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点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它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70多人，有50多人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近20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它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复兴门大街将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赶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冬雨》、《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了，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但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但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了。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荡荡的，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没有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我的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这个时候实习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恶梦一般的早5点赶班车的日子也结束了。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快了。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结束了像赌博一样为前途下的注，看起来我赢了，我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但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课程重新开始，但大家都有一点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未来？
  但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但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但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家人。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看样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最后学期。
  从四月末到六月初，我们的生活和京城的其它大学生不会有什么不同，谈论的问题关注的未来都和国家有关，而毕业分配虽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陆续解决，但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所占的份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选择安静又有什么意义？
  但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安静下来，我们的同学大多数坐上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全班72名同学最后在校园里只剩下男男女女8个人，我们戏称最后8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园安静极了，我们当然只能在校园内活动。记忆中我们不是一起聚在这个宿舍就是聚在另一个宿舍，大家开诚布公地讲好了自己还有多少钱、多少饭票，都以为会打一个持久战。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使我们绝望，只记得说话都是小声的，但还隐隐地盼着什么。
  日子开始奔六月底走，陆续开始有同学回来，但回来的都是毕业生，因此注定不会使安静的校园填补得热闹起来。最初的恐慌过后，也可以进城了，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大了起来。一个多月没有思考过的毕业问题又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这个时候我们四年相守的大学生涯只剩下十多天的时间。
  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难舍难分！
  开始学着强打起精神，要散了，总该热闹一下，然而为告别而举行的狂欢似乎难以启齿，于是我们打上班主任婚姻的主意。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长不了我们几岁，和女朋友也相识很久，大家就闹着非给他们办一个婚礼不可。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开始抓紧时间紧锣密鼓地操作，在班里又是选伴郎，又是选伴娘，我们一起张罗着，并在校园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订下了婚宴。
  班主任的婚礼被我们催促着就这样提前举行了。但无论是班主任和他的未婚妻还是忙碌的我们其实都知道，应该是红色的婚礼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只是一个让我们欢乐的理由。婚礼和宴席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开始还是欢声笑语的，同学们的祝福声声入耳，然而酒过三巡，最初的哭声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接着便传染开去，形成了哭声大合唱，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下怎样的场面啊！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婚礼呢？多年以后，我们的师母得上了一种不太好治的病，不知怎么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竟忽然想起那个悲壮的婚礼，我开始拥有一种强烈的内疚。如果不是那样的一种心情，如果不是那样一种离别在即的气氛，也许婚礼该是喜气洋洋的，那么师母得到的祝福会更多，病，或许就无从扎根了。
  写下这段文字，愿能是个祝福，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已经远去的同学愿用遥远的笑容和真诚的祝福补上婚礼的那一课，愿师母能从病痛中走出。
  我相信众人的祝福是药。
  这个婚礼宴席我是不知道怎样结束的。因为醒来时，我已经是在第二天早晨宿舍的床上。那些没有喝多的同学互相搀扶着回到教室，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样强劲的节奏中，跳了一夜柔情的告别舞蹈，我不知道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舞会。
  剩下不多几天中，该照相的照相，该喝酒的抓紧喝，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彼此的毕业留言册上留下自己的话语。
  十年后，我打开好久不敢翻开的毕业纪念册，十年前的心情和心态重回眼前，平和的告别日子里也许留下的更多是彼此的祝福，但我们这一届太特殊了，竟多是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和对前途的迷茫。
  在我的本子上有这样的文字：
  “老白，哭是另一种坚强。”
  “五十年后，面对行刑队乌黑的枪口，我们想起那个相聚的午后，然后感叹当初为什么不很快乐地活着？”
  “在广播学院哭过几次，每次总有你在场，以后哭的机会不多了。”
  “原来以为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了用许多颜色来画了个痛快可爷爷领着叔叔来了说真庸俗真下流真可笑你这样画没道理你眼里看到的不是太阳不是星星不是人不是右侧通行的高速公路……”
  “酒后黄昏，我摇摇晃晃地走到生命消失的地方，雨打风吹后的绿草丛上，白花依在，我才明白有些事想忘也忘不掉，于是带着忘不掉的过去赶海。”
  ……
  打开这样的纪念册，就象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珍贵的东西总是不敢去随意地触碰。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就这样在伤感中翻过去了，那些青春的迷惘和狂妄，那些足球场上胜负后的笑声和眼泪，那些无拘无束的梦想，那些没有任何杂念的友谊，都如同毕业纪念册一样，在仔细翻阅过后就合上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校园里没有往年那样低年级同学为高年级同学送行的场面，因为低年级的同学都在各自的家中关注着时局的变化，而我们却不得不彻底从校园中离开，只好自己为自己送行。
  打行李、捆书箱，一切亲力亲为，忙完自己的还要去帮女生的忙。一切收拾停当，把所有的行李堆放到校园里等待托运。那是一种逃离的景况，一切都杂乱无章，行李旁的毕业生们，脸上看不到对未来的兴奋和乐观的冲动，迷茫和疲惫是共有的表情。
  行李托走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大家平静地沉默着，似乎是在为最后的离别酝酿着感情。
  到了执手泪眼相送的时候了，我走的晚，因此我竟有两天的时间是在火车站度过的。一拨一拨地送着，去湖南的、去甘肃的、去山西的、去福建的，每送走几位同学就是送走一段记忆，哭声也是从最初的共振走向最后的哽咽，那几天的站台，倾盆而下的是泪雨。
  我也要踏上火车了，虽然不久以后还要回来，但这一次的火车开动毕竟与以往不同。和车窗外的同学在火车起动的提速中越来越远，真诚和快乐的日子也如此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长春，送下了好朋友又登车，早上到了哈尔滨，由于我的目的地是海拉尔，晚上还得倒另一辆车，为了度过这空白的等车一天，我上午到了松花江边。夏天的哈尔滨舒服极了，和煦的阳光打在脸上，竟打出了我的睡意，好久好久没有睡过整觉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疲倦至极。于是用提包作枕头，把自己放倒在江边的长椅上，很快就睡去了。
  那一觉似乎没有梦。
  我的大学四年生活，就在松花江边的一条长椅上，在睡梦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