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
作者:沈从文    更新:2021-11-09 16:25
  去年的秋天,因为得到朋友一个信,说是既然在外乡奔波流浪,不甚遂意,倘若高兴回乡玩玩,或者也可以把心目略舒。至于要钱,若是决定动身了,可以来一电报,便当致电驻汉师部办事处,拨两百块钱作路费。朋友是十年前老同事,当年我在作上士时他就作了排长,且同为在一个街上长大的人,如今朋友已成为团长,有兵马一千五百,驻扎××,成为伟人了。我当时正卧病在上海,情形仍如此时一样,不过当时只我一人,住上海法界善钟路一小铺子的楼上,也正是因为病,不能把文章写成,就无法维持生活,得到朋友这信,当然欢喜之至了。
  我心想,既然是这样欢迎回去,那就回去看看也未尝不可,且据许多人说某某作了一任知事近来在家作封翁了,某某又娶第三个小妻了,某某又升大官了,所说的一些人,就莫不是当年一同在辰州总爷巷大操坪成队作跑步的人,想不到几年来人事变迁就到了这样子。人人全成家立业,我这各处飘荡的浪子,满面灰尘的归去也只多增他人一种笑话。但我想到看看这一般有运气的年青人,在家是如何一种生活,回去的心思也稍稍活动了。而且,我的脾气又是这样,小孩子气是有些地方无论如何皆保存的,我还想到,就为成全这些老同事一点自信,觉得他们的方法是得了超拔,而我的生活真形成了落伍的悲惨,也决定将转去一行了。
  我自然就写信去说,就是这样办,团长大人。我不能照他所说打一个电,却只写了一封挂号信去,是因为穷到无发电报的钱。信一发去我就等候着,但我知道这至少是四十天才能有消息,到了二十天后,因为病转沉一阵,到过平民医院的四等室住过六天,吃尽了无钱人住下等病室医生看护所给的痛苦,病倒似乎因为刺激反而得到转机,我不管如何出了院,一出院病却好了。病好了我还得重理我的旧业,就是成天照到那些大编辑趣味写一点小说,亲自送到各处去,把挑选的权利给那编辑,一面留着一些请求帮忙的好听的话。过数日,没有消息了,又客客气气的写一封信去,作着仿佛是就便的意思询问到那文章的结果,或者文章退回,或者又稍过一些时候钱就来了。我是靠这个钱维持日子的,钱不能得到,自然还得拿一点可以质钱的东西去押当,一面用好话同房东那成衣人太太缓和,日子就是这样到了冬天。
  忽然一天,有一个人找到我住处来了。我还不曾起床,完全料不到有这样人找到我住的地方来。房东因为来人的体面衣服惊眩,听说来人是我的朋友,从汉口来,不喊我起床,就把客人引上楼到我床边了。
  房中一些肮脏的情形,我明白真如何给了来客一惊!我先是还不醒,主人把我摇醒了,坐起身时,望到面前站着的人,几几乎以为做梦。
  “是沈先生吗?”
  “是沈××,你?”
  “我是成西顺,从汉口来。”
  “成西顺?”
  “是!你不认识我了。”
  我点点头,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早已上了三十岁,满脸髭须,憔悴异常的人了。我如今不但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了。到街上同这个人见面,走路时我还得让路,坐电车我也不敢同他并排,他是这样体面的一个人了。至于十年前的成西顺呢,是我们队里一个号兵,除了吹号就会流眼泪。因为人太小,大家顽皮一点的在方便中总把西顺作马骑,尽这马作人声骂娘骂祖全不管。到后大了一点仍同在一个队伍里当兵,眼泪的方便仍比别人为多。时间一过,想不到这号兵也变成社会上的体面人了。
  当我听到这人说出姓名时,有一点惊讶了。我望他,用眼睛搜索这个人脸上的各部分,虽然这时额角放光脸色红润,那一时却瘦小若猴子。但这人脸上有些凸凹终于被我认识清楚证明不误了,我就觉得心中有莫名其妙的惨痛。处到这穿几件好衣服就可以称为上等人的上海,这朋友从汉口来,见到我这情形,出于意料之外的可怜,也会疑我不是那个据说在上海卖文的我,也应当在此时极力搜索我的脸上了!然而他的结果是如我一样,纵对面的人颜色已经完全不同,我们的神气我们的言语调子,仍然还有一分残余,不消说我即刻也被他认识明白,在他心中起了大大的惊讶。
  他站到我床前,把我认识清楚以后,用着还是惊讶的口吻说道:“我真不认识你了,若是到路上,我还以为是……”“你以为我是会扒你东西的人,是不是?”
  “不,你生活真不是我们想到的生活。”
  “这时可明白了。”
  就是这样谈着笑着,他坐到窗前去,我却起身离床了。一面洗脸一面同这个人说着许多老话,说到各人的生活,说到各人的转向,并且把这个人从前容易流眼泪的事也说到了。我们以后就下楼,走到静安寺,搭一路公共汽车到南京路。他一定要为我制一套西装,我说我实在没有每天摺叠每天打领结的功夫,他还是不依。这人做了几年副官,沿河护送船只发了一些财,对老朋友的情形看不过意,决心要作“绨袍之赠”了。他见我固执,还以为是书生气不脱,就说,“二哥,你当真是做了文学家看不起老弟了!”
  “副官,你这样说真要我对你行礼了。”
  “你陪我到这缝衣公司走走!”
  “我不会穿洋服怎么办?”
  “为什么这样说?”
  这朋友,好象有点生了气,因为他也正想来上海缝一套洋服,且在汉口就打听知道,南京路有中国内衣公司,如今见我执意不去,对我不领受他的好处以为见外了。我见他不说话,我就说,“西顺副官,我陪你进去,可以。我实在怕穿这东西,因为不方便,和我生活不相称。”
  他见我意思十分诚实,无话可说了,我们就进了那公司,上到二楼,这容易流眼泪的人如今用钱的大方同当年眼泪一样,把材料样子一翻,一买下来是两百多块。我呢,无论如何被派定一条裤子,正好我所穿的还是一条秋季穿的黄布裤,再推辞也不行了。
  这朋友来上海,是接洽一种烟土的买卖。得到了那团长信,告他我上海的住处,托他为我带钱来,所以一到上海就把我住处找到了。我们就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天,到四川馆子去吃饭,吃了许多酒,又到一个地方去看电影。吃饭看电影地方全由我指定,他却出钱,我只得就这样招待尽了一天地主之谊。他住的地方是江南旅舍,第二天我清早坐了车到那里去找他,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年青客人,衣服极其入时。我走进房去,副官朋友跳起来笑,一面为我介绍给那年青客人一面让坐。
  “这是同乡老同事,沈,这是向经理,第八十师的。”
  年青人悻悻的立起,随便的点头,手上一支卷烟还未吸到一半,就用力掷到身旁痰盂里去,发出咝的一声。见到这情形我觉得有一点受压迫,但是想到这人是××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是好象略感拘束,坐下了。
  那朋友说,“你那么早!”
  我笑,轻轻的说,“不早。”
  那军需大人,正同朋友说到一个故事,还没说完,我来了,见我同朋友谈话,以为朋友是在应酬我,就把我不算数,又同朋友说道:“哈,我就听,是的!伢俐角母凶!我可不怕。我还是听,等会看这妖精怎么样来。吓,老成,蛮凶咧。刮风了,风在左边右边,(说时用手拍胸介)革命同志,从枪里炮里出来,怕鬼吗?我不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不怕,訇!哗,噼拍!来了!我心里有点紧了。角母会事呀?妖怪难道真有吗?
  吓,……”
  说到后来就大笑,从那笑中我悟出这是这位军需大人昨夜晚到闸北一个友人家中住宿,把人家畜养的猢狲当妖怪耽误一夜睡眠的故事。这年青体面人把话说来津津有味,我为这十全十美人的气势,也随着笑了。
  那年青体面人见我也笑,似乎有点不服气了,就问副官朋友,“老成,你不信鬼吗?”
  “我看到过鬼打架,在常德提台衙门,一共有十个鬼,我们三个人就走去把鬼吓跑了。”
  “牛皮。我不信。”
  “不信吗,问我这沈二哥,他是同我在一堆过的,看我往年同人打些什么赌。我们放哨就专选有鬼地方去放,男子汉还怕鬼?”
  要他问我,这年青军需大人自然不愿。本来我的样子也太寒伧了,坐到这五块钱一天的房间大椅上,就总觉得不相称。我的新刮过的脸与我一身衣服,只增加别人对我敬意的消失,我的不能同军需大人坐在一起的颜色又毫不能隐瞒,听到副官朋友说到鬼,使我想起许多旧事,若无人在身边,真要哭了。
  我静静的观察这年青体面人的身材,望到这少年事业得意的脸孔,就安慰自己,认为别人是很有理由对自己加以忽视,且自己也还有理由对别人加以原谅了,我就不再顾及这个人,同副官朋友谈起往年的事来了。
  “成,遂宜近来做什么?”
  “他发了财,不做事,只在家中做父亲。”
  “方吉生?”
  “还是营长,驻武穴。”
  “魏三?”
  “做厘金局长,这样一个三麻子,命真好,得了那么一个好太太。”
  “太太什么地方人。”
  “陈……”
  “他那女儿也长大了吗?”
  “早养儿子了!这是怪物,大概养十个儿子,还是脸嫩嫩的如十八岁女人。现在才养第五个!”
  我默然了,因为想起这小女孩往年住到我家里,被我同我姐姐捉定,用朱红涂了脸,穿起我外祖母的大袖衣,要她唱苗歌玩的情形,还如昨天的事,想不到这小女孩就做了夫人,且出名的美丽了。
  朋友见我不做声,知道我是想到往日过去的事了,他笑。
  他说,
  “姑妈来了,打她的左脸,打她的右脸,呆一会儿这被打处都得了治疗,用嘴安慰……亏你记得到这些事。”
  他说的是我在一篇回忆的文章里所写到关于那女子故事的话,料不到这朋友,居然能这样有耐心,把我写的文章也一一记到,真使我觉得感谢,红脸了。
  朋友又说,
  “还是回去看看吧,许多人你都不会认识了,老朋友都等待你回去的,年青人也想见你这……”他意思是在下面加“文学家”三个字,但经我眼睛一扫,他知道这将引起军需大人的笑话,他把话中止了。
  那军需大人很无聊,就从洋服外氅口袋里取出一叠小报来,有些用红纸印就的,有些是大报,一一打开来看,大约从这些中间他也能够如上海一般大学生一样,可以得到一些名人轶事花国消息的知识。望到那神气跃如的脸儿,我不由不在心上羡慕这种人的天真。
  不知为什么,那军需看到一段报纸,只是咕咕的笑。
  “向,你笑什么?”
  “喔,角母多!”
  “多什么?”
  “老成,这里牛皮哩。这里说上海一个地方有十万野鸡,这是牛皮哩。十万,啊嗬,角母多!”
  我是到想笑笑也不能的情形下了。因为昨晚上副官朋友已把那团长朋友托带的两百块钱送了我,有了钱,我可以请这朋友玩玩了,就想找他出去,离开这年青体面人物。
  我说,“成,我们出去好不好?”
  “等一会儿也好,恐怕曾处长要来,他很想见见你,还托我介绍!”
  “这些伟人我真怕,到底是乡下人出身,出不得客。”
  “这只能怪你,太随便了点,不知道的自然就……”朋友的话是指那军需大人对我的礼貌。我除了承认几年来朋友都饱经世故,能追上时代,而自己反如孩子处处使气任性,到处吃亏,没有可玩味的事了。因为朋友也看出了我的拘束,我就更觉得自己可怜。我的世界分明是和这些人两样的世界,其中应无得失也就很自然了,然而我又好象总还有一种虚荣在心,以为是总应当还有人相信,做一个上等人并不单是靠两件衣服就行,所以听到他一个姓曾的同事说很想要见见我,只得仍然等待下来了。
  不知为什么,客人忽然想起我的姓名了,他还不知道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人,他问副官朋友,“老成,沈××也是你们地方人!”
  我对朋友做了一个眼色,要他不说话。
  那军需大人于是一面燃了一枝烟,一面又说道,“这是一个名人!你们地方真不错,有武装同志也有……”副官朋友匿笑不已,稍稍生了一点气的神气,问那军需大人,“你认识他吗?”
  大约是这个年青体面人要顾全他的体面,不知为什么,他忽然会说出很可笑的话来,他说曾到一个地方吃酒见过我。我很觉得奇怪,就过细看看这个人,看了一阵依然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会过。我就说,“想不到你先生还认识他,我们许多同乡还不知道这人的名字哩。”
  这人毫不在乎的吸着烟,放了一口烟气。他大约也是到过省一中学之类读过新书的人了,他继着就说,他还认得不少的名人,把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大有背诵如流之概。他又说他也做过编辑为新文学鼓吹过,同谁在副刊上作过战。到后见我笑得很久,似乎对于他所说的话很有趣味,就渐渐把我的落魄加以原谅,问起我到什么地方读书的话了。
  我说:“我不是读书的人,是成的老同事。”
  “你们那个同乡他也就当过兵!”
  “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也不相信。不过,这是他说过的。”
  “他同你说的吗?”
  “不,他同别人说,我听到过。”
  “这倒是很好的事。他倒恐怕想不到还有许多不相识的知己的事。”
  “真是咧,一个作家,他可料不到……”姓曾的人来了,又是一个年纪青青标致人物,肋下挟了一个皮包,一进房就走过来同副官朋友捏手,且很聪明的对原来的客人加以注意的样子。那副官朋友先把他给军需大人介绍,“这是曾同志,四十三师驻汉办事处长,——这是向同志,八十师经理处。”
  于是交换的捏了一下手,副官朋友又把那姓曾的引到我这方面来。
  “这是曾,这是我那老大哥沈××。”
  “哈,××先生吗?”(我的手被两只软绵绵的手捏紧了,我只点头笑,不做声。)“真好极了,我还同成同志说来看你,今天在此遇到,真好极了。……”我们即刻就到那长椅上并排坐下了,这年青人心上的诚实欢喜流露到颜色上使我感到温软,一方面我想起适间那军需大人的谈话所给我的不愉快,就又觉得在这时真是一个可笑的局面。我去望那军需大人,他正在同副官朋友说话。
  那军需大人用着还不十分相信的神气低低问副官朋友,“这是沈××吗?”
  副官朋友笑,点头。他说,“我以为你认识他!”
  这时我望到他们两人,两人也正望到我,副官朋友站起身,我第二次被他介绍给那年青军需了。那年青人红着脸把我的手握定,很狼狈的做出笑容,结结巴巴的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样子是“久仰,久仰!”
  我也仿佛极为难。本来对这说谎话的人,我感到的只是无聊。但如今见到那神气,且手是被握着,欲挣脱不能,也不免显得一点窘态。
  “好象是会过,一时真想不起了。”这人这样说着还不放手。他大约还想从谎话中挽救自己。
  我说,“好象是,或者是北京。”
  “我不曾到过北京,恐怕是同先生在长沙见过。”
  “可是我还没到过长沙。”
  这位军需大人,随机应变的天才并不缺少,虽说明白不会有那过去晤面机缘,他把我的手一放,却怪起副官朋友来了。他说副官朋友刚才介绍时,只说这是姓陈的朋友,不说姓沈的朋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他接着就想一笑了事,大声打着哈哈,且用自己嘲弄自己那种神气,说幸好是没有说过沈先生的坏话,不然可真使人难为情了。但是认真说起来呢,这事情即或副官朋友同我把这事忘去以后,他是也不至于忘记的。他知道我就是沈××,于是也走过来坐下,我就坐在这两个年青人中间,把话谈下去。曾姓的还不知道先前的事情,只见到这时这军需大人的神气,心中似乎就不甚高兴。然而这军需大人他仍然还是谈下去,同我谈文学,同姓曾的谈党务,同副官朋友谈鬼,前后照应,全无空隙,到后是曾姓的把我们邀出去玩,也不好意思把他单独放弃了,于是一同出旅馆。
  同这两个年青人在一块时我又怠工了一天,仍然是吃喝,吃喝够了又到公园散步。我一面在这陌生的朋友方面,感到一种难得的友谊而快乐,另一面就又望到自己萎靡中年的情调而感伤。我很明白那位军需大人,虽然在我面前说了谎,有点负疚,但到后仍然是因为我行动言语的平凡,把他对我的敬意取回去了。至于姓曾的处长呢,许多地方还太天真了一点,他对我的趣味似乎一半还只是为好奇,他劝我不妨到汉口方面去玩玩,可以把生活换换,又劝我就同他过汉口去,住了一阵再返乡。这完全是一种好意而且极其诚实,我没有什么可言。我不能说我在上海还负了若干债,又不能说我离开上海以后在北平方面家中人无办法的情形,只含含糊糊的答应下来。到后分手一个人独回到了我住处的小楼,却感到凄凉起来了。人世的炎凉本不甚介意,但一想到也有象姓曾这样年青人,我觉得无端生出责备自己颓废的理由了。
  第二天我接到了北平方面一个快信,我那有肺结核的母亲病转了方向,每天一到晚上就发烧,写信来的妹妹要我想办法,或是我回北平来看看,或者想法把老人送到上海来调治。我虽然得了两百块钱,在各方面负的债总有四个多。并且这钱是朋友特意为我汇来的路费,若是要返乡,这钱就只能到地。我正感到为难,那副官朋友同姓曾的处长来到我住处了。副官朋友把我拉下楼,说姓曾的无论如何要为我制点衣服,且劝我搬个家,为我买一点用具,因为他不好意思讲这个话,所以请副官朋友说。我红着脸到楼上去,眼中含着泪。
  那人见我这情形,知道是副官朋友已把话说过了,就握着我的手不放。
  “×先生,你不要觉得难过,我是顶不会客气的人,成同志知道我为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冒昧。”
  “不是冒昧,凡是这些事在我都觉得有说不出口的心情。”
  “你高兴顶好就同我们在十天以后过汉口去,不能动身离开上海,就搬一个家。我听到成同志说到你这住处,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们是吃白饭的人,却各事无所牵挂的住大房子享福,你们这样受苦,中国革命的成功建设期中还有这种事,真太不合理了。”
  “这自然是自己个人的事,与革命无干。”
  “我看到许多人都该死,却做了无数事情!”
  “那是你们革命同志!”
  “一群反复无常的东西。”
  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
  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到北平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下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军需大人相信不过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
  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火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预支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总算活下来了。
  五月端阳节将到,一切的难处也随了这节日压迫到自己身上了。各处写信去借钱都无回音。写成的一部文章又因上面有太多的牢骚无人能买,家中的母亲一到下午就发烧,额部如火,胸部作喘。我自己又因天热旧病发作,间一两天得流一点在别人看来仿佛很可笑的鼻血,日子去端节越近,自己的灾难也越迫身了。
  我近来成天坐在家中,除了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依照那姓曾的年青朋友劝告,另改一种事业来对付生活是蠢事,就是来到这桌边,想怎样来把我生活彻底改造。我想到一得方便还是回到乡下去看看,且把这意思说得极其乐观,在病人床边商量过了。我的母亲知道我这话完全是做不到的事,就苦笑点头,用她那聪明的眼睛很可怜我似的对我注意。她见我一站在桌边总是半天,以为我是为了目下情形着急,恐又得流鼻血了,总故意同我说话,使我可以休息休息。
  我虽每日看报,却从不敢注意到日子。因为日子不甚明白,一家人也从不提起日子,这日子才似乎容易过去。见到家中的情形,见到未来也同样渺茫,很蠢的思想时时刻刻在我脑中打转。我想到的是,我应当使自己苦恼把一家人活下来,还是自己图安宁杀了自己?我想到这些时是没有一分牢骚在心上的,既然一家人都在病中,而自己又实在无生存能耐,恐怕终会要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的。但是这愚蠢而又可怜的思想,家中人是不会知道的。我仍然也还是成天做我的文章,来了客仍然陪客人谈谈天气及国家事情,喝一杯茶,又随意讨论一下近日相熟几个人的生活。客一去,来了空虚,看看周围一切,我茫然了。各样的计划全作到了,还没有可以把一家从贫病中挽救出来的方法。在无可奈何情形中,往床上一躺,想着我在《呆官日记》上所写的“日子,滚你的吧!”
  这样话,心中酸楚之至。在这时另一地方那些追上了时代的老同事,总仍然还有念及这落伍的我,我就这样对了屋顶作着空空洞洞的希望。
  我虽然没有算日子,但仍然知道今天是五月初三。我估计到那位军需大人,可能已荣升了什么局长了。
  一九二九年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