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我这个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家梦的山里伢，爬出来的格子纸若铺展开来，恐怕足以复盖好几亩山坡地。为了能在报刊上占有哪怕是象豆腐块般大小的版面，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到离我们村二十多里的乡邮所，将一篇又一篇、一摞又一摞的稿子投进绿色邮筒那半张的嘴巴，所花费的邮资足够买十几头猪秧子；为翻山越岭而磨穿鞋底的破布鞋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每次将稿件投进邮筒的同时，也将幻想和希望寄给了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将不安和期待又带回到我那间低矮、潮湿的土屋。可是，得到的回报却总是失望和沮丧，还有邻里乡亲们的白眼和嘲笑。就是爱我、痛我、怜我的父母双亲，也挖苦我，说我是前世造了孽，打泼了别人家的油罐子，今世专门熬爹娘的灯盏以还前世的孽债。算命的瞎子还根据我的命造，推算出我屁股而惹脑了魁星爷，所以今世被魁星爷罚来抄书写字以赦前世对他的亵渎之罪。总之，不管是爹娘，还是亲朋好友，都认定我是“钉死了的秤星，挪不了位”，今生今世只能当田圳里的蛤蟆，无论如何都跳不出“农门”。然而，谁又能料想得到，就在我也认为自己不是当作家的料而决定“投笔从农”的时候，运气却来了。一天中午，正当我心烦意乱地将一首自认为狗屁不如的诗揉成纸坨子丢出窗外时，不想正好打在一位下乡采访的县报编辑老师的身上。就在我准备向他道歉的时候，不想他捡起纸坨展开一看，只见他那原本平整润泽的脸上，竟忽然变成了一朵盛开的金丝菊，对我问道：“小伙子，字写得不错呀！这首诗是从哪里抄来的？”
  我回答道：“是我自己胡诌的。”
  “什么，是你自己写的？”他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然后用两眼对我进行扫描，大概是出于对象我这样的山里伢竟能写出这样的诗表示怀疑吧，又重复问道，“真的是你写的？”
  我对他的态度很不满，用一种生硬的口气回答道：“你是不是以为凡是山里的年轻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他说：“不不，我的意思是，如果这诗真的是你写的，那就是有一只金凤凰将会从这个山旮旯飞出！”
  听了他的这句话，我感到很受用，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县报的文艺版编辑，以后我会常来拜访的！”说罢，他用笔记下了我的名字和通信地址，带上我的那首被我当成废物的诗，便继续赶路。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我想，如果他是出于对我的那首歪诗真心的欣赏，为什么却不愿进屋稍坐片刻？看来，他只不过是借故作一次行程中的短暂停歇，以消除旅途的劳顿而已。他之所以要将那首诗带回去，或许只是想将其当作笑料，以供编辑部的先生和女士们在困乏时解颐开颜，从而编辑他们的“编辑部里的故事”。所以，我对这次与这位大编辑的邂逅并未寄予任何希望。然而，真是世事难料，几天之后，仍然是那条通向外界的弯弯曲曲的山道上，仍然是那位背着沉甸甸的绿色邮包、经过我家门前从来都是一晃而过的乡邮员，竟然变成了就象古时候给中举的秀才家人送喜帖子的官差似的，一边奔跑，一边大喊大叫：“我们乡出作家了——余化龙当上作家了！”
  他在因他的叫喊而被惊动的乡邻们的簇拥下，来到我家，将几张报纸和十元人民币的稿费单毕恭毕敬地交给我，说道：“恭喜，恭喜，当作家了！以后可以靠稿费生活了！”
  我接过报纸打开一看，果然发现我的那首题名为《山风》的歪诗被变成了铅字，赫然出现在第四版上——
  山风
  余化龙
  一座又一座大山
  在始皇神鞭的驱逐下
  拥挤在这远离世外的穷乡僻壤
  就象
  父辈不屈的脊梁
  将苍天与大地撑开
  凭着一股作田佬的倔犟
  大山奉献给山民的是——
  宁折不屈的意志
  取之不尽的宝藏
  山民返馈给大山的是——
  对贫瘠和荒凉的抗争
  对温饱和富裕的渴望
  对大山的敬畏和憎恶
  对山外那片天地的向往
  于是
  大山哭泣了——
  汩汩泪泉呜咽流淌
  于是
  便有了山风——
  大山急促的呼吸和呻吟
  大山自怨自艾的诉讲
  大山对挚爱他的山民的忏悔
  大山开启心扉的轰然的声响……
  我虽然没有象范进在接到中举的喜报时那样狂喜致癫，但喜悦之情确实难以用言语
  加以形容，只觉得鼻子发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近几年农民的沉重负担是有切身体会的，经过调查研究，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对这个问题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刻认识。我认为，名目繁多的苛捐和摊派正是使刚刚得到温饱的农民重新“返贫”的最主要原因。如果长此下去，前景将不堪设想！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就十分自然地对我们的地委书记一上任就抓住这个关键问题不放的胆略和魄力油然而生敬意。可以设想，若无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是不可能如此敏锐地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并决心加以解决。我是搞形象思维的，虽然没有见过谢书记本人，但可以想象得出，象他这种有水平的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年龄肯定在五十上下，至少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还猜测，既然他是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领导，那么就肯定是一个刚直不阿的黑包公式的人物。他虽然脑门上并不会有象黑老包那样的月牙形的胎记，但是，由于长年累月同工人和农民泡在一起，皮肤一定很粗糙，在他的那黧黑色的脸肌上，肯定会被一种严肃、冷峻的神色所笼罩，从而让人望而生畏，畏而起敬。然而，我的这种自作聪明的猜测和臆度很快便被事实所粉碎。当我听人说，谢书记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时，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我问见过谢书记本人的县长：“谢书记真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反问道：“你知道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什么时候吗？”
  我回答道：“1959年至1961年。”
  他笑道：“谢书记之所以被他的父亲起了这么个古怪的名字，就是因为他是在困难时期出生的。”
  我不得不信了，并因此对谢书记产生一种好奇心。是呀，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没有高学历和特殊的才能，是绝对做不到的。可是县长又否定了我的猜测。他对我说道：“现在确实是非常重学历，但并非所有的当官者都是高学历的人，我们的谢书记的学历就不高。名义上说是大专生，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高中肄业生。”
  他的话更加让我吃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如此年轻，又无大学本科文凭，能当上一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地区的书记和专员，这在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就算机遇对他格外垂青，如果没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贡献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想，使我对他更增添几分敬意。出于职业习惯，我自然急于想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或许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地区三级干部会终于在我的焦急等待中如期开幕了。
  本来，根据会义通知，这次大会是在临江宾馆召开，全体与会人员吃住都在宾馆，主会场就设在宾馆的大会义厅。不知何故，当我们到达地区时，却被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带到地委招待所，说是三级干部会改在地委礼堂召开，全体代表吃住都在招待所。地委礼堂始建于五十年代中期，后虽然经过几次维修，但均属“涂脂抹粉”，基本框架和设施都原封未动，音响效果和明亮度都很差。从八十年代开始，当时的地委和行署领导班子就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建一座“五十年不落后”的新式会议大厅，并请省建筑设计院绘出蓝图。可是，蓝图虽然出来了，可是因囊中羞涩，却迟迟不能动工，蓝图也便成为领导班子心目中的空中楼阁、墙上的烧饼。以后各届领导班子也都曾跃跃欲试，也都因同样的原因而“望楼兴叹”。多少年来，除了各个剧团不时在此登台亮相外，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议都与它无缘。令人不解的是，原本定在临江宾馆召开的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为何竟改在这个老掉牙的大礼堂召开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事情是，大会秘书处还规定，各个代表团的全体与会人员，一律都在地区招待所住宿，不得住进宾馆，同时还规定，与会代表都一律同地委大院里的干部和职工一道在大食堂吃份饭，凡违犯以上规定者，将严肃处理。这一切，都是与近十几年来地区大型会议的开法大相径庭的。地委的这种反常的做法立即引起了与会的代表们的猜测和怀疑。一些有头脑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经过缜密的分析和判断，意识到这是地委和行署领导在变着法儿搞“现身说法”，从而好向各个县摊派修建地区会议大厅的资金，以使他们梦寐以求的五十年也不落后的豪华、气派的会议大厦得以梦想成真。为此，有好几个县的头头们一来，便进行了紧急搓商，思量对策。我们柯山县虽然也属“老、少、边、穷”的贫困县，但由于近几年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特别的办了一座次大型的卷烟厂，财税收入相对其他县来说又要富裕得多，如果地委和行署要搞摊派，柯山县当然会成为最大的冤大头。为了抵制可能会出现的摊派，县委书记和县长经过商量，决定来个先发制人，反以各种能扯得上的理由为理由，装穷叫苦，要求行署进行财政补贴。因为他们对我为县里写的在三级干部大会上的发言稿的评价相当高，所以就将这个申请报告的任务交给我。县委书记和县长找到我，说：“我们的大作家，你要拿出你的真正水平，将这个任务完成好，这可是为民请命呀！你是搞形象思维的，在这个报告中，也可以加上形象思维，要使用哀兵政策，将我们柯山县财政的困难、老百姓在贫困线挣扎的情况写得哀惋动人。”
  我听了他们的话，觉得他们的这种担心和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我对他们说：“这次三级干部会的主题就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地委和行署领导怎么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县委书记说：“你呀，书生气十足！你对如今的为官之道可谓是一窍不通。如今当官的，特别是新上台的，为了向上爬，谁不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哪个又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几件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情？特别是大型工程。这种工程就是时下被为官者称之为‘形象工程’的工程……”
  我笑问道：“难道你也是如此？”
  他也笑了，毫无隐晦地说道：“以前我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因年龄原因，已不存向上爬的念头，所以也就没有这种想法了。”
  县长插话道：“谢书记才三十出头，他的路还长着呢！你想，他一上任就能将多少届领导班子想干而干不成的事干成了，这种‘形象工程’的价值可就大了，不但老百姓看在眼里，就是上级领导也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实际是一种既是无形也是有形的上天的‘天梯’呀！还有，他一到任就大张旗鼓地抓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虽然抓到点子上了，但是凭他、凭我们一个临江地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其出发点又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捞政治资本！”
  县委书记又说：“话又说回来，农民的负担确实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他若能把这个问题抓好了，就算他目的不纯，我们也会衷心拥护。但是，他若想靠摊派修建地区会议大厦，就是丢掉脑袋上的乌纱帽，我们也要反对到底。别的县市态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也不想管，但是要想从我们柯山县拿出一分钱，也是办不到的。为了把这件事做得光淌一些，所以才请你这位大手笔。”
  我们父母官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动，使我热血沸腾。一种为地方百姓争生存的正义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油然而生。我发誓，一定要将这份“为民请命”的申请财政补贴的报告写好。为此，我关了自己的“紧闭”，因为这个报告必须于大会开幕之前送到领导同志的手里。
  经过大半天和一夜的奋战，这份报告终于在第二天早饭前由县委书记转交给主管财政的地委副书记王树人同志。为此，我如释重负，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如同完成了抢占“101高地”的战斗部署似的，一种稳操胜券的兴奋感使他们笑容常驻，就连走路的姿势也让人感到威风凛凛，大有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出征前的那种仰视一切的气势。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规模的三级干部会，尽管一夜未曾合眼，但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挂职体验生活的作家身份，所以顾不上补充睡眠，仍坚持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我随队走进地委礼堂。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我看到这个礼堂的一副风烛残年的尊容，确实大吃一惊。难怪临江地区历届领导都有将其拆毁重建的想法！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及中小城镇的极为常见的典型的礼堂建筑，使用的是木质结构，由于厅堂跨度大，几乎所有的跨梁都是由几根粗大的长木拼接而成，为了支持横梁，又从地面矗立起十几根圆木立柱，在立柱和横梁之间，又有无数支架相互支撑。因此，整个楼顶，木架如织，宛如一个乡镇级的地下矿井邃道的支撑架似的，密密麻麻，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当你一走进来，就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全提心吊胆。在舞台的前上方，有一个用木板搭架的灯光操作台，此刻，两名电工正在台上操作，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只要抬头望一望，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蜀道上的栈道、金沙江上的铁索桥以及杂技团里的高空叠椅的惊险节目，从而使你心脏紧缩冷汗迭出。整个礼堂的四周，除舞台后的出口外，另有五扇大门和四个气窗，由于通风设备及采光条件极差，一进到埸内，便可闻到一股霉湿的气味，令人感到窒息。看到这个所谓的地委大礼堂，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象临江这样一个拥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地区，至今仍在使用这样的礼堂，恐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因此，历届领导想将其拆掉重建，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样一想，我便对自己为柯山县委起草那份装穷叫苦的申请报告感到疚愧和汗颜。
  我刚落座，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后面走了过来，几乎同时在我的左右肩膀上各拍了一掌，县长说：“报告写得不错，不愧是大手笔！”
  书记说：“够‘右派’水平！”
  我只有苦笑。
  地委和行署领导进入了会埸，走上了主席台，在各自的座位上落坐。我朝台上望去，见台上只有一个人是三十来岁的样子，且又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上，因此可以断定，他就是新上任的地委书记工员兼行署专员的谢困难同志。他人高马大，身高估计在一米九零左右，应属当今女性最理想的择偶标准身高。他生就一对砍刀眉，两眼清明有神。他肌肉发达，给人一种孔武有力的感觉。他的两耳大而长，并紧贴鬓后。根据星相学原理，此乃大富大贵之相。我有点怀疑，将谢困难委以重任的组织部门的领导是不是一位精通相面术的相面大师！
  会议开始之前，地委副书记王树人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会场扫视了几眼，然后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到讲台前，将公文包放到讲坛之后，便用手拍了拍麦克风，随即说道：“大家静一静！我想趁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之前讲几句题外话……”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从中拿来出一摞稿纸，将其高高举起，接着说道，“这是几个县市的‘县太爷’们在今天一大清早送给大会的见面礼……”
  他的话音未落，台下便爆发出一片笑声。
  王书记接着说道：“我这话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但是大家还是笑了，这说明，不少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不用我点明，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次会议尚未开始，下面便传得天昏地暗，说什么地委和行署为了重建地委会议大厦，准备向各县（市）搞摊派筹款。就是根据这种猜测，竟然有不少县（市）的县太爷们就来一个先发制人，给我们送来了这些‘礼物’……”他说着，再次将手中的稿纸扬了扬，继续说道，“我算服了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简直都成精了！‘你上面不是想搞摊派吗？我便来个先向你要求困难补助，看你还怎么好意思向我们开口’！有个县，本来是我们地区财政状况最好的县，他们竟然也打了要求困难补助的申请报告。他们的报告也不知是哪位大手笔写的，要是不知内情的人看了，肯定会痛哭流涕，好惨啊，工人和干部发不出工资，教职工甚至为了赚取生活费，不得不停课到外地捡破烂。你们说惨不惨？这位秀才太爱自作聪明，想把我们当苕来盘，他也不想一想，我们难道真的就这么苕，轻易相信你写的这一套？当然，写这份报告的秀才是按照他的领导的旨意行事的，没有县太爷们的授意，他能这么写？我真猜不透，为什么如今我们的‘县太爷’们搞‘下有对策’都这么精？”
  他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偷偷地看了看我们柯山县的两位县太爷，只见他们一脸尴尬之色，不敢抬头正眼看人。
  王书记继续说道：“我问过一位‘县太爷’，说地委和行署要就修建地委会议大厦而向下面摊派的消息是从哪里听到的？他说是从‘路透社’得到的。好家伙，原来是从‘路透社’那里得到的消息！我看呀，什么‘路透社’不‘路透社’，其实就是从路上捡到一张信皮，便被那些轻信谣言者当成绝密情报！今天，我也来向大家透露一点消息，不过，我这个消息不是从‘路透社’得来的，而是临江地区‘王树人广播电台’发布的，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他的话引起了一片讪笑声。我朝我们柯山县的两位头头望了一眼，他们虽然也在笑，却笑得极不自然。王书记接着说道，“是的，上届地委和行署的领导班子是搞了一个决议，想将多少年来就想修建一座现代化的、五十年也不落后的地委会议大厦尽快上马，可是由于资金原因，未能梦想成真。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是不准备上这个项目的，不是不想上，而是没有能力上，因为我们要将十分有限的资金用在振兴地区经济的刀刃上……”
  掌声如同惊涛骇浪般在礼堂涌起，经久不息。
  王书记将双手往下一压，掌声才慢慢停了下来。他接着说道：“现在不上，不等于以后也不上；我们这一届不上，不等于以后各届班子都不上。不过，谢书记叫我跟大家打个招呼，不管哪届班子要上这个项目，也不管什么时候要上这个项目，但是，任何人都不许以此为由向下摊派筹款。如果有人要搞摊派，你们或通过你们向以后的继任者打招呼，一定要进行坚决抵制和反对……”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据说，引起你们误会的原因是这次会议没有按原通知在临江宾馆的会议大厅召开，而是改在这个礼堂召开。这就使你们这些畏摊如虎的‘县太爷’们怀疑我们是在搞现身说法，是别有用心……”他说到此处，因会场笑声骤起，只好煞住话音。等到笑声平息后，他继续说道，“要说别有用心，我们确实是别有用心。这个用心就是为了省钱。这个主意是谢书记提出的。为了省钱，他亲自到临江宾馆和这个大礼堂进行实地考察，才作出决定的。谢书记说，‘地委礼堂虽然陈旧，但绝对不会在最近坍塌，不会对代表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如果把会改在这里召开，将大家的住宿改在地委招待所，让大家跟地委大院的职工一道吃份饭，每人每天至少就可以省出捌拾元钱……”王书记说到此处，看了看手表，停止了发言，走到谢书记的身前，低声耳语了几句，又返回讲坛，对着麦克风大声宣布道，“现在开始开会了。请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谢困难同志讲话！”
  掌声四起。
  人们将目光投向主席台，只见披着一件咖啡色短大衣的谢困难，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将双肩一抖，那件短大衣便顺着两肩滑落到椅子上。去掉了大衣，也去掉了臃肿，使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实实在在地显露在众人视线之中。一看到他那铁塔般的身躯，台下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啊呀”的惊叹声。他一边用粗大的手掌抚了抚青光闪亮的脑袋，憨厚地同旁边的领导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走向讲坛。尽管他坐到了椅子上，但由于身材高大，原来固定的麦克风话筒虽然经工作人员一升再升，仍然与其嘴唇相矩甚远，他只好尽量低下身子，让嘴唇接近话筒。也许是感到过于别扭，干脆站起身来，既象对自己又象对台下听众说道：“俺的声音大得很，用不着这玩艺儿。俺今天就讲几句……”
  典型的山西棒子腔。
  “有人说，俺谢困难是走桃花运，所以官升得这么快……”
  听了他的开埸白，台下爆发出一片哄笑声，有人甚至笑得前俯后仰，在笑声中还一部分杂着窃窃私语。我听到有人说：“绣花枕头一个！”
  听到这种议论，我也有同感。官升得快，只能说是“官运亨通”，而他却将其说成是“走桃花运”，岂不让人笑话？既然连桃花运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又何必装腔作势地附雍风雅？他这么做，不但不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相反却让人将他肚子里有几挫屎看得清清楚楚。我本来对他充满了好奇和敬仰之情，听了他的这句洋绊话后，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丑陋起来。看来，他之所以爬得这样快，完全是靠“走路子”或者是依靠裙带关系得到的。
  “咋啦？你们都笑啥？俺讲得不对吗？”谢书记见台下笑声不断，颇觉奇怪，回头向王书记投去疑问的眼神。王书记忙走上前来，对着谢书记的耳朵嘀咕了一阵。谢书记这才醒悟过来，对台下大声说道，“原来你们是笑俺的‘桃花运’说得不对呀！其实，俺并没有错。俺就是走‘桃花运’嘛……”
  是他执迷不悟还是他所说的“走桃花运”确实有说法？
  王书记对着麦克风的话筒说道：“你们笑什么？谢书记并没有说错，他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从一个副乡长当上县长、县委书记，现在又当上了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是与他的爱情经历不无关系……好了，别吵了，听谢书记讲话！”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寂静异常。在这种寂静中，既有急于想知道谢书记是如何由“桃花运”而火箭般升迁的内幕，也有一种对自己的自作聪明而误解谢书记用词不当的疚愧。我在等待谢书记的答案以及对自己的自作聪明的疚愧的同时，职业的敏感又使我生出诸多的联想。从王书记的为谢书记的辩白中，我仿佛看到在谢书记的火箭式的升迁的背后有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女主角在为谢书记出谋划策。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谢书记开始讲话了：“你们咋又不笑了？俺知道，你们中有不少人是‘官油子’，平时干工作疲疲塌塌，可是打听起领导的荤故事却浑身是劲。你们不吭声，俺就知道你们是想听俺讲自己是如何走‘桃花运’的。可是，俺不能讲。不是俺怕丑不敢讲，而是不宜在这个大会上讲。如果有人想听，俺愿意抽个休息时间向你们全部都抖出来。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俺们都是当官的，以前，俺曾听人说过，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当官。俺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现在细想起来，就感到这话是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你若是想当一个贪官、昏官、糊涂官和只知陪客吃饭喝酒的官，确实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说它不对，是因为你若想当一个清官、明白官和为老百姓做实事的官，又是天下最难的事。还有人说，世上最便宜的事就是当官。当然，这话也是既对又不对，如果你只想捞便宜，而当官就正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捞便宜的条件，你当这种官，当然是最便宜的事情。但是，这种只顾捞便宜的官，老百姓是不欢迎的。老百姓说得好：‘当官只捞钱，上街狗也嫌’！这样的爱占便宜的官，必然是贪官、赃官。而想当一个受老百姓欢迎的官，就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前不久，俺看了一本关于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传记，冯将军的一句话对俺的震动很大，这句话就是‘当官即不许发财’。假如俺们每个当官的都能将冯将军的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那么就会断掉当官就是为了贪便宜的念头，他就会成为一个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他讲了半天的为官之道，大概是见会场开小会的现象太严重的原因吧，忽然停住话音，用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盯着台下，过了很久，台下的‘开小会’的官员们大概是没有听到谢书记的声之故吧，不由自主地中止了各自的‘小会’，将目光聚集到谢书记的身上。谢书记这才大声吼叫起来，“你们的小会开得够热闹的的了！看来，你们是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那好，俺给你们面子，就请你们到主席台上来，好使你们的重要的事情得到解决。谁要上台的，请站起来！……怎么，没有人愿意上来？那就老老实实地听俺讲！俺告诉你们，俺谢困难是最不愿意开会的，更反对那种热热闹闹却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会议。但是，今天这个三级干部会是非开不可的，因为农民负担过重的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动真格的，俺刚才讲的那些话，就是要大家端正当官的态度，只有端正了当官的态度才能正确对待农民，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农民说话办事。你们之所以热衷‘开小会’，就是想将我们这次会议变成你们以往常开的那种只讲形式、不讲效果的会议。俺知道，在你们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口头禅：‘口里没有味，赶快开个会’。正由于这次会议不是你们所期望的那种可以解决你们味口的会议，所以你们对我们改变会议地址，住在地委招待所、吃在大食堂有意见，并且怪话连篇。刚才王书记已经讲了，俺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省钱。你们想一想，俺们这次会议计划开七天，参加会议的将近五百五十人，如果一人一天能省下八十元，就四万四千元。不要小看了这四万四千元，加起来就是三十万元。假如用它来建学校，就可以建一座象模象样的学校，俺们怎么忍心将一所象模象样的学校吃掉、喝掉？有人可能会说，反正这笔钱是国家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不花白不花。这是什么话？屁话！混账话！国家的钱怎么啦？国家的钱从哪里？还不是工人和农民的血汗钱。既然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就不能只当口号提，而要见之于行动，俺们这就是见之于行动。还有人说，好不容易开个会，吃没吃好，睡没睡好，太亏了。这也是屁话！饭有干稀，菜有荤素，你怎么就吃不好？有床有被子，可伸可躺，你怎么就睡不好？你亏啥？你要是想想工人和农民，他们从早到晚，黄汗变黑汗，有的工厂连工资都发不出，有不少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你为什么不为他们叫叫屈？老百姓中有这么一句俗话：‘当官图享福，百姓养头猪’。我看，当官的若只图享福，就连猪都不如，猪养肥了养壮了，可以杀了吃肉，要是当官的肥了，只会坑害百姓。如果真的有人觉得当官太亏了，你们不会打申请报告吗？可以打报告要求不当官嘛。只要你们的报告一交上来，俺保证马上就给你批了。如果你们不愿打报告，想继续戴头上的乌纱帽，就得当一个不怕吃亏的清官，就得老老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我听了谢书记的话，确实感到痛快淋漓，很受鼓舞。我觉得，他的话虽然尖刻了一些，却句句在理。但是，这次前来出席会议的，至少也是乡镇级的干部，大多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特别是有不少的“县太爷”们，都是四五十岁的“老革命”，从来都是训斥他人的人，何曾象今天这样，受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的这般教训。所以，谢书记的话尚未结束，会场上便出现骚动，不少人开始交头接耳地嘀咕起来。我们柯山县的两位一把手低声叫骂道：“他妈的，果然是一个‘夹生苕’！”
  王书记是上届领导班子的老人，对于各个县（市）以及地直机关的干部情况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当他看到会场出现骚动情况，自然知道是大家对谢书记的讲话表示不满。于是，他走到讲坛前，对谢书记说：“是不是让我来讲几句了？”
  谢书记立即站到王书记的身后，王书记便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道：“大家安静一点！适才谢书记的讲话虽然个别地方语气是重了一点，但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当前我们干部队伍普遍存在的问题讲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应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他讲的是我们当官的应有的为官之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按照谢书记讲的端正态度，为官执政，我们的执政水平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每个人也就会成为受老百姓拥戴的好官、清官。好了，大家都安静下来，听谢书记正式作报告！”
  掌声，时断时续的掌声、有气无力的掌声。
  谢书记从文件包中取出打印好的讲话稿，举起扬了扬，说道：“报告都发下去了，你们都认识字，没有必要让俺给你们当播音员。你们自己下去好好看一看，让俺省一点口水吧！好了，现在散会！”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为他准备好了的发言稿，他竟然连念都懒得念。就在大家都为此感到惊愕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好”。不想我们的县委书记却扫了我一眼，低声说道：“好个屁！你知不知道，为了他的这个报告，大会秘书处的秀才们不知该花了多少心血，可是他到好，连照本宣科念一遍都不干，这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县长插话道：“他之所以不敢念，是因为肚子里的墨水太少，怕有的字不认得卡壳出而洋相。这种小把戏，只能骗那些不知道他的底细的人。”
  听了两位“县太爷”的话，我暗自吃了一惊，难道我们的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竟然会是他们所说的这种人？
  王书记忙握住话筒，大声说道：“谢书记虽然没有作报告，是因为报告的内容都写在讲话稿里了。这个报告很重要，是经过地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的，大家回到各自的住地后，一定要组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
  王书记将会议日程进行安排后，正准备宣布散会时，谢书记突然心血来潮，对着正准备离去的代表们大声说道：“大家再稍微等待一下，听俺再噜嗦几句……”站起来的代表只得又坐了下来。谢书记接着说道，“俺听说有人对这次会议是否真的能解决农民减负这个问题信心不是很大，认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这个问题涉及到上上下下和方方面面，不是仅凭临江一个地区能够解决的。还有少数人说，提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只不过是俺谢困难上台后抡的‘三板斧’，就象程咬金一样，三板斧抡过之后便没辙了。俺要告诉大家，俺谢困难是个喜欢较真的人，要么就不动，要动就要动真格的，就要见成效……”他说着，忽然拍了拍自己的光头，接着说道，“俺之所以剃光了自己的脑袋，不是为了好戴乌纱帽，而是要表示自己的决心，不解决好这个民怨沸腾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俺就出家当和尚！”
  在一片笑声过后，便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无疑，这是对他的决心的赞许和支持。我也笑，也鼓掌。他的直爽、他的憨厚、他的决心、他的一些出乎常人意料的话语和行为，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身上很明显地缺少一种与其身份和地位不相称的东西，比如，“稳重老成”、“宽厚平和”乃至让人莫测高深的“城府”、让人难以捉摸的谜语般的“领导语言”等等。换句话说，就是缺少常人所说的“政治艺术”和玩弄权力的“手腕”。不过，我却觉得，正是他的这种“具有”和这种“缺少”，才使他具有了他这种级别的领导干部应有而没有的最为闪光的品格和气质。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象他一样“具有”和“缺少”，那么我们的干部队伍大概就不会是当前的这种状况了。我甚至猜测，谢书记之所以能在这种年龄就走上地委书记这样的领导岗位的原因大概就源于他的这种“具有”和“缺少”吧！
  午间休息时，各县（市）的“芝麻官”们以及那些比“芝麻官”还小的“芥菜籽”官们或相互拜访，或邀人凑对攻克“方城”，或到地委、行署“烧香拜佛”，或走亲访友。我因初来乍到，既无亲亦无友，也因不善玩，故不能入流。最主要的还是因我是第一次到临江，很想到市面上去走一走，以熟悉一下临江的地理环境，了解一下当地的民风民俗，所以，吃过午饭后，便独自一人走出地委大院，穿过大街，登上沿江大堤，浏览江上风景。就在此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向我走了过来，朝我打量了一番，问道：“同志，你是不是姓余？”
  我点头。
  他露出欣喜之色，接着说道：“那你一定就是余化龙同志了！”
  我感到十分意外，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我适才到三级干部会议柯山代表团驻地找你，他们说你一个人到街上散步了，所以就跟了过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说：“我是你的忠实读者。听说你也来参加会议，所以不揣冒昧地前来请教。”
  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听到他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再次朝他打量起来，只见他上着宽筒大袖的对襟长褂，下穿束口长裤，初初看起来，好象是练内家拳的武术教练。他长髯飘胸，红光满面，气势轩昂，又象是修练有素的道观中的高道。看到他的这副神态，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肃然起敬。我说：“你老太客气了，请教可不敢当……”
  不等我把话讲完，他便说：“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业余的。听说你到临江开会，就感到机会难得，所以才不揣冒昧前来打扰。”
  我说：“既然大家都是文学爱好者，你老就千万不要客气，就算是共同探讨吧！”
  他说：“假若不影响你的休息，我们是不是找一个茶座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真的有不少问题需要的你求教。”
  我说：“好吧，我也正想找一个人了解一下临江的风土人情呢！”
  我们来到一个名叫“静心斋”的茶座，茶座的老板见到他，忙打招呼道：“哟，什么风把我们的老局长吹来了！”老人笑模笑样地对老板说道：“来一壶本地的云雾茶，再来一盘兰花豆和一盘‘开口笑’！”
  很快，茶上来了，兰花豆和“开口笑”上来了。我对老人说道：“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呢。”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的杂志，递给我，说道：“你看看这本杂志，上面有老朽的一篇评论你的大作《玄机》的文章，不知你看过没有？”
  我慌忙翻开杂志，有一篇题目为《真诚对虚假的宣战》的文章，作者为白水田。我惊叫起来，原来你就是白水田先生！你的这篇文章立论独到，笔锋犀利，不象别的评论文章那样，只是一味地吹捧，而是事实求实对我的这部作品的不足也提出了批评。同时，由于先生的名字很有特色，所以我对这篇文章印象极深。想不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先生，真是三生有幸！”
  老先生笑了笑，说道：“人生就是如此，凭的是一个缘，有缘就相逢。我之所以和你投缘，就是因为你的作品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处处都洋溢着你对底层群众关爱之情，敢于为老百姓鼓与呼。而不象其他那些所谓的作家，站在生活之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玩文字游戏，不是无病呻吟，就是媚俗卖弄，抒发的只自己以及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的三朋四友的那种空虚和变态，或者是对权势和财富的追崇和迷恋，而对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底层的群众则不屑一顾。对这些所谓作家我是鄙视的。对你的《玄机》的评论是我离休后才开始写的第一篇文章，虽然谈不上有份量，但确实是我作为一个离休老人对当前文坛现状的一种表态。”
  我听了他的话，仿佛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我激动地握着他手，说：“你的这一席话对于我来说，真的有一种醐醍灌顶的感觉。你对文学创作既然有这么深刻的见解，为什么不动手写一点文学作品呢？”
  他笑了，说道：“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正是因为自己最近写了一部四不象的东西，要想请你指教……”他说着，从带来的皮包里拿出一大摞稿子，接着说，没有立即递给我，而是问道，“你对我们地区的地委书记兼专员的谢困难的印象如何？”
  我的心怦然一动，意识到他的作品与谢书记有关。于是，我回答道：“今天上午听了谢书记的讲话，虽然的随意讲的，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但令我不解的是，好象人们对他并不怎么买账。我也感到奇怪，他这么年轻，而且学历又不是很高，为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副乡长青云直上，并当上了主管几百万人的大地区的地委书记和行署声专员？”
  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的这部叫小说也好，叫报告文学也好，写的就是他。”
  我一听，不由为之一震，说道：“听这个茶座的老板刚才称你为局长，不知你原来在哪个局当局长？你之所以对谢书记的情况这么熟悉，大概与你的职务有某种关系吧？”
  我的话刚一落音，他就说道：“我在离休前，先是地区教育局的局长兼临江第一中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后来调任地纪委副书记，我之所以对谢书记的情况十分了解，与我的这种职务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同他的父亲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问道：“他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答道：“他的父亲就是上两届的地委书记谢东山呀，怎么，你对这一点也不知道？”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口里没说心里想，谢困难之所以能在这种年龄就当上地委书记，原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看来，谢困难飞速的升迁并非他自己所说的是“走桃花运”，而“裙带运”才是他的火箭式速度升迁的真正原因。过了半天，我对正处兴奋状态下的白水田说道：“既然是这样，你的大作恐怕就无太大新意……”
  白水田大概是听出我的话外之音，忙说道：“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谢书记是靠他父亲的裙带关系才走上现在的这种领导岗位的。”
  我再次“啊”了一声，说道：“难道他不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才当上地委书记的？”
  他说：“这样吧，你还是先看看我的拙作后再自己找答案吧！”
  他的话再次吊起了我的味口，于是我说：“好吧！我一定认真拜读……”
  不想白水田不等我把话说完，便说：“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不是要你当读者，而是要你当作者。”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说道：“作者只能是你，怎么要我当作者？”
  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长期搞行政工作的，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写写报告之类的应景文章还马马唬唬，但要搞形象思维则还没有上路。尽管我将谢书记的事迹整理了一个材料，但也仅仅是个材料而已，若将其滥竽充数拿出去，不但入不了编辑老爷们的法眼，就算是编辑老爷们能搞抬贵手，也只能让读者大倒胃口。但是，我又不愿舍弃这个题材，所以希望你能将其当作素材进行再创作……”
  我忙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这么做，否则就有剽窃之嫌。而且，根据你对我的拙作的评论，证明你对文学创作极有见地，凭你的才能，写好这个题材应当是不成问题的。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拜读之后提一点修改意见。”
  他说：“这样吧，你先看看再说，若你觉得确实有可取之处，你再动动手，然后作为我们的合作……”
  我仍不同意，说道：“那样也不行。是你的就是你的，我帮忙看看，甚至也可以动手作些修改，那是我应当做的，绝不能因此侵占别人劳动成果。”
  他说：“谢困难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很值得一写，假如因写作技巧的原因将其写得不伦不类，那就太可惜了。我之所以恳切要求你亲自将其当作素材进行再创作，就是希望能通过你的生花妙笔，将这个真实的人物塑造成一个能立得住的艺术形象。如果你非坚持要将老朽的名字署上，也可以，但你的名字一定要署在我的前面。”
  “为什么？”我问。
  “名人效应呗。”他回答道。“你是知名作家，有数量不少的固定的读者群，小说若问世了，就会产生相应的反响。说白了，我这也是‘狐假虎威’呀……”
  我笑了，说：“还是等我看了大作之后再说吧。”
  他将书稿慎重地放到我的面前。我一看，扉页上的用毛笔书写的《官运桃花》四个苍劲有力的楷体大字立即跃入眼帘。在标题下，有一行蝇头小楷“本篇故事纯虚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上午开幕式上谢书记的引起人们哄笑的“走桃花运”话。他的这句话经过王树人的诠释和谢困难本人的肯定后，我便知道其中必定隐藏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并萌生出要了解其中内幕的欲望。现在看到白水田的这个标题，自然十分高兴。我对白水田说道：“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当谢书记讲到有人说他升迁快是走桃花运时，立即引起哄笑声，议论他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本想卖弄风雅，结果适得其反。我当时也感到他是因水平低才产生这种低级错误，看来他的话不是错误，而是另有来由的……”
  白水田说：“他并未错，对于他来说，没有桃花运，就不会官运亨通。个中缘由，你看过我写的这些东西就清楚了。”
  也许是因为自己急于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故吧，听了他的话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同他告辞，说道：“那好，我这就回去看！”
  他见我如此，也只好站起来同我告别。
  回到招待会后，我以身子不适为由，向领导请假不参加下午的讨论会。县长和县委书记知道昨天开了一晚的夜车，自然没有反对。我回到宿舍，拿出白水田老先生的《官运桃花》便看了起来。我原本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看他的这部著作的，本想从其中看看谢困难是如何通过“桃花运”而官运亨通的。不想仅看过第一章，就被作者的诙谐风趣的语言和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住了，欲罢不能。吃过晚饭后，我又放弃了看电影等娱乐活动，继续埋头阅读。一直看到曙光初现，才不得不放下书本合上眼睛打了个盹。第二天和第三天，我继续忙里偷闲，终于在第三天的傍晚将全书看完。看完全书后，我立即跟白水田老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将全部书稿看完了，希望能约个时间交换一下意见。不想他也是一个急性子，得知我晚上没有什么重要活动，就立即叫了一辆“的士”，赶到招待所将我拉到“静心斋茶社”。不等老板上茶上点心，他便迫不急待地问道：“拙作看完了吗？”
  我点头道：“看完了，写得的确不错。我是在笑声和泪水中看完的……”
  他说：“说真心话，由于对笔下的人物都十分了解和熟悉，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是非常投入的，有时是情不自禁地发笑，有时又是莫明其妙地流泪，以致老伴说我得了神经病……你说吧，应当怎么修改？”
  我说：“具体修改意见等会再详谈，先谈一点看法。我认为，你在扉页上写的‘本故事纯属虚构’这种港台影视戏前的表白词要坚决去掉。这种表白，在港台或许是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在大陆则大可不必。当然，你之所以加上这样的话，是担心有人会对号入座。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不起是打一场官司。如果不去掉这种话，则是对读者的感情的一种亵渎，当前中国大陆假的东西太多，老百姓已经到了谈假色变的地步了。不管我们作者的动机是什么，但读者一看这样的话，必然会产生逆反心理，认为你写的东西完全是胡编滥造，与现实生活完全不搭界，既然如此，那就是对他们的欺骗。老百姓要的是真实，谁会花钱买欺骗？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书中的谢困难是一个有血有肉能爱能恨的真实人物，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避免可能会出现的麻烦而加上‘本故事纯属虚构’这样的字句，就等于在货真价实物件上贴了假的标签一样。所以，我主张，干脆在标题的左上方写上‘纪实小说’的字样……”
  白水田连声叫好，说道：“就照你说的办！”
  接着，我又就一些人物的性格、情节发展等问题谈了一些修改意见，他都一一表示赞同。他说：“反正我的稿子是交给你了，怎么修改和处理，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办。”
  我对他的这部小说印象实在是太好了，既然白水田老先生这么看得起我，我也只好将书稿带回柯山县，进行认真阅读。为了将这部小说写好，我觉得对小说中的许多地方进行必要的充实，为此，我又同白水田先生一道，对小说中的一些关键人物进行了反复采访，特别是对谢困难本人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谈和采访。在此基础上，我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对小说进行修改和技术处理。为了增加真实性，特增写了这个或许是多余的“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