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十一道，京畿、河南、山东、河东、河北、辽西、辽东、辽北、熊津、漠南、漠北、荆襄、湖南、淮南、江西、浙东、福建、黔中、东川、西川、云南、广东、广西、广南、河陇、陇南、河湟、吐蕃、天南、天北、河中。
  如今只剩天北、河中两道不在手中，天南道占据了西州、龟兹等地，算是半个。
  漠北与辽北还处在融合阶段。
  现在的大唐刚刚统一，还处在蓄力阶段，萨曼、喀喇汗都处于国势上升期，对他们一定要稳妥。
  当所有治政手段失效时，才动用武力。
  而目前的喀喇汗对大唐恭恭敬敬，每攻陷一地，就以外甥之礼向大唐进献俘虏、财宝。
  跟于阗发生冲突，尽量克制，请求大唐仲裁。
  对伊犁河谷的仁美，也是挤压、摩擦，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
  不管萨图克真实意图是什么，这份恭敬挑不出任何毛病。
  从这些手段就能看出萨图克的手段高明，不愧是喀喇汗的开国之君。
  版图之内，李晔取消了羁縻性质的都护府，改设更加强势的宣慰司，在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城池设有都督，如扶余府、勃利府、临潢府、可敦府，统摄三辽、辅控漠北。
  李晔对辽北和漠北羁縻没有任何意义。
  大唐笼络了契丹上百年，又是和亲，又是封爵赐姓，一旦翅膀硬了，举起刀子毫不犹豫砍向中土。
  即便历史上的辽国把完颜氏当亲儿子一样对待，女真的屠刀何曾心软过？
  大明对野猪皮一家爱护有加，又能怎样？野猪皮还不是在辽东搞种、族、屠、杀？
  李晔觉得消除他们的族群意识，主动融合他们，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哪怕这个手段是血腥的黑暗的，也再所不惜。
  不想当唐人，那就是大唐的敌人，要从肉体和精神上坚决毁灭。
  在辽北推行的归化策就没有之前的软绵绵，强扭的瓜不甜也要扭。
  契丹与蒙古都是出自室韦，李晔可不想北面每过几十年就来一波叛乱。
  当然，想当唐人也不是那么简单，归化策有具体的要求，除了会说唐言，还要该换大唐衣冠和姓名，子孙要接受宣教使教育。
  在李晔看来，辽北除了冷点穷点，其实是个宝地，森林遮天蔽日，连绵几千里，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土地肥沃，河网纵横。
  既然渤海国能在辽北兴起，大唐也能。
  建个厚实一些的堡垒遮风挡雪，烧着壁炉、土炕，吃着火锅烤肉，不信挨不过冬天。
  关键在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改变。
  若是真怕冷，后世沙俄也不会翻过乌拉尔山，扎入西伯利亚的严寒中。
  关键在于有没有利益。
  只要利益足够大，刀山火海也有人闯。
  监国的李祎建议刑犯不再发配崖州、岭南，改发配辽北，得到了李晔的赞许。
  大理寺中人满为患，多是一些顽固不化的牙兵牙将和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其中蔡州人与魏博人就占了一大批，当年大赦他们，出来之后还是本性不改，杀人放火。
  让这些人老老实实的种田，还不如杀了他们。
  再说他们也没这个闲情雅致，尝了血的狼，怎么还愿意老老实实的吃草？
  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其实都是人才。
  一刀砍了太浪费，大唐现在缺的就是这些狠人。
  蔡州魏博的狠人，对付白山黑水的野人，简直不要太合适。
  今年以来，勃利府的郭崇韬与会宁府的高思继都没动静，还在积蓄实力。
  但临潢都督李嗣源、扶余都督杜晏球，今年多次出手，小规模骑兵突击桀骜不驯的室韦、乌古部落，掠夺牛羊战马，补充军用，俘虏成了苦力，兴建城池。
  草原便是如此，绝对的丛林原则，打的越狠，他们就越臣服。
  而一旦你对他们太好，他们就会觉得你不行了，连欺负他们的力气都没有，他们就要来欺负你。
  太宗能统合草原各部，建立联盟，用阿史那王姓为将突厥甘为马前卒，固然是其雄才大略与人格魅力，但这治标不治本，突厥的反叛一直都是此起彼伏。
  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直到天宝二年，王忠嗣乘其内乱果断出击，破后突厥十一部，联合回鹘、葛逻禄击灭白眉可汗，传首长安，毗伽可汗之妻率众归唐，突厥帝国才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突厥虽然灭国，但在中亚仍有不少散乱的部落存在，并逐渐成为大食、萨曼的雇佣军。
  沙陀也是起源自突厥处月部。
  李晔没有太宗人格魅力与军事能力，但有来自后世的经验。
  羁縻之策固然能降低朝廷的统治成本，但会埋下更大的隐忧，对于一些野心勃勃的部族，无异于养虎为患。
  包括对黠戛斯也是如此。
  不管口头上表现的与莫咄有多亲密，一旦莫咄不接受唐化，李晔会毫不客气的斩草除根。
  大唐利益面前，没有私情。
  自从太子监国之后，政事就交给他处理，李晔顿时清闲了许多，从升州跑到苏杭，从苏杭跑到扬州，一路上游山玩水，总算体会了一把帝王的游手好闲。
  也顺便探访一遍民情。
  其实也用不着微服私访，只需要看看城池的规模，村镇的密集，就能知道大概。
  大唐处于上升期，无论是百姓、将士，还是官吏，上升的渠道都是敞开的，百姓经商、务工、读书科举、从军各随其便。
  阶级是永远存在的，就像一个国家总有人才，但只要流通性良好，社、会就不会板结，也不会埋没了人才。
  李晔一概拒绝了知州、布政使的觐见，好言安慰他们忠于职守即可。
  有宣教使与皇城司一明一暗，官吏走后门的成本和风险太大，还不如老老实实的以政绩说话。
  吏治的清明便来源于此。
  李晔也算以身作则，毕竟接待皇帝，可不是小事，花费太大。
  朝廷与地方都是百废待兴的状态，能省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