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阿咪总想不通我为什么要凭白无故地被人家娶了去，她伸手拉了拉我十年一贯制的披肩直发，说赵凝我真是想不通，你挺现代的一个人物，怎么会跳到婚姻的圈子里不肯出来了呢？
  阿咪是典型的“现代大女子主义”，抽烟喝酒，男朋友一茬接一茬地猛换，日子过得有山有水好不随意。我则一天到晚苦兮兮地枯坐在家里，守着同样一份风景，同样一个人。那天王林凑到我写字台边上来，我就把这样的想法和盘托出了。王林也像阿咪那样拉了拉我的披肩直发，说道：“想不到你还有这份伤感呢，不如你搬到阿咪她们琴斋去住几天，心情或许会好些。”
  这样我就打点行李，又和丈夫吻别了好几回，搬了一擦书到琴斋去。隔日王林又骑车送了一迭稿纸来。琴斋里住着清一色的“女生”，嫁了的或者死活不肯嫁的，大家都很开心，一天到晚乐哈哈的，有时晚上还开Party呢。我很怕阿咪像男人那样双手搂住我的腰跟我跳“两步”，那样满场招摇着好像眼全体男性同胞游行示威似的，我深怕别人怀疑我们两个脑子有毛病，眼神不安地在黑暗中飘来荡去，终于被一陌生男子接管过去，别别扭扭地跳完一曲，回到坐位上心绪飘忽不定。
  阿咪走过来捅捅我说，哎，你干嘛呢，心不在焉似的。我没好气地告诉她说，想家了。阿咪给我一支烟说：“老天，你可真不是个做浪漫女人的料。”她自己点烟，也教我点，我却呛得眼泪鼻涕一塌糊涂。
  阿咪一根修长的女式香烟夹在指尖，两片红唇吞云吐雾，风情万千。
  “他已经搬走了，”阿咪说：“健伟这小子神出鬼没的，大概是又有了新女朋友了。”
  健伟是阿咪颇为欣赏的一个男孩，阿咪说他是个“鬼才”。自从阿咪跟了健伟，阿咪对其它男朋友上划采取了“冷处理”，在琴斋她的房门上贴了大大的一个招牌，上书“阿咪不在”。其实她正眼位伟关起门来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呢。看她和健伟好成那样，我这个笨笨的红娘就夹在中间及时劝说；“嫁了吧，阿咪，健伟人不错的。”
  阿咪调皮地冲我笑笑说：“我知道你还要说‘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对吧？可是结不结婚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区别呢？结婚最多不过是把我们俩个打磨成一对柴米夫妻罢了。”
  我知道我是说不过嘴唇薄薄的阿咪的，况且自己已经嫁掉了，要是再硬逼着人家，有技人下水之嫌。那天晚上做梦，却忽然梦见阿咪和健伟“吹了”，第二天见到阿咪，不好跟她乱说，只问了句“你和健伟还好吗？”
  阿咪给我这样一问，立刻激动得面放红光，阿咪告诉我，昨晚上“他”没走，我们终于“在一起”了，以后，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呢？”
  阿咪用食指点着我的太阳穴说：“你呀，真是老脑筋。我们现在这样子不是很浪漫很有诗意吗！”
  健伟果然浪漫，风里雨里地赶来看阿咪，“我爱你”之类的话，张口就来。不像我家王林，觉得说什么都肉麻，一旦问到他爱不爱之类的话题，他就嗯嗯呀呀好像牙疼似的。情人和丈夫就是不一样啊。
  秋高气爽的一个早晨，阿咪小俩口以及我和王林，结伴而行去爬香山。虽然住得离香山不算太远，但那座长满红叶的山一到秋天就“香”得要命，山道弯弯挤满了人，还有什么情趣可言呢？
  本来我们也是“有产阶级”，拥有一辆宝蓝色的“斯波思曼”山地车的，后来一激动丢在了演唱会的大门口，我们两个傻瓜竟然哼着“花心”回家睡大觉去了。现在的这两辆“大28”，牛一样地笨笨傻傻，因为行得很慢，常有“山地”扬眉吐气地超过去，王林气不过，就在车屁股后面挂一招牌，上书：“山地车已丢”。我则在一旁穿一雪白T恤，慢悠悠地蹬牛车，背后背着四个醒目的大字；“超车罚款”。
  阿咪和健伟跟在我们后面，几乎笑了个人仰马翻。他俩一人一辆“斯普瑞克”情侣车，连车停着的时候都是那么车把和车把交错着，好像一双鸳鸯交预而卧。武装到牙齿的健伟和阿咪，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情侣”的。头戴小歪“情侣帽”，柠檬黄色的高领T恤更是成对成双，外罩短牛仔小夹克。再看我跟王林，各穿各的毫不相干，连“妹妹”也不像，倒像是临时结伴上山一对男女土匪。
  我觉得结婚和“住在一起”的最大不同不在于责任和道义，而在于一夫一妻小两口同在一个屋檐下长期打磨出来的那种松弛状态。好的婚姻不需要承诺，好的婚姻是不累的。一天一遍的“我爱你”，倒不如早早起来给自行车打足了气，给晾水瓶里注满了水。你穿得漂亮，他亦不会特别地夸你；你披头散发坐在稿件堆里改稿子，他倒当你打扮得美若天仙，说这种乱乱的头发最好看。
  谈恋爱则不行。恋人关系最讲究表面，男朋友要来，屋子里乱不乱？这件连衣裙该不该穿？头发要不要盘起来？他今天没有来，会不会又有了新的女友，移情别恋？当然婚姻也有种种危险，但婚姻打磨出来的那种“老夫老妻”式的柔情蜜意，同居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我们四人终于登到山顶，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好像燃烧起来一般。健伟激动地握住阿咪的手说：“红叶作证，我将爱你直到永远。”我则回过头来给我们那位飞了一个调皮的媚眼，王林走过来拍拍我肩膀问：“暧，你的车锁好了没有？”
  我说都怪你早晨起来气打得太足，已经放炮了。说完我俩仰天大笑，震蒋红叶一地。秋风再起时，我们两个“土匪”已早早窜至山下，牛羊肉采购了两年斗。回家美美地升起火锅，准备慰劳那对“模范情侣”。谁知她和他，竟一路吵下山来，弄了个不欢而散。
  吵架以后，两辆崭新的“斯普瑞克”，就总是离得八丈远。再也看不到交颈而卧的鸳鸯了。阿咪说哭都找不着调门儿了，他终于搬走了。
  舞厅里灯光忽明忽暗，阿咪的烟头在黑暗中一亮一亮地闪。我们就这样聊了一晚上，没跳舞。忽然想起该去吧台给王林拨个电话的，刚才打电话找他，他竟不在家。
  电话里还是长音，真让我气得眼冒金星，·这小子煽动我到琴斋来住几天，他可倒好，难道去住了和尚庙不成？
  我到座位上气火火地去拿长大衣，一边系着钮扣一边找谁拼命似地往外走。阿咪一溜小跑跟在后面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却和门口的一个晃里晃当的大高个撞了个满怀。
  “真的是你？”王林喜出望外，“我已经在外面等了你两小时了！”
  我却惊慌未定地说：“干嘛不进来？这么鬼鬼祟祟的，不打算做夫妻了么？”
  “跳舞嘛，我站在旁边，好像监视你似的……”我们越走越近，喃喃私语，阿咪已经听不见了。回到我的那个针线横箩放在地毯上的小家，有一句没一句地和身边的帅小伙搭着话，想起今夜孤零零的阿咪来，起身去找那盘磁带——《我想有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