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科学、艺术，甚至还有哲学。上大一时，读着微积分，看着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晚上在宿舍里和人讨论理论物理，同时还写小说。虽然哪样也谈不上精通，但我觉得研究这些问题很过瘾。我觉得每种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为每种事业而癫狂——这种想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无古人。古希腊的人就是这么想问题。假设《生活》读者都是这样的人；就可以省去我提供意义的苦难：在为科学或者艺术疯狂之余，翻开“晚生杂谈”，听听我这不着调的布鲁斯，也是满不错的——我知道作这种假设既不合道理，又不合国情。我的风衣口袋里正揣着两块四四方方很坚硬的意义，等到故事讲得差不多，就掏出来给你一下，打得你迷迷糊糊，觉得很过瘾——我保证。我的故事里，有一个穿风衣的姑娘站在门廓里——
  编辑先生不敢贸然打招呼，生伯闹误会了。虽然他也想到了，七月底的傍晚，除了有重大的原故，谁也不会穿风衣。他自己不但穿着风衣，还穿了一双高腰马靴，靴根上带着踢马刺；手上戴着黑皮手套——他当然也有重大的原故。据此认为他不怕热是不对的，他不仅伯热，而且汗手汗脚，手心和脚心，现在一共有四汪水。此时他暗自下定了决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今晚决不脱靴子。让人家闻见这股味儿不好——当然，他早忘了，这里没有“人家”，只有一条worm……他把手夹在腋下，但靴子是隐藏不住的。女孩看清以后，就钻了进来，脱下风衣挂在衣钩上。里面是黑皮短衣，不仅短，而且古怪。她不尴不尬地转过身来，打招呼道；你好。那男的想好了该说什么后，答道：你好，worm——说时迟，那时快，女孩扬起手来要给他个嘴巴。假如打着了的话，这故事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谁是S，谁是M都得倒过来——但她及时想明白了，把手收回来，摸摸鼻子说，你好，大老爷，奴家这厢有礼了——这几句倒是中规中式，不但合乎S／M的礼仪，也和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暗暗相通。可惜她马上就觉得不自在；翻口道：叫蛆太难听了！咱们改改吧，你可以叫我小耗子。可以理解，谁都不想做昆虫的幼虫，都想做哺乳动物，这个要求本不过分，但我们的编辑先生从小到大痛恨一切啮齿类，所以硬下心来说道：不行。我又没逼你，是你自己要做蛆的。那女孩想了想，叹口气说，是吗？那好吧。但是，叫你大老爷，是不是太肉麻些了？那男的马上想说：好，你就叫我比尔吧——但他立朗想到，叫比尔怎么成呢，气氛就没有了，专访怎么写？于是硬下心来答道：不行！怎么这么罗嗦呢？不要忘了，你是条蛆呀！与此同时，他在心里记下：下回埋头工作忏悔时别忘了说，我对人家女孩子发横。主啊，原谅我吧。我也是为了新闻事业——这个人的毛病是顾虑太多，一点都不干脆……
  我有些编辑朋友，他们说，你也不能老这么不酸不凉的。文章要让一般读者能看懂，还要有教育意义。具体到我讲这个故事，教育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太黑暗，让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去做无聊的专访，逼良为娼——好吧，我把砖头掏出来了。拍过了这一下，就可以接着讲故事了。说句实在话，我讨厌这个男主人公。他粘粘糊糊，满心的顾虑。至于我，过去是干脆的，现在也变得顾虑重重。一位报纸编辑告诉我说：兄弟，你是个写稿的人，不是载运死刑犯的囚车啊。别老写些让我们老总见了就毙的东西，拜托了……这是个合理的要求。对于我讲的故事，也该加些批判进去，让我自己也显得乖些。那美国编辑说，他是为了新闻事业。什么事业？男盗女娼的事业——唉。我自己也是个小说家。假如我真看不出来这个故事是别人编来逗笑的，还要一本正经的批判一番，那就象个傻×了。傻×就傻×吧，我现在已经很随和了。你可以叫我傻×，还甚至可以说我是worm，我都没意见，虽然我也想做个啮齿类。程序调不通，稿子又不肯好好写，我算个什么人呢。做人应该本分，像老舍先生生前说过的那样，多配合……只有一点我不明白。像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