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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水师在郑芝龙的援建之下，气象大变。当初靠沙船撑场面的船队，现在已经有了小福船五十余艘，哨船、东船三百艘，至于兼职渔船的苍山船更是不计其数。除了大福船那等不便在辽海行驶、入港的大船，山东水师已经有了各种福船船型，能够根据不同任务进行舰队配置。
  觉华岛作为辽海第一大岛，以前曾是明军的屯粮和舟师之地。宁远大捷的时候，奴儿哈赤派武纳格率领骑兵踏冰过海，杀了岛上守军七千余人，劫掠粮草、军械而归。袁崇焕当时在三十里开外的宁远城，却没能按照之前孙承宗的战略思路“互成犄角之势”进行支援。
  此岛对明军而言战略意义非凡，但对满洲人来说却是鸡肋，故而明军彻底撤出辽西之后，觉华岛也并无东虏驻守。
  朱慈烺的战略思路很清楚，从辽东师分兵一万人驻守觉华岛，进行土木修建，为日后重筑宁远城打下基础。因为觉华岛与大陆之间有海为堑，开春之后海冰融化，只要山东水师派几艘小福船巡防，清兵就上不了岛。
  然后便是重修宁远城。
  “清军后撤，必然不会有大军驻防诸重城，我军虽然还没实力光复锦州，但宁远这枚楔子是必须打进去的。”朱慈烺在总参作战会议上强调。
  不同于被清军拆毁的大凌河城，宁远城从未陷落，直到吴三桂奉旨入关勤王，方才撤出宁远。吴三桂走时又放了把火。将宁远城内屋舍焚为灰烬，所以就算清军出于谨慎留了一部分守兵，也绝不会太多。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险恶环境里，没有屋舍就代表着死亡。
  依照朱慈烺的战略思路。与其强攻山海关，不如跳过这道雄关，直接建立宁远防线。如此可以将满洲出关的军队截停在辽西走廊，从战略上来说仍旧是“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从战术上而言，取宁远是避敌锋芒击其惰归。让清军在山海关枕戈以待，而明军军已经从海路刺入其后背，无疑是一招令人惊艳的妙棋。
  “第二师再扩编一个营，总兵额控制在两万人。”朱慈烺道：“用以夺取宁远，并且进行驻守。”
  宁远城的资料已经难以寻得。但袁崇焕当年在宁远屯兵两万，吴三桂也曾在宁远驻兵，可见宁远城的承载能力肯定在两万以上。更何况袁崇焕守宁远时，城中尚有百姓，现在只有第二师的两万人，绝对不会装不下。
  “此役关键还是后勤保障，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修建起足够的营舍，如何保证每个士兵的保暖、饮食。总参一定和要总后进行沟通。”朱慈烺虽然没让总后勤部参与作战讨论，但也不是将之抛诸脑后。只是为了避免总后提出各种困难影响了军事决策，徒然浪费时间罢了。
  朱慈烺坚信。只要先确定了战略战术目标，其他的困难都可以解决。
  哪怕去抢也得把军资准备好。
  “殿下，第二师渡海时机非常重要。”尤世威道：“若是在二月海冰未化时渡海，恐怕会引起东虏警惕，更甚至攻打觉华岛。若是三月渡海，海冰消融，觉华岛固然无恙，但是二师登陆攻打宁远、以及其后辎重转运就有些麻烦了。”
  “总参有何建议？”
  “先攻占觉华岛，然后在大陆修筑港城水寨。徐图宁远。”尤世威道。
  “如此徐徐图谋固然稳妥。可国宝礼器岂不是都让东虏运走了？”朱慈烺反问道。
  尤世威不知道朱慈烺与吴甡私下的定辽之策，对于国宝礼器倒也不上心。在他看来。那些国宝能截就截住，截不住就等日后光复沈阳时再取回来。反正都是死物，难不成还能让东虏吃喽？
  武人想得现实。文人却更重现实背后的“意义”。
  朱慈烺以国宝礼器为重，在读书人眼里是十分合理的。破其国，毁其庙，迁其重器，这是华夏传统中的伐国之功。能够伐其他国家，固然是自己的荣耀，但反过来被人破国毁庙、搬走国宝，这就是莫大的耻辱了。若是有机会能让这个“耻辱”不至于太过“耻辱”，总是要试试的。
  他们都不知道，朱慈烺可不仅仅为了国宝，还有人口。
  每一旗都会带走自己掳掠来的丁口作为包衣阿哈，两白旗和他们掳掠的人口正好用于辽西的实边垦荒。
  当年孙承宗主持辽事四年，在辽西走廊修建大城九座，四十五堡，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粮食。
  取得这个成就的基础就在于人口。
  如今的辽民人口数量远不如孙承宗时代，辽西经过了吴三桂内迁、满洲人窃据，人口更是不足。朱慈烺正是要将两白旗掳掠的人口留在辽西，用以屯垦，为将来光复辽东打下基础。
  土地、城池可以徐图谋之，但是人口却是会走的。
  “那只有让特侦营先行渡海，查探虚实了。”尤世威沉声道。
  “还有，从吴三桂军中抽调一批熟悉宁远的辽兵，皆要青壮之人。”朱慈烺道：“独立编成一营，以我军军官统领。”
  吴三桂不可能拒绝这样合理的要求，想必也能看出这是要松动他基石的做法。只要有第一批人走了，其他辽兵都会心怀故土，军心松动。然而所谓阳谋，正是明知如此，也不能抵抗，否则将之团团围住的林涛、李过等部会很高兴地收下这份军功。
  崇祯十九年正月，相比之前的硝烟弥漫、厮杀动天，如今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已经算是格外平静了。
  清军忙着最后的癫狂，抓走青壮的男女，带走能见到的一切值钱物事，从铁锅到马车，鸡犬不留。
  因为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以至于许多平民百姓刚被掳走就成了苦力，把被查抄的文官家产一车车运往辽东。
  诚如张翰民陈一元亲眼所见，往往数百人的队伍里，真正的鞑子兵只有十几人，甚至只有几人，即便算上他们忠心耿耿的铁杆包衣，也不会高于十比一的比例。
  如果有人发难，就算是十个打一个，也能将这些鞑子制服。可惜人人都非常聪明，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宁死也不肯先出头，于是只能被人像牲口一样用鞭子赶往辽东。
  明军在有了新的部署之后，也趁此机会进行大规模的调动。
  首先是近卫一师第三营调驻天津，接替第二师防御。整个天保线防御任务就落在了第一师和骑兵营头上。第二师退回沧州，展开秘密登陆训练和航海适应训练，同时进行部队休整，调配军官。
  其次是组建步兵第四师，由原陕西总兵官林涛出任师长，赵良栋任副师长，承担陕西全境军事防卫任务。第四师虽然没有冠以“近卫”称号，但在配备上与三个近卫师并没有区别，人数上还略有超额，另外还有一个师属特别侦察营，负责对榆林卫外的蒙古部落进行侦查、破袭。
  再次便是将李闯原本留在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编练成步兵第五师，驻守在原宁夏卫。随着行政官员接手民政，宁夏卫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改为宁夏府。
  党守素部改编为步兵第六师，驻守兰州、天水。
  第五、六两个师看似是防备北面蒙古人的入侵，其实却是两把顶在吴三桂后背的匕首。
  吴三桂的部队没有接受整编，但经过兵部核点之后，定额三万。这三万人有大部分都缺少合格兵杖，只能“可惜地”转为工程兵。
  在被朱慈烺调走了三千人之后，吴三桂也知道朝廷终究是不会再用他了。因为西安城高，林涛兵盛，再加上后背那两柄有着血仇的“匕首”，他只能忍着肉痛，将儿子吴应熊送往济南行在，名义上是就读新成立的陆军小学，其实是和郑芝龙一个心思——交出人质，让朝廷放心。
  朱慈烺知道吴三桂起兵反清时完全不顾儿子的死活，也不在乎人质，只是出于树立榜样的思量，对吴三桂进行了口头嘉奖。
  至于四川方面，朱慈烺力所不能及，只是由朝廷封官之后让刘宗敏追入贵州，彻底剿灭张献忠的西军。四川民政则交给了东宫侍从室出身的张诗奇，由山东参政升任四川布政使。虽然名义上归顾君恩管辖，但按照东宫的规矩来说，却是将顾君恩架空了。
  在四川总兵杨展接手重庆防御之后，罗玉昆的山地一师终于可以减少四川方面的防御，转入对湖广的控制上。
  左梦庚在袁继咸的“引导”之下，为了稳住内部军心，向济南行在请求封赠和谥号。等他发现这样是自毁出师之名，失去了大义的支持，颇为懊悔，但已经是来不及了。袁继咸完成了这项工作，终于心满意得地将湖广交给史可法，自己去凤阳做总督了。
  崇祯十九年的二月，所有人都在忙碌，为下一步收复北京和攻战辽东做准备。锦衣卫都指挥使徐惇亲自进了北京城，最大限度发动金鳞会和返魂人这两个组织，说服他们跟随清军退往关外，以包衣阿哈的身份在关外建立情报网。
  虽然难度极大，但徐惇对这些人的影响力同样极大，足足一百四十四颗种子混杂在哭声震天的难民队伍里前往万全陌生的世界。
  徐惇给朱慈烺送去了一条百单八颗的挂珠，以及三十六颗的手串，每一颗珠子里就是一颗种子萌发的口令和密语，预防自己身遭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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