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的独立自主政策并不是纽约和伦敦金融界所面临的唯一关键问题。1959年，美国的外债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黄金储备的总价值，两者均为200亿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镑危机威胁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时，美国总的海外流动债务已经急剧上升到360亿美元，然而其黄金储备已经垂直下跌到120亿美元，只有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短期外债开始超过黄金储备，一些机敏的金融机构估计，某些规则早晚会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向参众两院做演讲时指出：自从1958年以来，我们花费或者投资在国外的美元与重新回到我们手中的美元之间的差额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的贸易赤字总额增加了将近110亿美元，国外美元持有者把它们转换成了黄金，数目如此之大，将导致我们近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流失。
  有迹象表明，肯尼迪总统在很认真地想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流问题。就在遇难前不久，肯尼迪曾在1963年7月18日给国会的报告中提议，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措施，以及通过有争议的“收益均等税”措施，对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问题进行调整。对投资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征收高达15％的税金，目的是为了鼓励美国资金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投资。
  肯尼迪并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税法》获得通过。当该法最终在1964年9月通过时，纽约和伦敦金融界的一些强权人物已经插入了一条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修订条款，它规定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征新的财产税，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英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过伦敦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中间调停，可以确保美国美元继续外流。这是英国历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计之一。
  另外，美国银行驻国外分支机构发放的贷款也免征新的美国税。美国银行竞相在伦敦以及其他合适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机构。英国金融界再一次通过发展新的巨额“欧洲美元”银行和借贷市场，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银行业的中心。
  当以前的“世界银行家”开始囤积转移出来的美国美元时，江河日下的伦敦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的西格蒙德·沃尔伯格爵士在华盛顿朋友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的帮助下，非常巧妙地引诱美元进入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里将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美元信贷集中地。到20世纪70年代，据估计汇集有13万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所有这些资金都是“离岸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国家或者中央银行的约束。纽约银行和华尔街的经纪行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办理兴旺的新欧洲美元市场业务，躲开了美国税务当局监视的眼睛，从欧洲美元市场和大跨国公司获得廉价资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华盛顿欣然打开大门，允许美元从美国海滨流向欧洲新的美元“短期流动资金”市场。
  购买这些新的欧洲美元债券——被称作欧洲债券的买主，都是匿名的，银行家戏称他们为“比利时牙医”，伦敦、瑞士以及纽约操纵着这个新游戏。这些欧洲债券是“不记名”债券，也就是买主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过，对寻找机会逃税的所谓瑞士投资者，甚至是想通过洗黑钱牟取不法利益的毒枭来说，这是非常受欢迎的。拥有由通用汽车付利息的欧洲美元债券黑色收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
  一位对欧洲美元十分敏感的意大利分析家马塞罗·塞科强调：“欧洲美元市场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现象，它正是引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金融动荡的原因。”
  但是，与伦敦国际金融家的利益相反，由于加拿大资金漏洞以及由此带来某些伦敦银行的美元储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英国的工业经济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
  对英镑这一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继美元之后的第二根支柱的信心也迅速崩溃。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差额以及总的经济形势一直不稳定，官方一直对外承诺要维持帝国的地位，但是工业基地遭到破坏，储备明显不足。自工党1964年10月掌权以后，危机多多少少开始转向长期化。
  战后，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通过与其殖民地以及以前的殖民地的英镑集团联系，本来可以使英镑成为硬通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为稳定的储备货币，与美元抗衡。英国要求英联邦成员国（当然表面上很绅士）在伦敦存放各自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维持伦敦银行的英镑平衡。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仅次于美国。这样，对于维持20世纪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秩序，英镑的稳定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尽管其经济条件已经明显变坏。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同美国一样，是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金融资金的资本净出口国，尽管其工业和科技事实上已经停滞不前，造成了渐增的贸易逆差。相反，由于得益于新的共同市场内部日益增长的贸易以及对科技进行大力投资获得的生产优势，欧洲大陆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
  比较起来，英国对于新技术的投资就明显不足了。伦敦的金融利益集团总是热衷于吸纳资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维持高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利息率，吸引世界资金流入伦敦银行，而工业却陷入衰退，没有能力贷款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
  到1967年，英国的地位变得令人担忧。尽管几次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借款稳定了英镑，但是英国的外债还在持续增长，仅这一年又增长了20亿美元，增幅约20％。1967年1月，戴高乐的首席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来到伦敦，建议提高主要工业国家黄金的官方价格。美国和英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使她们的货币贬值。
  整个1967年，英国银行的黄金储备一直在减少，国外债权人一旦得知日益疲软的英镑即将大幅贬值的消息，一定会用纸币换回黄金，他们认为黄金的价格肯定上升。1967年6月，戴高乐政府宣布，法国已经从美国煽动的“黄金储备池”中撤出。1961年，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之下，十个主要工业国的中央银行成立了后来大家所知的十国集团。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外，这个集团还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和日本。1961年，十国集团同意把储备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基金——黄金储备池，由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管理。按照规则，当出现紧急事件时，最好采取临时办法补救，美国中央银行只承担把世界黄金价格维持在1934年35美元/盎司的人为低价所需成本的一半。如果只是暂时的，那么另外九国，还有瑞士，同意负担“紧急”干预成本的另一半。
  到1967年，“紧急情况”已经转向长期化，这里由于华盛顿拒绝控制其战争开销赤字，另外，随着英国经济的崩溃，英镑持续疲软。戴高乐从黄金储备池中撤出，不想再向无底洞中投入更多的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以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为首的美英财经新闻界，开始对法国政策进行强烈抨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犯了一个战术错误。1967年1月31日，法国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在法国允许对法郎进行无约束的兑换。当时，法国的工业增长居欧洲各国前列，并且法郎有最强大的黄金储备支持，其可兑换性被看作是自1958年戴高乐任职以来法国经济政策成功的证明。但是，这很快就成了把戴高乐时代的法国葬送给英美金融利益集团的命门。
  在1967年2月的公开演讲中，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重申，法国坚持由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作为唯一避免国际操纵的手段，并补充说，“国际货币体系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是因为它给予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如美国）一些有利条件：这些国家能够担负得起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不用付出代价。”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只需要印刷美元以代替黄金，然后把它们发往国外。
  1967年法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把它的美元和英镑储备兑换成黄金、退出1961年自愿加入的黄金储备池协定时，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其他的中央银行纷纷效仿。形势到了近乎恐慌的地步，因为到年底有大约80吨黄金在伦敦市场被卖掉，这是五年里从来没有过的，阻止投机的努力无效。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整个布雷顿大厦行即将倒塌在它最脆弱的链条——英镑面前。
  1967年下半年的金融投机者都忙着在所有可能的市场上卖掉英镑，从法兰克福到比勒陀利亚都在购买美元或者其他能购买商业黄金的货币，引起了黄金价格的急剧上涨，再也不是是美国官方35美元/盎司的价格。英镑危机间接地把注意力指向了国际货币体系核心中越来越明显的脆弱点——美元。
  到1967年11月18日，尽管有来自华盛顿的强大压力，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还是听天由命，宣布英镑贬值14％，由每英镑兑换28美元降到24美元，这是1949年以来英镑第一次贬值。英镑危机结束了，但是美元危机才刚刚开始。
  一旦英镑贬值，投机的压力马上转向了美元。国际上的美元持有者到纽约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折价窗口要求合法地兑换黄金。结果，黄金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尽管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向市场抛售黄金储备，以阻止价格上涨，但难以挽救局势。华盛顿在以美元为基础的纽约银行的操纵下，坚决拒绝调整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方价格。但是，法国——黄金最大的拥有者之一，从十国集团黄金储备池中的撤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年底，华盛顿官方黄金储量又下降了10亿美元，降到了只有12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