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户内
作者:王安忆 更新:2021-11-09 16:08
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给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辞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作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说,是的,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提到“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成熟条件,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产生革命的愿望,和指导的力量;第二,形势不等人,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要留饭,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来到,稍许凝聚起来了些。在一张饭桌上,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也就和南昌自己说差不多了。所以,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二姐呢,话就格外的多了。他们这一家,自己人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顶愿意,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积怨了,二姐,没有积怨,却也因此更生分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作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因为是这样看陈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哕嗦,耐心地听,也能生出一些兴味。有一次,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住在看门人的小屋——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燃旧报纸烧火做饭,差一点火着。大姐正说得起劲,忽然二姐“噗”地笑出一声,三个人都回头看她,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她却什么也没说,冷着脸兀白吃饭。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可下一餐饭,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但陈卓然不讨厌,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正式展开,陈卓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腹地。他从地理上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处在了资本主义包围圈中;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都是分裂为两种体制和制度,力量削减一半;苏联地跨欧陆和东亚,国土广博,列宁、斯大林,不仅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体,为全世界无产者作出实验,也作出榜样,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率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不幸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就要谈到思想状况了。欧洲的思想来源基本是同一宗教,属唯心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跟随体制分野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文化根源上,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第三国际就有这问题,这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政党还是成员,都潜伏着变质的危险。陈卓然说:我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在中国,更是面向世界——晨曦一点一点染白玻璃窗,将屋内的电灯光映暗,然后有金线样的光穿透窗户,进入室内。不知觉中,一个夜晚在畅谈中过去,而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推开窗户,清晨的光和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的脸一下子浸在了金汤里。梧桐叶上盛着一碗碗的金汤,摇摇晃晃,溢出来,由下面的叶接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微笑着,一些清泠的市声掠过耳畔,自行车的辐条转动声,电车的行行,早起人的脚步。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之后,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更像是大姐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体验不到像陈卓然这样,七八岁才进入家庭,和家人始终是隔膜的。别看他生活得挺活跃,内心其实很寂寞。大姐也是有差不多的情形,但因是女性,又是陈卓然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女性,富有忍耐的精神,便在家庭中担起了负责的角色。看起来弟妹甚至父母都听她调排,事实上呢,她并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这种孤独的处境,在二姐,则是以凶悍表现出来,她特别能敏感到不公平,在这个作风粗疏的家庭中,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摩擦冲撞。于是,她就变得极具进攻性,是最不好惹的一个。这类孩子都是有童年的隐痛的,只是不自察罢了。南昌单是迷恋陈卓然的思想,不了解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是书本上的知识织成的,多少带有教条的成份。而那外壳底下,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就是说,陈卓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昌极少了解。即便是对他南昌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年轻人都是教条的,因为阅历没有纸上文章精彩,跟不上思想的需要。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然兴致,只得沉默着陪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着,就是二姐。所以,事实上,只是陈卓然和大姐二人说活。二姐的沉默,比南昌的,更具压迫感。她不像南昌那样不耐烦又无奈何的样子,而是——有意为之。有时候,她会忽地抬起眼睛,迅速看陈卓然一眼,再看大姐一眼,忽又埋下头吃饭。还有时候,她整整一顿饭不看他俩任何人一眼,而是诡秘地看南昌一眼。对这个二姐,南昌向来心底有几分打怵,和其他弟妹一样,避让着她,怕她生事。晓得她是行为乖张的人,也就并不以为意。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不料,二姐推进门来,当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我一来就不说了?陈卓然当然说不是,试着再与南昌说下去,却忘了在说什么,就又停下,只得笑了。二姐也笑了,立起来,说,保密啊!如同来时那么突兀地,又走了出去,将门砰一声摔上。南昌气得脸通红,险些儿要骂出来,他向陈卓然建议出去走走,陈卓然表示不必。此时他又接上方才的话题,继续下去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现在,连大姐都变得乖戾起来,她不再与陈卓然说话。二姐呢,也不说。大姐和二姐之间,更不说了。所以,反是要南昌在从中传话。他与大姐的芥蒂不知不觉中倒消除了。当然,他们依然是不亲近的,南昌对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只是,似乎有一场更为严重的感情事故正在来临,其余的,就显得不重要了。即便是像南昌这样生活在教条的世界里的人,都感到不安了。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南昌看陈卓然,希望能找到答案。虽然是他的姐妹,可这一阵过下来,他觉得陈卓然对她们更了解似的。可是陈卓然不看他,不给他答案。吃完这顿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地,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南昌禁不住发火道:你们搞什么鬼!在他眼里,大姐和二姐是一伙的。大姐却没接南昌的话,说,你二姐要丢人了!血液涌到头上,南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想的是——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他就是这么想: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此一时,他与他的姐妹们才有了些痛痒相关的心情。他和大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不晓得门后面正发生着什么。南昌泄气地想,他的家人如此令他沮丧!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作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说,是的,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提到“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成熟条件,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产生革命的愿望,和指导的力量;第二,形势不等人,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要留饭,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来到,稍许凝聚起来了些。在一张饭桌上,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也就和南昌自己说差不多了。所以,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二姐呢,话就格外的多了。他们这一家,自己人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顶愿意,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积怨了,二姐,没有积怨,却也因此更生分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作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因为是这样看陈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哕嗦,耐心地听,也能生出一些兴味。有一次,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住在看门人的小屋——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燃旧报纸烧火做饭,差一点火着。大姐正说得起劲,忽然二姐“噗”地笑出一声,三个人都回头看她,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她却什么也没说,冷着脸兀白吃饭。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可下一餐饭,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但陈卓然不讨厌,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正式展开,陈卓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腹地。他从地理上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处在了资本主义包围圈中;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都是分裂为两种体制和制度,力量削减一半;苏联地跨欧陆和东亚,国土广博,列宁、斯大林,不仅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体,为全世界无产者作出实验,也作出榜样,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率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不幸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就要谈到思想状况了。欧洲的思想来源基本是同一宗教,属唯心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跟随体制分野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文化根源上,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第三国际就有这问题,这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政党还是成员,都潜伏着变质的危险。陈卓然说:我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在中国,更是面向世界——晨曦一点一点染白玻璃窗,将屋内的电灯光映暗,然后有金线样的光穿透窗户,进入室内。不知觉中,一个夜晚在畅谈中过去,而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推开窗户,清晨的光和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的脸一下子浸在了金汤里。梧桐叶上盛着一碗碗的金汤,摇摇晃晃,溢出来,由下面的叶接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微笑着,一些清泠的市声掠过耳畔,自行车的辐条转动声,电车的行行,早起人的脚步。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之后,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更像是大姐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体验不到像陈卓然这样,七八岁才进入家庭,和家人始终是隔膜的。别看他生活得挺活跃,内心其实很寂寞。大姐也是有差不多的情形,但因是女性,又是陈卓然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女性,富有忍耐的精神,便在家庭中担起了负责的角色。看起来弟妹甚至父母都听她调排,事实上呢,她并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这种孤独的处境,在二姐,则是以凶悍表现出来,她特别能敏感到不公平,在这个作风粗疏的家庭中,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摩擦冲撞。于是,她就变得极具进攻性,是最不好惹的一个。这类孩子都是有童年的隐痛的,只是不自察罢了。南昌单是迷恋陈卓然的思想,不了解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是书本上的知识织成的,多少带有教条的成份。而那外壳底下,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就是说,陈卓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昌极少了解。即便是对他南昌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年轻人都是教条的,因为阅历没有纸上文章精彩,跟不上思想的需要。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然兴致,只得沉默着陪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着,就是二姐。所以,事实上,只是陈卓然和大姐二人说活。二姐的沉默,比南昌的,更具压迫感。她不像南昌那样不耐烦又无奈何的样子,而是——有意为之。有时候,她会忽地抬起眼睛,迅速看陈卓然一眼,再看大姐一眼,忽又埋下头吃饭。还有时候,她整整一顿饭不看他俩任何人一眼,而是诡秘地看南昌一眼。对这个二姐,南昌向来心底有几分打怵,和其他弟妹一样,避让着她,怕她生事。晓得她是行为乖张的人,也就并不以为意。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不料,二姐推进门来,当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我一来就不说了?陈卓然当然说不是,试着再与南昌说下去,却忘了在说什么,就又停下,只得笑了。二姐也笑了,立起来,说,保密啊!如同来时那么突兀地,又走了出去,将门砰一声摔上。南昌气得脸通红,险些儿要骂出来,他向陈卓然建议出去走走,陈卓然表示不必。此时他又接上方才的话题,继续下去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现在,连大姐都变得乖戾起来,她不再与陈卓然说话。二姐呢,也不说。大姐和二姐之间,更不说了。所以,反是要南昌在从中传话。他与大姐的芥蒂不知不觉中倒消除了。当然,他们依然是不亲近的,南昌对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只是,似乎有一场更为严重的感情事故正在来临,其余的,就显得不重要了。即便是像南昌这样生活在教条的世界里的人,都感到不安了。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南昌看陈卓然,希望能找到答案。虽然是他的姐妹,可这一阵过下来,他觉得陈卓然对她们更了解似的。可是陈卓然不看他,不给他答案。吃完这顿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地,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南昌禁不住发火道:你们搞什么鬼!在他眼里,大姐和二姐是一伙的。大姐却没接南昌的话,说,你二姐要丢人了!血液涌到头上,南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想的是——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他就是这么想: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此一时,他与他的姐妹们才有了些痛痒相关的心情。他和大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不晓得门后面正发生着什么。南昌泄气地想,他的家人如此令他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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