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发现，除了老舍先生（他能说是艺术地处理了北京方言）之外，喜欢用京腔写东西的文人，大多并不是北京出身。
  他们的写作，未必是独独地情钟北京，大概还是下意识地做着一个“安全的低姿态”。其间微妙，不易说清。有一点是可能推测的：这块地方的京腔，给了他们某种做人哲理的共鸣。
  我不同。我生在北京，却不喜欢京腔。我常说我只是寄居北京。我常常不无偏激地告诫自己：京腔不同于任何幽默，若使用北京方言而缺乏控制的话，会使文章失了品味。由于这偏颇的观点，我有意节制北京话的使用，更不让京油子的俚语流词，进入自己的作品。
  这不仅是语言问题。语言就像人一样，反映着不同的气质。而思想和立场的选择，说到底，其实决定于气质。
  而且也不是一个传统或文化的问题。我在北京贫贱的街区长大，我根据自己的童年认为——艺能化了的京腔，并不能代表北京底层的精神。
  家屋都国，都有样相，所以中国文化里最深奥的，是风水堪舆之学。若是相个面，如今北京的相貌是大而空，目无神。一半官僚般地摆大架子，一半兵营般保甲森严。人习惯怀旧，总觉得以前的北京不是这样，要好得多，只是，那个北京已经被消灭了。
  从山野回到北京，下车伊始，泛滥喧嚣的市井味儿就轻狂地拥来了，无端的不快立即涌涨，充斥得一腔子满满。久了，留意到自己总是那么古怪地不自在，人多少就不禁想：究竟自已是怎么了。
  是如达者诠释的“小人常戚戚”呢，还是得了一种什么罕见的心理病？自我批评着，心里却抗议地喊：不，我不过是要像人一样地生活！
  像“人”？——今天，这真是个不同的、混账的问题。
  遥远的孩提时代，遥远的喜爱北京的时代——大雪飘飞的北京，平民邻里的北京，贫穷勤劳的北京，无论如何真实地存在过。我生长于斯，我作证。我记得那个北京的神情，那神情依依在目。
  二
  都市的神情各有不同。
  比如东京。特别是这一座城，不易描画。画它，就犹如画女人的风韵，是件很容易弄得不伦不类的难事。难道某种文明发育得过分丰满，所以就富于暖昧么？不知道。只是，发达本身会带来遮蔽，十有八九的东京写手都完结于浅薄。见是洋洋洒洒，毕竟终是误解。那些深知三味的人，一般是不敢动笔的，因为他们觉得，东京活脱是个文化陷阱。
  在这座巨大陷阱里漫游，我也常把浮层初识，当做了解释结论去接受。吃的亏多了，就总结了一点经验之谈：教训常在似是而非处。自己不敢浪言，渐渐地缩手缩脚，自戒闯入。
  若是在做了这么些说明之后，再想说一句的话，我觉得，东京的缄口，给了我相对稳定的印象。这一点，或是它与其他都市的区别。
  不张扬，不北京式地吹牛，在一派汪洋大海般的摩天楼和霓虹灯的包围中，东京低垂着眼皮。不知为什么它有一点羞耻。它局促、紧张、尽量不露声色，暗暗加劲，好像只打算忙碌掉这短暂浮生。
  就连它的色情文学，也古怪地分配笔墨。其描写，常在意淫的好读之士意料之外，在那儿莫名地徘徊。而且结尾时冷丁地，突然是凄烈的殉死。这一路数的小说作法，与中国文人的思路，完全不同。
  它有美女深潭般的文化，它又有嗜血侵略的经历。它的政治的、近代的丑，无情地否定着古代的、气质的美。它无法解脱这自身的矛盾。它总是在行使着“秘默权”，把头垂得低些，更低些。
  城市与市民之间，有性格的联系。东京就似乎如此。暴富，犯罪，所谓河东河西，沧桑不已。它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包括语言，我发现一旦向日本人问及他们那又多义又暖昧的语词，最后就落得个双双精疲力尽。
  年复一年，它变成了一个：发达的谜语。
  三
  唉，说不清东京，还是说伊犁。
  当然，我同样不是伊犁的合格代言人。我写，是因为该写的人不写，我虽写不好，但我清楚——我是伊犁的同伙。
  本质都在——前90年代的旧伊犁。是尚存在着诸如汉人街等小巷集市、还没有恶意地大改建前的伊犁。那时，风情闻名的集市，尚未按照官僚的意欲，被集中到营房般的大棚里。城市还有黄昏和夜晚，日暮时分是一天重要的时间。男孩从小都玩吉他，以便以后“当了小伙子”，能潇洒地当街弹奏。成排的女友穿着一式一色的连衣裙，优雅地齐步从林荫道上走过，她们是伊犁著名的景象：高傲的美丽眼睛对着前方，对完全仰慕的视线不理不睬。
  站在马良骏的陕西大寺后墙，一眼望去，那时的汉人街口，就像——有三个写法：一场走马灯般不休幕的民族团结表演，一个《卡门》写过的直布罗陀的市街，或者如那伙专事偷盗的探险家所说，一个地道的人种博物馆。
  那时常有山上下来的哈萨克牧民，鹰眼睨视，三五并辔，蹄铁叮当地驱马走过市街。东干，也就是回民，总是在酿皮子、凉面条子的摊子上忙碌，神情和谁都不一样。那时，清真寺前常有醉鬼躺着。在宗教史上，固执的教条主义从来都是被固执的歧视压迫催生的；既然和谐平等的空气在弥漫，那么，连教规也在自然地朝着宽松发展。
  咦，又是一个卖私酒的小贩。他慢慢地靠近一群晒太阳的维族汉子。不久，我看见一个大汉拧下自行车的大铃铛盖子（最老式的那种），小贩也轻轻从人造革包包里抽出一个酒瓶。著名的，使传奇更加有趣的伊犁街头靠一个自行车铃铛盖子进行的传杯聚饮，开始了。
  那时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如今，就风景而言，何止贩子和饮者，连陶然微醺的汉人街口风景区，都被整肃了。伊犁城里三教十族彼此微笑、握手、围成堆喝喝酒的，那随意和平的空气，都散去了。
  那时的伊犁混合着伊斯兰、俄罗斯，还有突厥诸族的各色情调。它有些俏皮，但更高雅，很难形容。它不仅拥有果子沟森林或者赛里木湖畔草原的美景；不仅有连衣裙、伊犁马、红辣子、无烟煤和果园，而且各族和平、相安无事、共享着多少有些甜味的斑驳生活。
  很久我都认为，天下城市，惟有伊犁美难超越。惟有伊犁具备了“美”的各种条件。现在我悟出来：原来，那不一定是什么美。其实我看见的不一定是美，而只是看见了伊犁最放松、最和平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