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花
作者:汪曾祺 更新:2021-11-05 19:41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野茉莉,处处有之,极易繁衍。高二三尺,枝叶披纷,肥者可荫五六尺。花如茉莉而长大,其色多种易变。子如豆,深黑有细纹,中有瓤,白色,可作粉,故又名粉豆花。曝干作蔬,与马兰头相类。根大者如拳、黑硬,俚医以治吐血。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珠子灯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无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
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
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晚饭花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三姊妹出嫁
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他的馄饨也是全城独一份。
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是直的,是弯的,像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像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
别人卖的馄饨只有一种,葱花水打猪肉馅。他的馄饨除了猪肉馅的,还有鸡肉馅的、螃蟹馅的,最讲究的是荠菜冬笋肉末馅的,——这种肉馅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特别齐全,除了酱油、醋,还有花椒油、辣椒油、虾皮、紫菜、葱末、蒜泥、韭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馄饨分别放在几个抽屉里,作料敞放在外面,任凭顾客各按口味调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别精洁——他有一个拌馅用的深口大盘,是雍正青花!
笃——笃笃,秦老吉敲着竹梆,走来了。找一个柳荫,把担子歇下,竹梆敲出一串花点,立刻就围满了人。
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
秦老吉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和小凤。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一岁,梯子蹬似的。三个丫头一个模样,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三个姑娘,像三张画。有人跟秦老吉说:“应该叫你老婆再生一个的,好凑成一套四扇屏儿!”
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谁家娶了邋遢婆娘,丈夫气急了,就说:“你到秦老吉家看看去!”三姊妹各有所长,分工负责。大裁大剪,单夹皮棉——秦老吉冬天穿一件山羊皮的背心,是大姐的;锅前灶后,热水烧汤,是二姐的;小妹妹小,又娇,两个姐姐惯着她,不叫她做重活,她就成天地挑花绣朵。她们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上、包头布上,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
姊妹三个都大了。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一个十六。该嫁了。这三只凤要飞到哪棵梧桐树上去呢?
三姊妹都有了人家了。大姐许了一个皮匠,二姐许了一个剃头的,小妹许的是一个卖糖的。
皮匠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一街人都叫他麻皮匠。他在东街的“乾陞和”茶食店廊檐下摆一副皮匠担子。“乾陞和”的门面很宽大,除了一个柜台,两边竖着的两块碎白石底子堆刻黑漆大字的木牌——一块写着“应时糕点”,一块写着“满汉饽饽”。这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放一副皮匠担子一点不碍事。麻皮匠每天一早,“乾陞和”才开了门,就拿起一把长柄的笤帚把店堂打扫干净,然后就在“满汉饽饽”下面支起担子,开始绱鞋。他是个手脚很快的人。走起路来腿快,绱起鞋来手快。只见他把锥子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鞋底,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流利合拍,均匀紧凑。他绱鞋的时候,常有人歪着头看。绱鞋,本来没有看头,但是麻皮匠绱鞋就能吸引人。大概什么事做得很精熟,就很美了。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不但快,绱得也好。针脚细密,楦得也到家,穿在脚上,不易走样。因此,他生意很好。也因此,落下“麻皮匠”这样一个称号。人家做好了鞋,叫佣人或孩子送去绱,总要叮嘱一句:“送到麻皮匠那里去。”这街上还有几个别的皮匠。怕送错了。他脸上的那几颗麻子就成了他的标志。他姓什么呢?好像是姓马。
二姑娘的婆家姓时。老公公名叫时福海。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都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自从满清推翻,建立民国,人们剪了辫子,他的店铺主要是剃光头,以“水热刀快”为号召。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秦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弓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试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传统,剃头的多半也是吹鼓手(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是吹鼓手,也不是所有的吹鼓手都是剃头匠)。时福海就也是一个吹鼓手。他吹唢呐,两腮鼓起两个圆圆的鼓包,憋得满脸通红。他还会“进曲”。好像一城的吹鼓手里只有他会,或只有他擅长于这个玩意儿。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在“初献”、“亚献”之后,有“进曲”这个项目。赞礼的礼生喝道“进——曲!”时福海就拿了一面荸荠鼓,由两个鼓手双笛伴奏。唱一段曲子。曲词比昆曲还要古,内容是“神仙道化”,感叹人生无常,有《薤露》、《蒿里》遗意,很可能是元代的散曲。时福海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还是唱得感慨唏嘘,自己心里都酸溜溜的。
时代变迁,时福海的这一套有点吃不开了。剃光头的人少了,“水热刀快”不那么有号召力了。卫生部门天天宣传挖鼻孔、挖耳朵不卫生。懂得享受捶背揪懒筋的乐趣的人也不多了。时福海忽然变成一个举动迟钝的老头。
时福海有两个儿子。下等人不避父讳,大儿子叫大福子,小儿子叫小福子。
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了一下,门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宽的大玻璃镜子。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长的镜框,里面嵌了磁青砑银的蜡笺对联,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
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风满面生
他还置办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发蜡。顶棚上安了一面白布制成的“风扇”,有滑车牵引,叫小福子坐着,一下一下地拉“风扇”的绳子,使理发的人觉得“清风徐来”,十分爽快。这样,“时福海记”就又兴旺起来了。
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流传“倒扳桨”、“跌断桥”、“剪靛花”之类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时期的小曲。平常人不唱,唱的多是理发的、搓澡的、修脚的、裁缝、做豆腐的年轻子弟。他们晚上常常聚在“时福海记”唱,大福子弹琵琶。“时福海记”外面站了好些人在听。
二凤要嫁的就是大福子。
三姑娘许的这家苦一点,姓吴,小人叫吴颐福,是个遗腹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母亲,是个踮脚,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很慈祥,儿子很孝顺。吴颐福是个很聪明的人,十五岁上就开始卖糖。卖糖和卖糖可不一样。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马料豆有绿豆大,一头是通红的,一头是漆黑的。这种豆药店里卖,平常配药很少用它,好像是天生就为了做糖兔的眼睛用的!这种糖免子很便宜,一般的孩子都买得起。也吃了,也玩了。
师叔死后,这门手艺成了绝活儿,全城只有吴颐福一个人会,因此,他的生意是不错的。
他做的这些艺术品都放在擦得晶亮的玻璃橱子里,在肩上挑着。他的糖担子好像一个小型的展览会,歇在哪里,都有人看。
麻皮匠、大福子、吴颐福,都住得离秦老吉家不远。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①,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她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人家大门口!”②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
“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
“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
“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姐儿仨同一天出门子,都是腊月二十三。一顶花桥接连送了三个人。时辰倒是错开了。头一个是小凤,日落酉时。第二个是大凤,戌时。最后才是二凤。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
三天回门。三个姑爷,三个女儿都到了。秦老吉办了一桌酒,除了鸡鸭鱼肉,他特意包了加料三鲜馅的绉纱馄饨,让姑爷尝尝他的手艺。鲜美清香,自不必说。
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一如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秦老吉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他只是有点发愁: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
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
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①镴嘴子是一种鸟,喙大而硬,此地说嘴尖舌巧的姑娘为镴嘴子,其实镴嘴子哑着的时多,不善鸣叫。
②这是当地童谣。“吃冷饭,喝冷酒”也有说成“吃人家饭,喝人家酒”的。
野茉莉,处处有之,极易繁衍。高二三尺,枝叶披纷,肥者可荫五六尺。花如茉莉而长大,其色多种易变。子如豆,深黑有细纹,中有瓤,白色,可作粉,故又名粉豆花。曝干作蔬,与马兰头相类。根大者如拳、黑硬,俚医以治吐血。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珠子灯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无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
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
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晚饭花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三姊妹出嫁
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他的馄饨也是全城独一份。
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是直的,是弯的,像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像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
别人卖的馄饨只有一种,葱花水打猪肉馅。他的馄饨除了猪肉馅的,还有鸡肉馅的、螃蟹馅的,最讲究的是荠菜冬笋肉末馅的,——这种肉馅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特别齐全,除了酱油、醋,还有花椒油、辣椒油、虾皮、紫菜、葱末、蒜泥、韭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馄饨分别放在几个抽屉里,作料敞放在外面,任凭顾客各按口味调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别精洁——他有一个拌馅用的深口大盘,是雍正青花!
笃——笃笃,秦老吉敲着竹梆,走来了。找一个柳荫,把担子歇下,竹梆敲出一串花点,立刻就围满了人。
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
秦老吉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和小凤。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一岁,梯子蹬似的。三个丫头一个模样,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三个姑娘,像三张画。有人跟秦老吉说:“应该叫你老婆再生一个的,好凑成一套四扇屏儿!”
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谁家娶了邋遢婆娘,丈夫气急了,就说:“你到秦老吉家看看去!”三姊妹各有所长,分工负责。大裁大剪,单夹皮棉——秦老吉冬天穿一件山羊皮的背心,是大姐的;锅前灶后,热水烧汤,是二姐的;小妹妹小,又娇,两个姐姐惯着她,不叫她做重活,她就成天地挑花绣朵。她们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上、包头布上,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
姊妹三个都大了。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一个十六。该嫁了。这三只凤要飞到哪棵梧桐树上去呢?
三姊妹都有了人家了。大姐许了一个皮匠,二姐许了一个剃头的,小妹许的是一个卖糖的。
皮匠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一街人都叫他麻皮匠。他在东街的“乾陞和”茶食店廊檐下摆一副皮匠担子。“乾陞和”的门面很宽大,除了一个柜台,两边竖着的两块碎白石底子堆刻黑漆大字的木牌——一块写着“应时糕点”,一块写着“满汉饽饽”。这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放一副皮匠担子一点不碍事。麻皮匠每天一早,“乾陞和”才开了门,就拿起一把长柄的笤帚把店堂打扫干净,然后就在“满汉饽饽”下面支起担子,开始绱鞋。他是个手脚很快的人。走起路来腿快,绱起鞋来手快。只见他把锥子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鞋底,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流利合拍,均匀紧凑。他绱鞋的时候,常有人歪着头看。绱鞋,本来没有看头,但是麻皮匠绱鞋就能吸引人。大概什么事做得很精熟,就很美了。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不但快,绱得也好。针脚细密,楦得也到家,穿在脚上,不易走样。因此,他生意很好。也因此,落下“麻皮匠”这样一个称号。人家做好了鞋,叫佣人或孩子送去绱,总要叮嘱一句:“送到麻皮匠那里去。”这街上还有几个别的皮匠。怕送错了。他脸上的那几颗麻子就成了他的标志。他姓什么呢?好像是姓马。
二姑娘的婆家姓时。老公公名叫时福海。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都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自从满清推翻,建立民国,人们剪了辫子,他的店铺主要是剃光头,以“水热刀快”为号召。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秦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弓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试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传统,剃头的多半也是吹鼓手(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是吹鼓手,也不是所有的吹鼓手都是剃头匠)。时福海就也是一个吹鼓手。他吹唢呐,两腮鼓起两个圆圆的鼓包,憋得满脸通红。他还会“进曲”。好像一城的吹鼓手里只有他会,或只有他擅长于这个玩意儿。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在“初献”、“亚献”之后,有“进曲”这个项目。赞礼的礼生喝道“进——曲!”时福海就拿了一面荸荠鼓,由两个鼓手双笛伴奏。唱一段曲子。曲词比昆曲还要古,内容是“神仙道化”,感叹人生无常,有《薤露》、《蒿里》遗意,很可能是元代的散曲。时福海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还是唱得感慨唏嘘,自己心里都酸溜溜的。
时代变迁,时福海的这一套有点吃不开了。剃光头的人少了,“水热刀快”不那么有号召力了。卫生部门天天宣传挖鼻孔、挖耳朵不卫生。懂得享受捶背揪懒筋的乐趣的人也不多了。时福海忽然变成一个举动迟钝的老头。
时福海有两个儿子。下等人不避父讳,大儿子叫大福子,小儿子叫小福子。
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了一下,门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宽的大玻璃镜子。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长的镜框,里面嵌了磁青砑银的蜡笺对联,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
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风满面生
他还置办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发蜡。顶棚上安了一面白布制成的“风扇”,有滑车牵引,叫小福子坐着,一下一下地拉“风扇”的绳子,使理发的人觉得“清风徐来”,十分爽快。这样,“时福海记”就又兴旺起来了。
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流传“倒扳桨”、“跌断桥”、“剪靛花”之类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时期的小曲。平常人不唱,唱的多是理发的、搓澡的、修脚的、裁缝、做豆腐的年轻子弟。他们晚上常常聚在“时福海记”唱,大福子弹琵琶。“时福海记”外面站了好些人在听。
二凤要嫁的就是大福子。
三姑娘许的这家苦一点,姓吴,小人叫吴颐福,是个遗腹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母亲,是个踮脚,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很慈祥,儿子很孝顺。吴颐福是个很聪明的人,十五岁上就开始卖糖。卖糖和卖糖可不一样。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马料豆有绿豆大,一头是通红的,一头是漆黑的。这种豆药店里卖,平常配药很少用它,好像是天生就为了做糖兔的眼睛用的!这种糖免子很便宜,一般的孩子都买得起。也吃了,也玩了。
师叔死后,这门手艺成了绝活儿,全城只有吴颐福一个人会,因此,他的生意是不错的。
他做的这些艺术品都放在擦得晶亮的玻璃橱子里,在肩上挑着。他的糖担子好像一个小型的展览会,歇在哪里,都有人看。
麻皮匠、大福子、吴颐福,都住得离秦老吉家不远。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①,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她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人家大门口!”②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
“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
“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
“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姐儿仨同一天出门子,都是腊月二十三。一顶花桥接连送了三个人。时辰倒是错开了。头一个是小凤,日落酉时。第二个是大凤,戌时。最后才是二凤。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
三天回门。三个姑爷,三个女儿都到了。秦老吉办了一桌酒,除了鸡鸭鱼肉,他特意包了加料三鲜馅的绉纱馄饨,让姑爷尝尝他的手艺。鲜美清香,自不必说。
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一如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秦老吉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他只是有点发愁: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
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
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①镴嘴子是一种鸟,喙大而硬,此地说嘴尖舌巧的姑娘为镴嘴子,其实镴嘴子哑着的时多,不善鸣叫。
②这是当地童谣。“吃冷饭,喝冷酒”也有说成“吃人家饭,喝人家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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