古。
  外蒙古的喀尔喀部不能团结如故。一六八四年，土谢图汗攻杀了礼萨克图汗，把札萨克图汗美丽的姬妾和大批部众抢了去。中国清政府派藩属事务部部长（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会同西藏喇嘛教领袖达赖的使节席勒图，在伯勒齐尔城（甘肃安西），召开和解会议。和解会议并不能使他们和解，反而发生了一件礼仪上的重大纠纷。蒙古地区喇嘛教主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他是土谢图汗国的弟弟，在和解会议上，曾经跟达赖的使节席勒图以平等的身份，同席而坐。噶尔丹可汗得到报告，认为抓住了借口，于是他义愤填膺地宣称，库伦活佛犯了不敬达赖的滔天大罪，必须予以重惩。
  和解会议后的次年（一六八八），噶尔丹可汗自前进基地科布多（蒙古科布多）出发，向外蒙古攻击。喀尔喀的三个汗部大败，溃不成军，不得不停止内斗，紧急会商救亡措施。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归附俄国，一是归附中国。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这决定势将引起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反应。库伦活佛坚持归附中国，他说：“俄国不信佛教，穿的衣服也奇形怪状。中国一片和平景象，又信佛教，穿的衣服看起来好像神仙。而且中国繁华富庶，有用不完的财宝，绸缎锦绣更多，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除了这些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跟玄烨大帝间的私人友谊最笃。三部可汗一致接受他的意见。
  玄烨大帝一面命三部撤退到内蒙古，发给临时急赈救济。一面向噶尔丹可汗呼吁放弃使用武力，退出外蒙古。噶尔丹答应放弃武力，但必须中国先行交出罪犯库伦活佛，以及土谢图汗。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噶尔丹遂继续东进，横穿外蒙古高原，抵达二千五百公里外的克鲁伦河下游。明年（一六九○），大军更深入内蒙古，直抵距北京只有三百五十公里的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噶尔丹可汗企图用压力使中国屈服，他犯了横挑强邻的错误。
  玄烨大帝亲自统军出长城攻击，皇子胤礻是担任先锋，到达乌兰布通，发现准噶尔兵团的主力——驼城。驼城是弓箭战争时代的产物，把骆驼的四脚绑住，卧倒在地，加上木箱和用水湿透了的毛毯，即成为可以阻止骑兵冲突的坚强堡垒。但如果用来对抗新武器大炮，就太落伍了。胤礻是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骆驼大半死掉，驼城崩溃，噶尔丹可汗乘夜向西撤退。
  可是噶尔丹已无法摆脱恶运，他的侄儿即索诺木阿拉布坦的弟弟策妄阿拉布坦，在汗国的首都伊犁（新疆伊宁）宣布即位，下令通缉弑君篡位的叛逆噶尔丹。噶尔丹撤退到科布多城后，不能再西进。他向俄国求援，愿作俄国收复雅克萨城的先锋。俄国因跟中国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所以对噶尔丹的提议，不作回答。
  噶尔丹不是容易屈服的人物，他驻屯科布多整补训练，五年后的九十年代一六九五年，作最后的冲刺，跟遥远东方三千公里外，嫩江河畔的内蒙古科尔沁部，秘密结盟，向喀尔喀部（外蒙古）发动夹击。他希望用闪电战术一举消灭喀尔喀部，重新控制内蒙古，建立他的新汗国。当噶尔丹再度进攻，东进二干余公里，抵达克鲁伦河时，中国三路迎击的大军早已进入攻击的位置。次年（一六九六），玄烨大帝亲自北上一干公里，到克鲁伦河畔的车臣汗牙帐（蒙古温都尔汗），指挥作战。噶尔丹望见了中国皇帝的黄龙大旗，才发现被科尔沁部出卖，中了中国的诱敌之计，他急令撤退，用最迅速的方法脱离中国东路和中路两个兵团，日夜奔驰二百五十公里，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东南三十五公里的昭莫多，正在庆幸终于脱险之际，却不知道恰恰进入中国西路兵团司令官（抚远将军）费杨古的口袋阵地。噶尔丹大败，他的妻子阿奴皇后跟她的丈夫一样的勇敢善战，她身穿钢盔铜甲，率领精兵突围，死于巨炮的轰击之下。
  噶尔丹虽全军覆没，仍拒绝投降。他退守科布多，但已不能再组织一支战斗部队。明年，却本世纪（十七）最后第三年（一六九七），他服毒自杀。喀尔喀三汗部仍回外蒙古故地，不过形势已经不同，外蒙古和噶尔丹辖下的科布多、乌梁海两地区，面积共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此纳入中国版图。
  十五东西方世界
  一六○○年（明政府平定贵州杨应龙民变），（一）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东方侵略。是年，远征军攻陷孟买，莫卧儿帝国无法抵抗。（二）日本毛利辉元攻德川家康，失败。前期武家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在江户（东京）设幕府，号令全国。江户时代及后期武家时代开始。
  一六一五年（明王朝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召见群臣，大喝“拿下”），日本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攻陷大阪，丰臣秀赖与母亲同时自杀。
  一六一六年（后金汗国建立），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同一天逝世。
  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攻明王朝），波希米亚王国拥立腓特烈五世当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独尔夫，下令讨伐，欧洲三十年战争起。
  一六二八年（陕西大旱，饥民张献忠、李自成聚众起事），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权利请愿书》，要求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签字。
  一六二九年（后金第一次人塞。袁崇焕被诬陷下狱。高迎祥被推为闯王），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独裁专制如故。
  一六三五年（后金汗国最后一年，明年即改称清帝国），日本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下《锁国令》驱逐所有外国人，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只准少数中国和荷兰商船，可到长崎。此后二百一十九年间，史学家称为锁国时期。
  一六四○年（中国全国大旱大蝗，人与人相食），英国军队因索欠饷叛变，国王查理一世无奈，再召集国会筹款。
  一六四一年（清军攻陷锦州），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议书》，指责他种种的不法行为。
  一六四二年（清军第五次入塞），英国革命爆发。
  一六四六年（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幸键兵败被擒，斩于福州），英王查理一世兵败被擒。
  一六四九年（清政府正追击明政府的残军，一连攻陷南昌、湘潭），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斩于断头台。宣布成立共和国，选举克林威尔担任执政。
  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北伐，围攻南京失败），克林威尔逝世。
  一六六○年（明王朝灭亡前一年），英国迎立故三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当国王。
  一六八五年（中国攻陷雅克萨城），英王查理二世逝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藐视国会，宣称国王有权干涉国会制定的法律。
  一六八八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一年），英国发生不流血革命，新教徒秘密迎接查理二世的女儿玛丽、女婿奥伦治公爵，从荷兰人主英国。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
  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专制政治从本年起，完全消灭，这是英国对世界又一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