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之时
  从外表看来，我的生命是平平无奇，极为寻常，而极无兴趣的。我生下来是一个男儿——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学卒业后，我即转入中学，中学完了，复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英文教师。其后我结婚，复渡美赴哈佛大学读书一年（1919-1920），继而到德国，在殷内和莱比锡两大学研究。回国后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授职，为期三年（1923-1926）。教鞭执厌了，我到武汉投入国民政府服务，那是受了陈友仁的感动。及至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由个人的需要。自此以后，我便完全托身于著作事业。人世间再没有比这事业更为乏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学校革除，不与警察发生纠纷，只是有过一度恋爱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健康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会走错的。在童时我的居处靠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致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在我的脑中。它们令我看见文明生活、文艺生活，和学院生活中的种种骗子而发笑。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与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之势利互相比较，至足令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没有其他影响，至少曾令我远离政治，这已经是其功不小了。当我去年夏天住在庐山之巅时，辄从幻想中看见山下两只小动物，大如蚂蚁和臭虫，互相仇恨，互相倾陷，各出奇谋毒计以争“为国服务”的机会，心中乐不可支。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能够向着社会上一般士绅阶级之孤立无助、依赖成性和不诚不实而微笑，也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够窃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学院讨论之笨拙，都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觉我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的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
  一个小孩子需要家庭的爱情，而我有的是很多很多。我本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也许正因这缘故，我父母十分疼爱我。我深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兄弟的爱和姐妹的爱。生平有一小事，其印象常镂刻在我的记忆中者，就是我已故的二姐之出阁。她比我长五岁，故当我十三岁正在中学念书时，她年约十八岁，美艳如桃，快乐似雀。她和我常好联合串编故事——其实是合作一部小说——且编且讲给母亲听。这部小说是叙述外国一对爱人的故事，被敌人谋害而为法国巴黎的侦探所追捕。——这是她从读林纾所译的小仲马的名著而得的资料。那时她快要嫁给一个乡绅，那是大违她的私愿的，因为她甚想入大学读书，而吾父以儿子过多，故其大愿莫偿也。姐夫之家是在西溪岸边一个村庄内，恰在我赴厦门上学之中途。我每由本村到厦门上学，必须在江中行船三日，沿途风景如画，满具诗意。如今有汽船行驶，只需三小时。但是我从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丰富的所有物。那时我们全家到新郎的村庄，由此我直径学校。我们是贫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给我四毛钱，含泪而微笑对我说：“我们很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去好好地用功念书，因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个女儿，不能进大学去。你从学校回家时，来这里看我吧。”不幸她结婚后约十个月便去世了。
  那是我童年时所流的眼泪。那些极乐和深忧的时光，或只是欣赏良辰美景之片刻欢娱，都是永远镂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以为我的心思是倾于哲学方面的，即自小孩子时已是如此。在十岁以前，为上帝和永生的问题，我已斤斤辩论了。当我祈祷之时，我常常想象上帝必在我的顶上逼近头发，即如其远在天上一般，盖以人言上帝无所不在故也。当然的，觉得上帝就在顶上令我发生一种不可说出的情感。在很早的时候我便会试探上帝了，因为那时我囊中无多钱，每星期只得铜元一枚，用以买一个芝麻饼外，还剩下铜钱四文以买四件糖果。可是我生来便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的东西最能给我以无上的快乐——不过那时所谓最好味道的东西只是在馆中所卖的一碗素面而已，而我渴想得到银一角。我在鼓浪屿海边且行且默祷上帝，祈求赐的以所求，而令我在路上拾得一只角子。祷告之时，我紧闭双目，然后睁开。一而再，再而三，我都失望了。在很幼稚之时，我也自问何故要在吃饭之前祷告上帝。我的结论：我应该感谢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颁赐所食，因为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饭不是由自天赐，而却是由农夫额上的汗水而来的；但是我却会拿人民在太平盛世感谢皇帝圣恩来作比方（那时仍在清朝），于是我的宗教问题也便解决了。按我理性思索的结果：皇帝不曾直接赐给我那碗饭的，可是因为他统治全国，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丰衣足食。由此观之，我有饭吃也当感谢上帝了。
  童年，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结果常令我自觉地和故意地一心想念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时光还是活现脑中，依稀如旧的。记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坂仔（宝鼎）至漳州。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村落农家。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毡子，竹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宛如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着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地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时，我愿以摄影快镜拍照永留记忆中，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一幅天然图画之中，年方十二三岁，对着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将来在年长之时回忆此时，岂不充满美感么？”
  尚有一个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厦门寻源书院（教会办的中学）最后的一夕。是日早晨举行毕业典礼，其时美国领事安立德（JuleanArnold）到院演说。那是我在该书院最后的一天了。我在卧室窗门上坐着，凭眺运动场。翌晨，学校休业，而我们均须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静心沉思，自知那是我在该书院四年生活之完结日；我坐在那里静心冥想足有半点钟工夫，故意留此印象在脑中以为将来的记忆。
  我父亲是一个牧师，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不能详述我的童年生活，但是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那是稍为超出寻常的，因为我们在弟兄中也不准吵嘴。后来，我要尽力脱去那一副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以去其痴形傻气。我们家里有一眼井，屋后有一个菜园，每天早晨八时，父亲必摇铃召集儿女们于此，各人派定古诗诵读，父亲自为教师。不像富家的孩子，我们各人都分配一份家庭劳作。我的两位姊姊都要做饭和洗衣，弟兄们则要扫地和清除房屋。每日下午，当姊姊们由屋后空地拿进来洗净晾干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时，我们便出去从井中汲水，倾在一小沟而流到菜园小地中，借以灌溉菜蔬。否则我们孩子们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远望日落奇景，而互讲神鬼故事。那里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面环绕，故其地名为“东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想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出此四面皆山的深谷中呢。北部的山巅上当中裂开，传说有一仙人曾踏过此山，而其大趾却误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常在我幻想中。
  对人生的态度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要表现中国人的观点，因为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我只想表现一种为中国最优越最睿智的哲人们所知道，并且在他们的民间智慧和文学里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在与现代不同的时代里发展出来的，从闲适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闲适哲学。可是，我终究觉得这种人生观根本是真实的；我们的心性既然是相同的，那么在一个国家里感动人心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一切的人类。我得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用他们的常识，他们的现实主义，与他们的诗的情绪所估定的一种人生观。我打算显示一些异教徒的世界之美，一个民族所看到的人生的悲哀、美丽、恐怖和喜剧；这一个民族对于我们生命的有限发生强烈的感觉，然而不知何故却保持着一点人生庄严之感。
  中国哲学家是一个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把他的玩世主义和慈和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由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的，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生气蓬勃，因而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放进了梦意的人。他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
  因为在研究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以后，我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终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筑在明慧的悟性上的达观的人。这种达观产生了宽怀，使人能够带着宽容的嘲讽度其一生，逃开功名利禄的诱惑，而且终于使他接受命运给他的一切东西。这种达观也使他产生了自由的意识，放浪的爱好，与他的傲骨和淡漠的态度。一个人只有具着这种自由的意识和淡漠的态度，结果才能深切地热烈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我不必说我的哲学在西洋人的眼中是否正确。我们要了解西洋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洋人的眼光，用他自己的气质，他的物质观念，和他自己的脑筋去观察它。美国人能忍受许多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而中国人也能忍受许多美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这一点我并不怀疑。我们大家生下来就不一样，这也是好的。然而这也不过是比较的说法。我很相信在美国生活的匆忙中，人们有一种愿望，有一种神圣的欲望，想躺在一片草地上，在美丽的高树下什么事也不做地享受一个悠闲自适的下午。象“醒转来生活吧”（Wakeupandlive）这种普遍的呼声的存在，在我看来很足证明美国有一部分的人宁愿在梦中虚度光阴，可是美国人终究还不至于那样糟糕。问题只在他想多享受或少享受这种闲适的生活，以及他要怎样安排使这种生活实现而已。也许美国人只是在这个人人都在做事的世界上，对于“闲荡”一词感到惭愧；可是不知何故，正如我确切地知道他也是动物一样，我确切地知道他有时也喜欢松一下筋肉，在沙滩上伸伸懒腰，或者静静地躺着，把一条腿舒舒服服地踡起来，一条手臂垫在头下做枕头。他如果这样，便跟颜回相差无几了；颜回有的正是这种美德，孔子在众弟子中，最佩服的也就是他。我只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对这件事能够诚实；他喜欢这件事的时候，便向全世界宣称他喜欢这件事；当他闲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时，他的灵魂才会喊道：“人生真美丽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中国整个民族的思想所理解的一种哲学和生活艺术。我以为不论在好的或坏的意义上，世界没有一样和它相象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所产生的一种完全新的人生看法。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它的思想的产物，这句话是毫无疑义的。中国的民族思想在种族上和西方文化那么不同，在历史上又与西方文化隔离着；因此，我们在这种地方，自然会找到一些对人生问题的新的答案，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对人生问题的新的探讨方法，或者，还要好些，找到一些对人生问题的新的论据。
  我们知道那种思想的一些美德和缺点，这至少可以由过去的历史看出来。它有光荣灿烂的艺术，和卑不足道的科学，有伟大的常识和幼稚的逻辑，有精致的，女性的，关于人生的闲谈，而没有学者风味的哲学。一般人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实用而精明的思想，一些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也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一种极灵敏的思想；更少数的人则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也是一种极有诗意和哲理的思想。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善于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这句话是比中国有一种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的说法更有意义的。一个民族有几个哲学家没有什么稀奇，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就真是非常的事了。无论如何，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有哲理眼光，而比较没有效率的，如果不是这样，没有一个民族能经过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压而继续生存的。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是会毁灭任何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稀罕了，所以我们崇拜他们；每一个具有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句话。我所要说明的便是这一点。是的，中国人有一种轻逸的，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我的图书室
  我在《人间世》杂志，曾登载过姚颖女士一篇布置书房的文章，凑巧与我的见解相同。如果我也发表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或是曾经遇见过她，那我一定会诬她有抄袭我的见解的嫌疑。因此我在她的文章末尾，写了一篇长论——表明她的理解如何近似我的理论。兹将她的原文略述如下：
  大学公共图书馆采用分类制，用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把图书分编成类，固然是好的。但是一个贫穷的学者图书不够，又蹇居于京沪的一个狭里之中，显然是不能如此做法。一个里舍之中，寻常只有一间餐室，一间客厅，两间睡房，如果很幸运，也许会有一间书房。此外，他的图书普通都依个人的喜好而来，收集的不会普遍完全。这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我的方法是自然的方法。比如，当我坐在书桌前边收到一本寄来的书，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如果在阅读时有客来访，我就把书带到客厅，去和来客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客人告别以后，如果我把书遗忘在客厅，我就让它摆在那里。有时话谈得开心，我还不感倦意，只是想休息一会，我就把它带到楼上，在床上阅读。如果读得兴趣浓厚，我就继续读了下去，如果兴趣降低，就把它用作枕头而睡，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我甚而不能说，哪一处是我喜欢放书的地方。
  这种办法的必然结果，自然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食器橱中，厕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这样不能一览无遗，是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所不及的。
  这种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不规则的美丽。各种精装本、平装本、中文、英文、大而厚重的本子、轻的美术复制本——一些是中古英雄骑士的图片，一些是现代裸体艺术照片，全都杂在一起，一望就可以看出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第二，兴趣的广泛不同。一本哲学书籍，也许和一本科学书籍并立在一起，一本滑稽的书籍，也许和一本《道德经》比肩而立。他们混成一片，俨若各持己见地在争辩着。第三，用之便当。如果一个人把书全部摆在书室，他在客厅中便无书可读。我用这种方法，就是在厕所也能增长知识。
  我只要说这仅是我个人的方法。我不求别人赞成，也不希望他们来效法我。我写这篇文章的缘故，是因为看我的客人见我的生活如此，常是摇头叹息。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称赞的叹息，还是反对的叹息……但是我从不去理会的。
  上边的这一篇文章，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式的小品文（familiaressay）。它有中国古文的轻松气派，以及现代论文的不拘泥之风度。下边是我写的后论：
  当我收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说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时候，我很惊异地发现了我自己放书的理论，已被一个别的人同时发现了。我如何能不就此发挥几句呢？我知道阅读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业化的事情。收集书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娱乐，但是自从暴发户出现以后，现在的情况也随之惨变。这些人藏着各个作家的整套书籍，装潢美丽整齐，摆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们的朋友面前炫耀。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书架的时候，里边从来没有一点空隙或书本的误排，这表明他们从来不去动那些书籍。其中也没有书皮扯下来的书籍，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然掉下来的烟灰，没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的记号，没有枫树的叶子在书中夹着。而所有的只是没有割开的连页。
  所以，收集书籍的方法似乎也变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谢写过一篇《旧砚台论》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现在姚女士则引申到收集图书的事。可见如果你只要说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会没有与你同感的人。王云五之方法利用于公共图书馆中很好，但是公共图书馆与一个穷学者的书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不同的原则，就如《浮生六记》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这位作者所发表的意见，是关于一个穷士的房舍花园应当怎样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书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这个原则，你可以把一个穷士的书房，改变成宛如未经开发的大陆。
  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个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居友（Guyau）的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如果架子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种书籍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装订得也不相同。我从来不去买《四部备要》或《四部丛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买一部书的特点，一方面由书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由购买时的情形不同而来。书买来以后，把它们不分类自然地摆在架上。当你要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时候，你会翻来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处。在你找到以后，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只是拿它下来到手。这时你已经香汗盈盈，好像一个得意的猎人一样。也许当你已发现它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时，却发现它已不翼而飞。你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会把它借给某人，于是长叹一声，好像一个小学生看见一只几乎被他捉着的鸟，忽然又腾空飞去了。这样一来，你的图书室常有一种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气存在，简而言之，你的图书室将会有女人的隐约的美丽，以及伟大城市的玄妙莫测。
  几年以前，我在清华大学有个同事，他有一个“图书室”，其中只有一箱子半的书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类编成，用的是美国图书协会的分类制度。当我问他一本经济历史的书的时候，他很自傲地立时回答说书号是“580.73A”。他有美国式的办事效率，很是自以为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留学生，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称颂他。
  著作和读书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肚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那时并无什么技巧和细心。我完全归罪于北洋军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情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学中一种很寻常的现象吧——即是在十分危险当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辩。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发现祖国之经过也许可咏成一篇古风，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兴趣多于别人吧。我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我自己要选择一个，或为旧者，或为新者，由两足所穿的鞋子以至头顶所戴的帽子。现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着皮鞋。至最近，我始行决定旧式的中国小帽是比洋帽较合逻辑和较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总觉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选择我的哲学，一如决定戴那种帽子一样。我曾作了一副对联：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偶尔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HenryFord，美国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克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这样发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片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独可以夜以继日，日复继夜，还可以永不停息，没有人知道最后输赢。
  在这里可以略说我读书的习惯。我不喜欢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学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级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之源头，如孔子、老子、庄子、柏拉图等等是也。我所爱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BaronessCrczsy，EdgarWallace和一般价极低廉的小书，而尤好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大多数的著书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窃抄袭而来，可是他们剽窃抄袭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词句间失了生气和强力，而思想上也因经过剽窃抄袭的程序而失却真实性。因此，欲求直接的灵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渊源处去追寻了。为此特别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经》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对我均为同等。
  我读一个人的作品，绝不因有尽责的感觉，我只是读心悦诚服的东西。他们吸引我的力量在于他们的作风，或相近的观念。我读书极少，不过我相信我读一本书得益比别人读十本的为多，如果那特别的著者与我有相近的观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潜生根蒂于我心内了。我相信强逼人读无论哪一本书是没用的。人人必须自寻其相近的灵魂，然后其作品乃能成为生活的。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发展个人的著者。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如Sinte-Beuve之所谓“人心的家庭”，即是“灵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了解，比同时同市的人为多些。一个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己的。
  我办《论语》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哼唷哼唷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炼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崇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子服装，亦只认为审美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伦理世道什么夷夏问题。西人看见日食，也只当做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乱的灾难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性所返，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头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人心，有何益于中国文化？这不是桐城妖孽还在作崇是什么？因此一招，写作的人，也无意中受此辈之压迫，拿起笔来，必以讽世自命，于是纯粹的幽默乃为热烈甚至酸腐的讽刺所笼罩下去。
  办幽默刊物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办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原来在国外各种正经大刊物之内，仍容得下几种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国，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须“风行一时”，人人效颦。由于誉幽默者以世道誉之，毁幽默者，亦以世道毁之，这正如一个乳臭未干专攻文学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国被人捧为文学专家一样的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只因生性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乱谈，此种文章既无处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去。充其量，也不过在国中已有各种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种不甚严肃之小刊物，调剂调剂空气而已。原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尝强普天下人皆写幽默文。现在批评起来，又是什么我在救中国或亡中国了。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入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吗？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为我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名流学者，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崇，脱不下名流学者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谈》（《申报》副刊）劝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径，勿以大海内于牛迹，勿以日光等于萤火”。应先提倡西洋文化后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哼唷哼唷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见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帘花影，每每动人，想起美国有自动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无人“提倡”“介绍”，也颇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气的批评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国”罪名，则幸甚矣。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嬉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会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沉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沉寂中哼唧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洪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两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不但不禁止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之妖装艳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止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得厉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哼唷哼唷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篇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得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