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兰银行的买办，同时还经营着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连黄金荣、杜月笙都要尊他一声前辈，就连租界里的洋人都让他三分。
  荷兰银行在国际银行家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创办人是老牌犹太银行家族孟德辉家族。孟德辉、沙逊和罗斯柴尔德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兴起反犹浪潮，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沙逊则去了中东地区，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辉家族则逃往荷兰，发起创建了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孟德辉又进军伦敦金融城，参与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女王最喜欢的犹太人”，成为英国王室最信赖的宫廷银行家。1812年，孟德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盘股票投资，两家结成血浓于水的同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家在欧洲大陆的全部投资，都由孟家的荷兰银行代为打理。直到今天，罗家在中国香港的办事处仍以“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为这样一个银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以致对中国风俗一无所知的荷兰女王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地御赐王室座钟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拥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这支商团武装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还为随后成立的同盟会沪军都督府垫银180万两，筹措款项共计300万两之巨。
  1916年底，颇具经济头脑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与虞洽卿等人商议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申请。然而北洋军阀对“孙大炮”心有余悸，神经过敏，以致“逢孙必反”，拒绝批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将此事接着往下推进的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进行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攻打清军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时，蒋介石跟陈其美一同扛过枪，是战场上共同拼杀出来的过命的交情，后来两人成了磕头的把兄弟。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头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后，陈其美出任上海督军。虞洽卿在陈其美那里担任财政顾问，为维持其运作，筹措过大笔粮饷。蒋介石由于跟陈其美的特殊关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热。后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介石顿时失去了靠山。
  孙中山用证券交易所来筹集革命经费的思路还是很有见地的，革命与战争都需要用钱，而且需要很多钱。当蒋介石接受组织委任继续推进交易所时，顿时觉得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他先与上海督军府的故交戴季陶、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江浙财阀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进行具体组织谋划工作。然后拉虞洽卿来发动上海商界向北京农商部提出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理事长为虞洽卿，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当日上海《申报》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15】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