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室笔记系列
  １．一个作家的生活片段（２００６－７－１７）
  Ａ一个仪式
  我似乎每一天都要在自己的小工作间里磨上一段“挣扎”的时光。这个情形外人是绝对无法知道的，连我身边的人也难以窥察。我脸孔平静，神情肃然，寂静地坐在桌前，身上是柔软的半旧的棉布衣裤，不佩戴任何饰物。我面窗而坐，桌上是一台打开的电脑。我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像个在幼儿园里吃饭前的乖孩子那样，双手合拢一动不动。
  似乎是一种全然的静止状态。然而，我自己知道，明净的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正在无形地潜伏着流动，“静态”中正有一种看不见的“动态”喷薄欲出——那是内心的光线，当我被这缕光线照亮的时候，一些文字就开始慢慢地坐落到我电脑中的纸页上来了。这似乎成为我每天的一个仪式。
  以前，我曾在这个仪式中，让电脑呈关闭状，因为听说电脑屏或多或少存在辐射。有一天，家里的小阿姨进来询问我事情，见我端坐着，电脑并未打开，便问我在看什么。我“喔”了一声。从此在这个仪式开始便打开电脑了。
  有时候，这个仪式很短暂；有时候却很漫长，漫长到一天，甚至很多天。我无法说清这仪式中快乐与忧虑的比值是多少，也不愿意计较。谁愿意计较对自己的孩子所付出的快乐与忧虑的比值呢！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位置。
  Ｂ键盘之舞
  常常是一些混乱的雪片般的念头在我脑中飞舞旋转，我找不到源头，心烦意乱，魂不守舍，感觉有什么东西存在又抓不准，想脱开身又走不掉。恍惚中，有些“雪片”不及我凝神屏息，就溶化消失了，有些“雪片”则顽强地与拥挤的“热”斗争着，存活下来，等待我的手指把它们敲击在我的键盘上。
  第一句话终于从脑子里漫天飞舞的雪片中冲出来了，似乎从额头打开一个神秘通道，其他的句子就顺序涌出，轮廓渐次清晰，直到抵达深处，抵达我的某个意图的完整和圆满。它们像一只只听话的小虫子，神秘地听任我的摆布，在我的电脑里安了家。
  对于我个人的精神活动来说，这个时候，我的乐趣已经完成，也已经足够；其他的社会化过程，则是另外的事情，那些不再与我个人的乐趣相关了。
  我曾偶然听到过一句台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是我们熟谙的话语。它使我想到写作，写作其实是孤而不单，是一场和所有人在一起又谁都看不见你的独享的狂欢。
  Ｃ我终究是可疑的
  我常常在电脑前写了又删掉，删掉又重写。从转椅上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我写了一首诗，写完改了又改。第一稿像出自一个二十岁女人之手，激情而碰撞；修改之后，又像是出自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节制而深沉。然而它们的作者都是我，我是一个年龄随时变化的女人，同时又要求自己谨守自己的规则。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我常常疑虑，一个作家在电脑上颠来倒去、纸上谈兵，与一个生活的实践者在现实中的身体力行，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老练？哪一个更强大？
  无疑是后者。而在现实中我终究是一个可疑而胆怯的人。
  Ｄ梦与写作
  我常常对写作本身发生深刻的怀疑，最持久的一次怀疑发生在２００１年前后。当时，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一团糟，难以解脱的苦恼。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一个字，精神极为抑郁，在医院治疗了数月才恢复。
  那个时期，我反复出现的一个梦就是考试，梦到自己面对试卷回答不出的惊惧。早年读荣格、弗洛伊德们学说的时候，记得他们关于考试和惊恐的梦大致是这样的解说：考试的梦意味着梦者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新的评判，暗示出梦者对自己的怀疑和强烈的审视。而惊恐则昭示梦者正饱受着某种精神折磨，潜意识中存在着梦者想要正视现实中的怀疑和焦虑，并且面对现实。
  无论我们对西方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对弗洛伊德学说持有怎样的批判立场，但在这一点上我是充分认同的。在我重新开始写作之后，有关考试惊恐的梦，我再也没有做过。
  我为梦里不再面对考试的惊恐而感到解放。为此，我愿意写作下去，思考下去！
  Ｅ我如何“深重”
  倘若，只有主动选择冒险、苦难、动荡、分离、痛苦等等现实生活的元素，才可换来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的话，那么这样的作家我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我愿意保持生活的安宁、平衡与和谐，并为此付出努力和责任；我愿意让那些纷乱如麻、探求明晰的思想，只活动于脑中，成为一种精神活动。而我本人的生活，为什么要主动成为一个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实践者呢？为了写作而“苦难”吗？不，决不！
  同时，这个世界不能为了成全你是一个“深重”的作家，而故意战争连绵，也不能为了成全一种主流的苦难意识而永葆苦难。和平、文明与幸福照样产生“深重”！问题在于，我们的“深重”似乎只被定位于硝烟战火、苦难贫瘠、居无定所、动荡流离。
  我们的主流文人不少是出生、生长在农村，苦难是他们的底色。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观念，似乎不苦难就不足以深重。难道发达和文明，就意味着深重的作家灭绝消失吗？不苦难就没有深重吗？倘若如此，那么人类发展的美好趋向真是与我们中国作家的职业追求相悖逆！
  不，决不是。
  战事连绵的伊拉克有战争的深重。
  穷困的乡村僻壤有贫瘠底层的深重。
  走向文明的现代都市有繁华锦簇的深重。
  底层、中产、精英各有各的深重。
  “深重”，怎一个“苦难”可以了得！
  Ｆ冥想与回忆
  冥想与回忆似乎是我的癖好，虽然没有到达沉溺的程度。这种恰好的火候，使我安然地生活在自己家中，而不是被送到精神病院里。
  这种由来已久的癖好与我的职业无关，我想，它应该只与我的性情有关。倘若我不是一个作家，我的一生依然会有很多时间处于冥想与回忆之中；恰好写字也是我的一种癖好，而这个写字的癖好，成全、梳理了我的耽于沉湎的性情，使我走向精神的健康。
  并不尽然是怀旧主义倾向，往往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的零碎片段，它们没有什么秩序章法地来到脑中，并在此盘桓。更多时候，是一些现实的碰撞在脑中叮当作响，这里面有激情、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当我把这些外人听不到的叮当作响的东西，转移并升华到电脑中的纸页上，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仿佛才落了地。
  ２．江山如此多“焦”（２００６－７－２４）
  多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家里曾有过一个钟点服务工叫娇娥，娇娥从四川农村老家来，经人介绍，我们请她来家里做卫生及餐饮服务。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都写不上来。她管北京叫“上边”，却不知道北京位于四川的北方。娇娥将近４０岁，却从没听说过唐山地震和四人帮。但她脑瓜还算灵光，身体好，人也勤快，做得一手好饭菜。
  我想，家里肯定不是请学者来探究文化的，也不是请哲学家来清谈世界的，我们不就是要请人来帮我们料理家务吗？于是，便欣然接受下来。
  娇娥口音很重，比如，早晨她一来我家里，我会问一声，“今天外边热不热？”
  她说，“惹。”（音Ｒｅ，上声，“热”的意思）
  倘若我说让她做什么，她会说，“号！”（音Ｈａｏ，去声，“好”的意思）或者说，
  “补！”（音Ｂｕ，上声，“不”的意思）
  虽然我们互相说着“外语”，但尚可交流。
  娇娥极能吃，一顿饭能吃１３个煮鸡蛋，令我叹为观止。她手中的饭勺如同铲土机，须臾之间，一锅米饭和众多菜肴，便席卷一空，坚壁清野到她的胃腹之中。那段时间，我眼看着她浑身的肉如同海绵泡沫一般鼓胀起来，上下颤动。
  不到４０岁的娇娥，却已儿孙满堂。她有时候会跟我表达一些她的人物是非观，一些固执的“高见”，而且常常情绪饱满激昂，义愤填膺。
  有一天，她说，她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拿着一张十元钱在手里玩，玩着玩着就把钱给撕碎了，她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我说你不该打孩子，因为在他眼里钱是没有意义的，跟一张纸一样。对于这样小的孩子，无意识的错误不能算错误。我还建议她以后不要拿钱给孩子玩，钱上细菌最多。
  娇娥很气愤的样子，说，我就是要打他！他撕碎的要是一毛钱我就不打他了。他撕碎了十元钱我就是要打他，狠狠地打！娇娥眼中迸射出一缕不易察觉的恶狠狠的光。
  我试图说服娇娥，就搬出书里的例子，说，一个孩子主动洗碗，不小心打碎了十只碗；另外有一个孩子，趁母亲不备，偷喝柜子里大人禁止他喝的酒，结果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你说，这两个孩子谁的错误大？
  娇娥当机立断回答我，打碎十只碗的孩子错误大。
  我依然耐心说，不能这样用数量的多少比较错误的大小。前一个孩子是无意的，而后一个孩子是有意地做不该做的事，所以后一个孩子错误大。
  娇娥不服气，认定打碎十只碗比打碎一只碗错误大。
  我只好改变一下思路，从事物的性质不同来说服她。
  我举例说，假若，你的小孩，你给他１００元出去买东西，结果东西没买回来，他还把钱弄丢了；再假若，你的小孩趁你们不备，从你的钱包里偷了１元钱，你说哪个错误大？
  娇娥立刻判断出丢一百元钱错误更大。然后，她做了一个毋庸置疑的手势，强调说，对，就是丢一百元钱错误大！偷一元钱不算什么嘛。
  说到这里，我看着她毫无余地、斩钉截铁的表情，哑然无语了！我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不应该有的悲凉的无奈，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
  我从来不嫌弃“劳动人民”，我甚至厌恶那种以人的社会地位决定自己的处世姿态的势利之徒。但是，对于娇娥，我一直有一种说不清的心理障碍，使我始终和她是疏远的，一种礼貌的疏远。我敢冒昧地说，人们在成长中后天习来的所有的人文思想与人格的完善，在她身上几近为零，但你又绝对从她身上找不见那种山村里未经雕琢的农妇的纯朴、憨真与良善。
  那段时间，她每天有几个小时在我家里做家务，虽然家里窗明几净，地板光洁可鉴，连揩拭的水迹印痕都没有。可是，一种不对劲的磁场信息始终在我身边缠绕弥漫。
  我用卫生间的时候，她会忽然拉门进来取东西。
  我说，以后最好等我出来，你再进去拿东西。
  娇娥满不在乎地丢一句：没事！
  我说，你觉得没事，可是，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一种文明。
  她不吭声。日后依然故我。
  嫦娥经常让水龙头哗哗流着，去做别的事。她的理论是：你家里不缺钱！
  我说，家里是不缺这点水钱，但这不是钱的问题。水资源是人类的，是大家的，而且是有限的。
  她不理解。日后依然故我。
  嫦娥在自己家里的早餐常常是菜粥就大蒜，她每天浑身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涌入我的家门。
  我说，大蒜是好东西，但是出门上班之前最好不要吃。
  她说，在老家她每顿饭都要吃两头大蒜，习惯了。还强调，城里就是这点不好——凡事都要考虑别人，我自己喜欢吃就是要吃嘛！
  嫦娥有时候说自己有五个孩子，有时候又说是三个孩子。让人弄不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为什么要说这个瞎话。
  ……
  终于，我们借她请假回老家之机，把她给辞掉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劳动人民”或者“劳苦大众”历来是正义善良的化身，我不否认其中有很多是勤劳良善并且是有教养的。但是，倘若娇娥这样的人算是“劳动人民”的话，我就是不喜欢她这样的“劳动人民”。
  娇娥是个成年人，她会做很多我们成年人做不好的活计；然而，对于许多浅显的小学一年级就应该解决的人生最基本的是非观和常识，她不会。可是，她生了那么多的孩子，她的孩子们也正在努力钻国家的空子再多生一些孩子。
  我为娇娥的儿子们、孙子们揪心。
  更为我们偌大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之多这样的儿子们、孙子们忧虑。
  我在想，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娇娥们是否有“权利”生孩子？她的孩子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恶劣的人生的启蒙啊！一个小孩子在一个污浊的人性环境中成长，那么即使他长大成人，出国留洋到最文明的国度，西服革履温文尔雅的表层深处，依然会潜藏着不易察觉的童年的污浊烙印。
  ３．我怎么舍得由外人来说你呢
  （２００６－７－２６）
  连降几日大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的一些街道积水成河，个别地方居然不会游泳的人不敢出门。据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开着自己的车在回家的路上，开着开着，忽然就变成驾驶“私人潜水艇”了。
  我很庆幸自己没赶上“潜水”！
  这天傍晚时分，终于雨过天晴，浓郁的草木汁液夹裹着泥土的清香从窗口涌入房间，久违的艳丽彩虹居然诱人地挂在天边一角。我走出家门，路面上散碎的水洼星星点点，几个孩子高兴地扮演着跳青蛙的游戏。我深深吸了几口气，漫无目的地瞎走起来，权当是感受一下潮湿的“海风”吧，尽管城市的周围根本没有大海。
  走到一条街巷的拐角处，我忽然听到前面不远处传来一声叠一声凄惨的狗叫。我紧走几步转过弯，看到一个壮硕的中年男子，赤裸着上身，正在路边用铁链子抽打一只被拴住的棕色可卡犬。三三两两的围观者在一旁看着。
  我急忙跑过去，看到眼见这个男子的体态如同一个长方形的铁箱子，敦实厚重，肤色黝黑发亮，那双手像一对老虎钳子。而脚下那只可卡犬惊恐地缩成一团。
  打狗的事，我其实常在街头遇到。但是出手如此残暴，令我实在难以忍受。我抑制着对这个壮汉的暴力行为的憎恶，几乎“讨好”般地说，“您别生气。它犯了什么错误啊？请别打它了！”我“讨好”，是为了让他消消气，别再打了。
  壮汉通红着双眼，转向我，他脸颊上坚硬的肌肉以及凶狠的表情，让我心里发颤。“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着，挥起铁链子又是几下。可卡犬发出几声令人心碎的祈求的哀鸣，它眼巴巴望着我，似乎在求我替它说情。
  我强忍满腔愤恨，尽量平静地顺着壮汉说，“它犯什么错误是和我没什么关系。可是，请您别再打它了！”
  壮汉住了手，再一次通红着双眼转向我，“自己的狗，想打就打，我打死它，剁馅吃，就酒喝，你管得着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又是几下子。
  我紧紧攥住自己的手指头，怒火中烧。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就遗憾起自己不是一个男人，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否则我会冲上去，夺过他手中的铁链子，再送给他两记响亮的耳光！
  你一个壮汉子，欺小凌弱，虐待动物，算个什么东西！
  当然，上述言行只是在我的意念中完成。而现实中的我，只能木然地站在那里喘气，无能为力。我忽然闪过一念，拨打１１０。可转瞬之间，又觉自己荒唐。中国哪有动物保护法啊？！
  壮汉似乎累了，狠狠地吐了一口痰，住了手，点上一支烟，嘴里骂骂咧咧，“敢咬我的椅子腿！打断你的腿！”他站在当街，不停地破口大骂。
  那只可卡犬，脖子伸得长长的贴在地面上，用力地朝向我，哀嚎着，大大的黑眼仁紧紧追随着我的眼睛，生怕我走掉。
  我心里有无数的道理和无比的心疼要跟这个男子讲。可是，面对这样一个不可理喻之人，我担心自己会再激怒他，让狗狗继续惨遭毒打。我克制着冲动，最后，我还是一句话没说，忍痛走开了。
  一路上，我情绪激动，神思感愤，默默地想，这只可卡犬落入这样低劣的人手中将是怎样的悲惨命运啊！
  我的脑子里全是这桩事，竟然忘记了路面上坑坑洼洼的污水，它们已经沾满我的双脚。
  我停下脚步，望着脚上的污泥浊水，烦忧交加。忽然，想起龙应台曾说过的一段话：“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小时。如果你撑着伞遛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她的理论是，“发展中国家或许有钱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到一场大雨才能看出真面目。”
  我想，她是从一个城市的“硬件”来观察的。
  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打狗事件，却使我联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倘若从一个城市的“软件”，即从人文的环境来观察的话，我想，也许应该是这样：当你被带到一个陌生而且言语不通的城市，那里高楼林立，霓虹闪烁，金碧辉煌。假若，鳞次栉比的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及琳琅满目的橱窗，这些繁华锦簇的城市外表使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看不出端倪，猜不出这里是哪里的话，那么，你只消走进巷里坊间，留心查看一下细枝末节，如同观察一个人只消观察他的袜子和指甲一样，你要把目光投向这个城市的“鬓角发梢”。倘若你发现，经常在街头可遇打狗踢孩子骂老婆之景观，可遇成年人当街吵骂厮打不休之景观，然后发现“鸡犬之声相闻，邻里广而告之”，那么这里差不多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同时存在着有涵养的文明人与粗俗低劣之人的两极分化，英国的绅士们与他们的山村老妪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的可观。我无意在这里厚此薄彼，以偏概全。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场路遇的打狗事端，这样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忽然让我感慨万般。我想，那些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和宇宙飞船之类，固然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先进程度；但是，那些不易看到的诸如下水道以及公民的普遍教养，更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它一点也不比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面子建设”次要。
  我生于斯，长于斯，思之痛，急之切。这些话，我怎么舍得由外人来说你呢！
  ４．折断的时间（２００６－８－３）
  早年，我曾在多处画册中看到过达利的《记忆的残痕》这幅画，画面上是三只时间完全停滞的柔软扭曲的钟表。记得当时我每次看到这幅画，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矛盾感，至于怎么个矛盾法，我一直没来得及深思与沉淀，匆匆忙忙地就被新的事物所冲刷和覆盖了，就像一朵浪花撞击另一朵浪花，转瞬之间便归复于平静，涌动的暗流便潜藏于深水之下。
  据我对画面的表层理解，我想，达利似乎在倾诉一种对“原始记忆”的闪现和拉回的渴望；倘若再往潜意识深处探寻的话，根据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手表或钟表是一种规律和纪律的象征，那么也可理解为达利对现实秩序以及现实规则的一种破坏的欲求。
  回忆起来，在我反复观看现代派画册、画展的那个时期，也正是我叛逆情绪最为饱满的青春期。那个时候，我对现实说“不”，对约定俗成的观念说“不”，对所有的束缚人精神的条条框框说“不”！按说，以我当时的心理状况，对于达利的《记忆的残痕》描绘出的弯折扭曲的钟表所蕴含的精神指向，是不应该感到别扭的。但是，我就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别扭。
  随着岁月的流逝，更随着我对自己的本质的日渐清晰的理解，我恍然知道了这种内心的冲撞发生在哪里了——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我始终是一个不喜欢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的逆向思维者；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常态下，我又是一个喜欢遵循秩序、规则和纪律的人，这种遵循甚而到达刻板的程度。比如，我喜欢恪守时间的朋友，并要求自己守约守时；我喜欢购物环境是明码标价的场所，不喜欢那种谁有本事谁砍价的浮动标码的游戏规则；习惯日常起居的规律化，不习惯恣意妄为、任性散漫；喜欢社会各种秩序的规范化、法律化，不喜欢见人行事的随意化、人制化……总之，我依赖于有“纪律”的日常状态，而这种“纪律”完全来自于一种自我的意愿和自我的束约。一方面，是喜欢思想意识上的不安分和自由感；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相对的秩序化和规范化。我想，现在回忆起来，早年达利那幅画带给我的内心冲突大致源于此吧。
  其实，秩序和规则从来不是自由的对立面。所有的自由都是仰仗一定的制约而得以实现的。也可以说，没有制约，根本就没有自由！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斯科特·派克，他曾说，“纪律是解决人生难题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有四点：不逞一时之强，承担责任，忠于真相，保持平衡。”青春年少之时，不懂得节制的我们也许会对此嗤之以鼻；时过境迁，当我们拥有了足够的岁月积淀之后，铅锭一般沉甸甸的东西堆在心头，我们便恍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５．本来我以为我不再疼痛（２００６－８－７）
  本来我以为我很冷
  你的更冷，让我
  奔赴了午夜１２点的重逢
  如同奔赴一场诀别的大火
  我是你弱不禁风的孩子
  你瘦骨伶仃的知己红颜
  我是心，你是骨
  亲爱的兄弟你怎能如此轻言
  我吐着带血的字
  世情却是一贫如洗
  你绽放在我盲人般的黑夜
  我怎么舍得转身离去
  我的饥饿不是你手中的粮食，甚至
  我遥远的灯盏不能为你点燃口中的烟
  为什么我们要互致仇人的话语
  为什么我的泪水湿在你的眼浸落你的衣衫
  ６半场人生（２００６－８－１１）
  我的朋友阿瑟有一种感官主义倾向，注重日常起居的感性知觉。平日，我们一帮一伙的朋友聚会，只要有美酒、佳肴、靓女，他定是要出席的；而我，每每总是更关心聚餐中的交谈是否有意思，是否有点质量，至于美味倒居其次。
  阿瑟常常嘲笑我不懂得生活，说一个“品”字胜过所有的交谈。譬如啤酒，那第一口冰凉的麦香进入口腹之中顺流而下的美妙，是任何“精神”无可替代的；譬如葡萄酒，他喝十年以上法国的抑或欧洲某几个国家的，黄酒也得是古越龙山８年以上的才算起点，那种融化在口中的醇厚以及浸润肺腑的四溢芳香，让人品尝到岁月与光阴的无穷曼妙。譬如美食，他偏好日餐的精致与清淡，清淡是一种至高境界，与浓香厚重的大菜带给人的强烈夺人的口感不同，清淡中“素本”的意境是和身体融合为一的。至于俊男靓女，则是视觉神经的妙境，用不着加入交谈这种“形而上”成分。
  对于葡萄酒以及日餐的爱好，我与阿瑟是相投的。但对于感官至上的价值观我始终存有保留，依然认为精神活动的参与是聚餐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前几天，看到严歌苓的一个谈话，大意是，我们的传统是非常注重感官的，面对高度的理性享受不太习惯（譬如读书等）。她还举例说，我们的舌头能分辨各种各样的质感，比如海参的质感和海蜇的质感，那种舌头和牙齿相碰撞产生的一瞬间的感觉，我们有发达的感官来区分。我们整个东方更容易沉溺于感官，而西方人则不能体会吃海参海蜇这种没滋味食物的妙趣。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使我第一次从感官享受与理性享受这个角度看待问题。
  当然，我并不以为这完全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主要还应该算是个体的差异吧。我们中国的哲学向来有“见物思物”、“见物思理”之说，前者也即是阿瑟向往的见鸟说鸟、见花说花、见有形说有形；后者，也即是我向往的见有形思无形之太极，见一物思一物之理，见万物思万物之理，见形下之物，思形上之理。
  我想，这大致就是我和阿瑟们在餐桌上的不同“偏好”。
  也许是我积年的写作习性，也许是多年的读书生活带给我的理性享受的惯性，我的理性享受的神经变得格外发达，甚至超出了我的感官享受。那么，我也在想，这是否意味着我作为一个感官的人的退化呢？而现实中的嘻哈阿瑟，是否早已谙熟一切、了然于怀，在浑然不觉之中已经抵达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更高境界呢？也未可知。
  记得８０年代海子曾写：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样的蕴含精神的“物质”我喜欢，这样的拥有高度的理性参与的“感官”我喜欢。这也是我始终不能完全陶醉于当今的物质主义幸福潮流的重要缘由。
  一场人生亦如一场餐宴。倘若把感官和理性围成一个圆的话，那么太多太多的缺失了“理性享受”的感官主义人生，其实是缺失了一半享受的半场人生。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半场人生正在上演，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努力摈弃与文化相关的理性享受，轻装前进，奔向“钱”方。一个不读书的、日渐丧失理性享受的民族，将是丧失个人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民族，将是一个愚昧浅薄的民族，这早晚成为我们国民素质的最重要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