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不让我进去。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说找郭庶英，门卫打电话，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一到内院，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来过一趟，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随后，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又急冲冲离去。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焦急地问她，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