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经一直太敏感也太脆弱，在资源生活的八年半，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正是青年盛期，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我看不得悲惨的场面，有好几次因为看见临终的病人而昏眩。一次在中峰卫生院，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年轻女人做人工呼吸，她双目紧闭，袒露的胸脯呈铁青色，鼻孔和嘴向外喷血，她的婆婆在一边哭喊。我在门口看到这个情景，顿时感到胸闷、恶心、眼花，赶紧到那个医生的宿舍里躺下，再回去，病人已死。她死于钩断螺旋体病，这是资源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发作就不可挽救。还有一次，我去县医院看望与我们同年分来资源的一个学生，他在打篮球时摔了一交，伤了脊髓，恶化至于瘫痪，已是弥留之际。他原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现在面目全非，浮肿的脸却仍然对我微笑着。看着这古怪的笑容，我眼前冒起了金星。最严重的一次，情形比较奇怪。我在路上遇到外贸局一个干部，他患白血病已久，一直在自采草药治疗。他一路对我说着治疗的情况，十分乐观，我却头昏眼花起来了。和他分手后，我赶紧摸到路边一个熟人家里，刚进门就不省人事了。事后回忆，我当时在做梦，感觉很轻松，但不记得梦中景象了，似乎梦了很久，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那个熟人告诉我，他看见我进屋就坐到一张椅子上，呼吸急促，很快停止了，同时脉搏也停止了，脸色死白，大约持续了四秒钟，他以为我会死，又突然有了呼吸。至今我也不清楚，这纯粹由心理因素所致，还是因为心脏有某种隐蔽的疾患。好在离开资源以后，几十年里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形。
  我的敏感也使我对寂寞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在深山小县生活，最难忍受的正是寂寞。一个人倘若长期既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没有能够在相同水平上交流的人，便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寂寞。对于我来说，只要在资源一天，这种寂寞就不可能消除。不过，除此之外，人还需要普通的人间温暖。在那样一个生活极其单调的环境里，我格外渴望这种温暖，也特别感谢曾经给过我这种温暖的人。
  一批大学生同时落到异乡，处境和心情相似，其中性情相近的人就自然会经常来往。我来往得多的是在中学当老师的几个人，其中，和毕业于中山大学的王维大最谈得来，他虽是理科学生，但内心感受相当丰富。我对死亡问题想得很多，有一回忍不住对他谈起了这个话题。他听罢沉吟良久，最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广东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想到这些，我只有——打扑克！”常和我来往的还有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潘力律和郑福坤。潘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聪明而务实，比我晚一年考上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命运算得上诡谲，与县里一个打字员结了婚，生有二子，而就在他准备赴美的时候，妻子携二子回临近一个县探亲，途中汽车翻下山谷，妻子当即身亡，二子伤残。郑也是上海人，却是一个老实而淡泊的人，见面时总是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说些乡村或学校的事情，态度认真但又口气平淡。他对在哪里生活毫不在乎，只因为妻子是桂林人，才于多年后一起调到了桂林。我自己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心，但对有超脱胸怀的人都感到亲近。还有一位华侨学生黄升益，接人待物很有教养，显然见过世面，却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以一种哲人的风度安于小县城的平淡日子，也安于在当地娶的志趣迥异的妻子。日后，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纷纷走出资源，他始终无动于衷，至今仍在那里当着中学教师。
  我在资源的最亲密朋友却在大学生圈之外，是一个女子，叫申小渝。刚到资源不久，我几次看见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男孩到县府大院里来，拜访她的一个熟人，心中便好奇，因为她容貌美丽，气质上也完全不像当地人。后来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父亲在解放前夕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从上海直飞台湾，从此与留在桂林的妻女离散，职衔升至台北警备司令部中将。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小渝不可能上大学，在桂林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来资源，在烟酒公司当会计。她性格开朗，待人豪爽，做事干练，在县城里人缘很好。自相识后，我常去她那里玩。她做了好菜，也必定叫我这个书生去享用。我喜欢听她聊天，至今仍记得她说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之一是，她和妹妹经常下漓江游泳，每次她的外婆必定提一桶热水倒入河中，让姐妹俩在倒了热水的地方游。当时她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倒了热水，为什么水仍是冷的？我的一些心事，包括婚事上的风波和矛盾，我也都愿意向她吐露。我结婚后，她又常常成了我和敏子之间纠纷的调解人。我们的亲密交往给我带来过一些麻烦。她的一个邻居是县中学的政治课教员，因为我的讲课在县里出了名，他对我十分嫉恨，见了我永远板着脸。他制造出风流谣言，并向我的上司报告，说我和申小渝经常锁上门熄了灯在房间里。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告诫我行为要检点，还强调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与有重大海外关系的人来往必须慎重。但是，我心中无愧，也不想为所谓政治前途舍弃一个好朋友，何况我对自己在资源的这种前途早已不抱希望，因此仍我行我素。改革开放后，小渝在桂林一家工厂当厂长，后来又自办企业，皆有成就，展现了她的能力。
  事实上，我去小渝那里，多半时间是和她的孩子玩。我一向喜欢和孩子玩，也很有孩子缘，原因也许是我能够平等地对待孩子。敏子有一次在旅途中向人谈论自己的丈夫，并拿出照片给人看。一个少女看了立即说，某日某时她随父亲在郑州转车，在车站看见过我，我正用和大人谈话的口气同一个小孩说话。她还描述了我的身材和衣着。我很佩服这个少女的观察力，那个时间我的确也在郑州转车，那个情节却记不起来了，不过很像我的所作所为。在资源初期，我的亲密伙伴是一个五岁男孩，我常常用糖果贿赂他，把他骗到我的房间，享受和他谈话的快乐。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我说能。他陷入了沉思，然后问我，变成苍蝇后还能不能变回来，我说不能，他决定不让我变了。认识小渝后，她的三岁儿子便成了我的主要玩伴。我结婚那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我又在与小云川的逗玩中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调到党校后，我搬离县城，去小渝家少了，当时一岁半的云川可真想念我，常常自己走到楼梯口，一遍遍喊周叔叔，期望我在楼梯上出现。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云川的许多可爱表现。一次，她爸爸妈妈吵嘴，客人问她站在爸爸一边还是妈妈一边，她答：“我也不站在爸爸一边，也不站在妈妈一边，我站在床上。”当时她的确站在床上。另一次，看电影，是火山爆发的镜头，她用手遮住脸说：“妹妹好怕！”妹妹是她的小名。妈妈说：“你懂什么，狗屁不通！”她立刻反驳：“妹妹狗屁通，狗屁通！”我离开广西那年，云川五岁，用歪斜的字体写保证书：“我保证去北京给周叔叔做女儿。”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小纸片呢。和孩子在一起，真是不断有惊喜。我自己是很晚才做父亲的，到头来我发现，所谓父爱就是那种平等地欣赏和理解孩子的能力，它其实是由童心转化来的。
  到资源的第三年，有一次，我给县直机关干部上辅导课。下课后，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留在课堂上不走，等着要对我说一句话：“想不到资源有这样的人才，草里藏珠啊，可惜被埋没了。”他告诉我，他叫赖兆恩，刚调来资源，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善意。在资源后期，我和敏子在县城没有住处，小渝也已调回桂林，我们每次到县城都在他家里落脚和吃饭，而他一家人也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他告诉我，他早就崇拜我，但怕我看不起他，不敢打扰，后来看我很平易近人，就不怕了。他是一个天真质朴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话语不多，总是高兴地微笑着，之所以高兴也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罢了。离开资源后，我赠他一首诗：“十载困顿弹丸地，世态人心俱熟谙。开口直言已惹恨，闭门读书亦招谗。愚民帮毒祸尤烈，逆境友情品愈甘。欲散愁怀何所之，君家备得开肠餐。”听说他后来调到县政府当了秘书，接着升为副县长，最后是当县政协主席。他这么老实又尊敬文化的人能有官运，说明资源的确有了变化。在任政协主席期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便来信邀我回资源一趟。因为忙，我暂时未能成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