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厂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朴，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掀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做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得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他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后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后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陶，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他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大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无常识似的。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个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后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做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做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后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后，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后，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于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后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到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与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朴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爿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爆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她，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沉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虽然很多人都这么以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大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疑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余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窸窣的响声。
  第二大，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xdx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一九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是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处。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哭也不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