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不得不去的饭局：秘书能做的领导的主？
  郑小光又要从省城来阳城请客。电话直接打给黄一平，语气依然亲热且不乏客气，却又隐隐含有某种没有商量或者是吩咐的成分。刚开始，黄一平并不太习惯一个不是领导的人这样对自己说话，可是几年交往下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好的，你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黄一平虽然不像对待冯市长那样恭敬，却也算是相当客气。
  冯市长的朋友、客人里，郑小光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放下电话，黄一平赶紧联系阳城大酒店，果然晚上的包厢非常紧张，已经没有空的了。
  “是冯市长的客人，从省里过来。”黄一平无奈，只好搬出身后的大菩萨，这才调剂出一间。
  可是那边大堂经理也不是很买账，放下电话前还不忘嘟囔一句：“每次都这样！以后订餐得提前一些。”
  黄一平也生气，心想，都是那个大来大去的郑小光弄的这种破事！
  在如今宴席泛滥的年代，按照一般请客的规矩，哪怕就是邀请机关里的一般办事员吃饭，也应当履行提前预约程序，确定客人有时间了，才把饭店定下来，然后再一一通知到客人，某日几时几分在某某饭店某某厅恭候大驾。可是郑小光倒好，他来阳城请客，从来就不遵守这种规矩，十之八九是忽然想起要在阳城请一次客，而且请的还都是副局长一类的实权人物。请客之前也不先打招呼，等到汽车上了省城至阳城的高速路，才给黄一平打电话，通知说要约几个人聚聚，还特别交待一句：某某非来不可，告诉某某不要迟到。黄一平放了电话一看时间，往往离吃饭时间也就三两个小时了。于是，赶紧丢开手头的所有事项，约请客人，联系饭店，紧赶慢赶才不误事。郑小光的客人，主要是建、交、规、土、房等几个局的头头，都与他的公司业务有关。请客的标准因客人身份和请客动机，分成两种档次：一般的标准，通常放在华侨宾馆，每客二百元左右，喝茅台五浪液一类的国酒；好一些的哩，就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五百元甚至一千、二千元一客，喝的是欧洲或美国洋酒。如此急就章式的请客风格，会不会出现客人没空或找借口不来的现象呢？放心吧，基本上不太可能，至少黄一平帮郑小光请了那么多次客，还很少出现过。原因很简单：郑小光要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那些人又都是冯市长分管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人都知道郑小光和冯市长的关系，岂肯不来？再加上，每次都由黄一平出面邀请，而在那些被请的官员眼里，秘书往往就是市长的传声筒，冯市长请你吃饭，敢不快来！在阳城，不要说你还在冯市长直接分管、领导之下，就算不是，也没人会傻到拒绝这样一位当红权势人物的宴请。要知道，这个城市里，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在绞尽脑汁创造机会，希望有机会与冯市长碰上一杯哩。
  郑小光这次要请的人，无非还是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几个，另外还有城建上的一个什么监理，还有交通上的一个财务总监，郑小光也说不清他们的名字，只说让马、何二位局长顺便带来即可。听那口气，就如同那监理、总监只是局长裤腰上的一把钥匙，不过顺手牵羊的事情。
  依照郑小光的意思，地点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每人二千元标准，点名要喝一种新上市的XO，说是马、何二位局长喜欢那种口味。
  饭店定下来了，再把电话打到马大富、何忠来的手机上，全都欣然答应。马大富原本还有其它应酬，一听郑小光要来，马上就答应推掉。何忠来在满口答应的同时，照例问冯市长是否参加，听说市长不参加，却又连声说了几声“好”，不知他到底是希望市长参加，还是盼着市长不来。
  一切安排妥当了，黄一平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简要报告了晚上郑小光安排的活动。
  正在看文件的冯市长，埋着头听黄一平如此这般一番叙说，未置可否，只是面无表情地轻轻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稍顷，见黄一平还立在面前，似乎这才愣过神，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小光呀，好吧，你们忙你们的吧。”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文件。
  回到办公室，黄一平还是有些纳闷：冯市长对郑小光频频来阳城，好象是知情的，又好象有些茫然；似乎是欢迎的，但又似乎有些无奈。刚才冯市长最后那句话很奇怪，你们忙你们的吧，就好象郑小光来请客，不是依托你冯市长的面子和名义，而是和我黄一平有什么私交，是两个小朋友之间的某种游戏之类。
  纳闷归纳闷，黄一平还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提前来到酒店，确定了菜单和烟酒，甚至提前在单子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然后坐到包厢里，要了杯茶，趁吃饭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正好借机歇息一下。
  不一会儿，却有叮叮咚咚的敲门声，随之进来的是长相漂亮的酒店前台经理。彼此都是熟人，经理也不多加寒喧，坐下便问：“黄大秘书，酒店新进了一批上好龙井，是人家产地老板专供中南海的特级品，要不要给你弄点？”
  黄一平笑笑说：“不要了，你那专供的特级品肯定价格不便宜，我一个小公务员哪里喝得起哟。”
  经理也笑，说：“这有什么喝不起的呀，一斤茶才两千五百元，还抵不上半桌饭哩。前几天，丁市长秘书小吉在这里招待客人，不也带了二斤走了。”
  黄一平并不接小吉那个话头，而是指着杯子里的茶，自我调侃说：“就这种十块钱一杯的茶，我也只敢偶尔尝个鲜哩。”
  经理看看话不投机，便不再多说什么，讪讪地退了出去。
  其实，黄一平知道这位前台女经理刚才的来意。这家由政府招待所改建的阳城大酒店，名义上仍是政府主管，其实早就搞了承包经营，而且很多项目诸如餐饮、客房、桑拿、歌厅等等部门，都分包给了各个部门的经理，刚才来的前台经理承包了商务中心，烟、酒、茶、礼品都归她承包。能在阳城大酒店担任部门经理以上的人，大多是市委洪书记、丁市长之类市里要员的关系人，有的甚至背倚着更上一级某位权势领导，承包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提高服务水平，而是让这些关系人能够名正言顺地多捞点好处。据说，这个前台经理还做在客房服务员的时候，就先后同洪、丁二位领导上过床，是横跨委、府两边的红人。她那个所谓的高档茶叶，标价二千五百元一斤，实际最多一半价钱都不到，而这些茶叶之所以能推销出去，况且销路还很好，就是因为有政府机关在这里公款签单，说白了，茶叶落了签单人腰包，费用则打到饭费里公款报销。
  刚才前台经理盯着黄一平跟进来，自然也是看中了他手里的签单权。别看黄一平这样的秘书，平常跟在市长后边屁颠颠的，好象没有什么实权，其实却是各大饭店、宾馆、娱乐场所竞相追逐、逢迎的对象。按照规定，冯开岭这种级别的领导，无论接待什么样的客人，吃、喝、行、玩直到礼品都可以由财政公款支出，而且不拘档次、不限数额、不挑地点，消费完了只要签个字，到时候店家把单子直接拿到机关事务局领钱就是。照理，领导招待的客人，也只有领导才有签字报销的权力。可事实上，但凡有签字权的领导，一般都不会在消费单上亲自签字。一方面，这边陪着客人酒足饭饱谈笑风生，那边服务生把消费账单递上来签字，应是大煞风景的事情；另一方面，现在审计之风盛行，什么离任审计、晋升审计、年度例行审计等等，哪个领导愿意因为吃饭、娱乐、礼品这样的事挨上审计这个麻烦？因此，签字大权往往就毫无疑问地转让给了秘书。
  黄一平就经常有这种机会。比如今天帮郑小光请客，名目是省里来客，主人是冯市长，最终消费单子上却签着黄一平的大名。这种签单权，在很多秘书来说又成了一种特权，时常有人用来为自己谋些私利。黄一平知道，那个丁市长的秘书小吉，就很会利用这种签单权，经常从一些饭店、宾馆往家拿烟拿酒拿礼品，据说有时连厨房里的螃蟹王八也朝家拎。这样的现象，在秘书圈子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或者也勉强可算是一种潜规则，可黄一平就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他觉得，同是市长秘书，自己和小吉那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想因为贪图一点蝇头小利，失去了作为领导秘书的尊严，辜负了冯市长对自己的信任。
  这，也许又是对冯市长那个“不俗”评价的一种注解吧。
  16．神秘关系：不该知道的秘密
  一杯茶才喝到一半，郑小光又来电话，说是还要再追加一个城建局的总工，而且他已经直接同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说好，由他负责把人带来。
  郑小光的口气依然客气，但这种先斩后奏式的通知，还是让黄一平感觉很不舒服。而且，郑小光似乎暗中一直与马大富、何忠来们保持着热线联系，打电话给他这个秘书，只不过是让他出面买单而已。
  花的是公家的钱，用的是冯市长的名义，需要黄一平做的仅仅只是打几只电话、签个名，原本也不值得有太多的想法。问题是，冯市长本人平时在这方面向来比较低调，除非公务活动，私人方面的来客接待一般不会放在阳城大酒店这样显眼的地方，即使放也控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规格。可是这个郑小光，嘴一张就要花费阳城财政几万块钱，口气显得那样轻松。偏偏冯市长对郑小光又这样宽容，甚至到了放任放纵的程度。
  这样一想，黄一平心里就有些不得平衡。
  那么，这个郑小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和冯市长又是什么关系呢？跟随冯市长快五年了，这是黄一平一直无法猜透的一个谜。然而，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素养的“不俗”秘书，他又时刻牢记着那句秘书行业人所共知的格言：不要好奇心太重，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自从跟随冯市长做秘书，黄一平就认识郑小光了。那时，冯市长还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
  记得第一次见面，冯开岭特地把郑小光领到黄一平面前，介绍说：“这是我在省城最好的朋友，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以后他来阳城，万一我没空或不在，你全权负责接待安排，就当是我在的时候一样。”
  黄一平感觉冯开岭不是在开玩笑，也没有那种场面上的虚情假意，就很认真地回答说：“你放心，我会比你在的时候还要热情接待。”
  那时候，郑小光经常会专程从省城赶来看望冯开岭，两个人见了面不是握手，而是拥抱。郑小光称呼冯开岭冯哥，不是用的那种江湖口气，也毫无巴结、谄媚的味道，完全是那种亲密无间随意自然的感觉。冯开岭对郑小光也是一口一个小光地叫着，透着大哥哥般的亲热。这期间，冯市长又多次嘱咐过黄一平，对这个郑小光一定要好好接待，不可怠慢。事实上，此后几年来郑小光频繁光顾阳城，黄一平对他都做到了无微不至。
  早先，郑小光好象是在一个什么贸易公司做副总，到阳城来似乎也只是随便转转，最多和冯市长一起吃吃饭打打牌。其间，郑小光偶尔也会提到自己的工作，抱怨说公司业务不好做，在别人手下打工不容易，言外之意大家当然都听得出来。可那时冯市长分管的是农业口，排名又落后，就不怎么接他话茬儿，最多安慰说：“不要急，慢慢来嘛。”等到冯开岭升了常务，大概也就半年之后吧，郑小光在阳城出现时，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叫作“光蓉建工”公司的总裁，说话行事也显出了一副老板的派头。此后，郑总裁光临阳城，不再是探亲访友性质，而是开始在阳城接工程、做项目，更多是业务上的往来了。
  平时，冯市长和黄一平谈心的机会很多，话题非常广泛，官场上一些敏感、机密的东西也时有涉及，偶尔还包括他和朱洁的家庭事务。可是，有关这个郑小光的情况，却从来也没深谈过。私下里，冯开岭曾经含糊其辞说过，郑小光是省里一个老领导的亲戚，得罪不起。言下之意，对郑小光热情一些，无非碍于某种情面，属于工作需要性质。至于郑小光背后是哪位领导，什么亲戚关系，则语焉不详。但从几年间两人交往的情况看，似乎确实背景不简单。冯开岭对郑小光的态度，一直令黄一平感觉捉摸不定。刚开始那两年，郑小光还没自己开公司，冯开岭对他的态度表现热情，那种热情不是虚假应付，而是真实坦诚，直接体现在言行举止上。那时，不论多忙，只要郑小光来了，冯市长总会尽量抽空陪吃陪玩陪说话。两人之间的对话交谈，也往往都是家常式的，非常亲切与随便。冯开岭会经常聊起郑小光家里一些人的情况，对郑家的事情表现得很热心，也知道得很详细，包括他们的年龄、生日、喜好等等，甚至连家里养的猫猫狗狗也都能叫上名字。如果这时黄一平恰好也在旁边，冯开岭就停下来专门解释一下：“前些年我孤身一人在省城工作时，没少到小光家蹭饭。”郑小光也附和说：“冯哥在我们家，比我这个儿子还受欢迎哩。”当然，他们之间也时常会有些比较隐晦的对话，比如，冯市长突然没头没尾地问：“这两天又怎么了？”郑小光会很自然地接腔道：“可能单位的事情烦，心情不太好吧。”或者郑小光主动说：“那个事情处理好了，让我当面谢谢你哩。”冯开岭马上会说：“哦，好的。”诸如此类的对话，如果不是相互在心理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那一定是有意要避开什么。每当遇到这样的场合，黄一平通常会知趣地主动退出，让他们能够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无遮无拦地说出来。
  等到郑小光自己办了“光蓉建工”，又陆续在阳城做了工程，冯开岭突然就对他疏远了。这种疏远，很明显，却也有点刻意。由于业务上的关系，郑小光来阳城的机会更多、频率更高了，可冯开岭却基本上不再陪他吃饭、娱乐，甚至连见面、说话也很少了。冯开岭曾经当着黄一平的面，很严肃地交待郑小光：“在阳城做任何事情，都不得打我的旗号，用我的名义！”可屁股一转，又悄悄嘱咐黄一平：“小光以后有事直接找你，该办的还是要办。”那么，什么事情该办，什么事情不该办呢？黄一平听了有些懵，却又不便多问，只好慢慢在实践中体会。一段时间体会下来，他感觉冯市长对郑小光的态度，本质上并没什么改变，只是外冷内热而已。期间，郑小光让办的一些事，包括请客吃饭、介绍认识有关单位负责人等，黄一平做过之后都及时向冯市长汇报过，甚至对于郑小光在外边公然打着他旗号的事，也含蓄地说过一两次，可冯市长每次都只是点点头，说：“哦，知道了。”或者摇头叹息一声：“唉，这个小光。”却从来没有交待黄一平，要制止郑小光的行为，或者对郑小光的接待、帮助要降低规格。
  大概是一年前，有一件事让黄一平更加感觉奇怪。那天夜里，郑小光突然又来阳城，黄一平安排他在阳城大酒店住下，早晨上班的路上顺便报告了冯市长。没想到，冯市长当即脸一沉，以少有的火气吼道：“原来他在阳城！走，上酒店！”到了酒店，冯开岭差不多一脚踢开房门，把郑小光堵在被窝里，一顿痛骂。当时，虽然好些话都说得掐头去尾，但黄一平还是听明白了，原来郑小光正在闹离婚，一直瞒着家里年迈体弱的父母，半夜来阳城是因为和老婆吵了架，赌气出走。听冯市长口气，一定是连夜就知道了郑小光从家里出走的情况，那么这个通报情况的人，是郑小光的什么人呢？
  17．朋友圈子：朋友=利益+感情
  不像有的官员喜欢滥交朋友，甚至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之徒，冯开岭交友相当小心谨慎，因此朋友圈显得比较窄，。
  “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分成几类：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人生某个时段或点面上有过交叉的同学、同事、同行者，有利益关系的生意伙伴、竞争对手、同盟者，只有纯粹感情、毫无利益关系的朋友。亲人由上天安排，甚至前世注定，你无权选择；同学同事之间，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去留随意；利益关系人相当于做买卖，要么尔虞我诈，要么互惠双赢，交易结束即可拜拜．．．．．．朋友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也不是随便可以定义的。很多人喜欢把朋友一词挂在嘴上，遇到一个人说上两句话，感觉投机投缘了，马上便搂肩搭背，相互称之为朋友。其实呢，过去不到几分钟，又因为某件事说不到一起，或者缘于某种利益上的不一致，马上就翻脸了，相互恶言相加再不相往来。因此，真正的朋友，不受利益的支配、尘俗的袭扰，经得住风狂雨骤、抗得了惊涛骇浪；真正的友情，如水又如酒，似雨里一把伞、雪中一盆炭，无需过多表达，不必刻意标识。一言以敝之，朋友是心知、神交，是阴阳相补、刚柔相济，更是红花绿叶、珠联璧合．．．．．．正因为此，才有鲁迅先生的感叹——人生得一知己中矣，斯世当同怀视之。”
  ——这段文字，摘自冯开岭十几年前发表在阳城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朋友》，在他所写的随笔一类文体中，算是比较得意的一篇。黄一平跟他之后，马上就把这篇文章找来剪下，压在办公室台板下边，意在有空时反复学习、揣摩。他希望通过这类文章，熟悉冯市长的为人，也熟悉其朋友圈子。
  跟了几年下来，黄一平渐渐发现，能够成为冯市长朋友者，确乎很难也很少。平常，冯开岭以为人谦虚、随和而著称，可往往就是这种外观谦逊的领导，内心里却城府很深，绝非一般人所能走进甚至近亲。在他周围，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千方百计同他接近，希望与他密切关系、联络感情、成为知己，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微乎其微。阳城官场这块，他对洪书记、丁市长是尊敬的，对人大、政协的主任、主席们也很尊重，与常委、政府班子里的同僚相处得客气而友好，即使对分管部门的那些主任、局长、处长们，严格归严格，认真归认真，相互之间也是多有和气，少见那种颐指气使或张狂霸道。这种种表现，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有修养、懂人情世故的官员，在省、市机关多年工作的种种经验教训，不允许他因为某些枝枝节节而因小失大。谨慎、低调的结果，是大家对他评价不错，他在机关的口碑一向很好。可是，要说他和哪些官员关系特别密切，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知己，恐怕还真找不出来。何况，同在一处为官，相互难免分处不同山头、圈子，摆不脱直接或间接上的利益关系，自然更不在冯开岭理想中的朋友范畴。
  就黄一平日常观察所知，冯开岭一般也很少拉扯同学、故旧、乡谊之类的关系。中学、大学同学也好，师专里的老同事也罢，哪怕是老家来的乡里乡亲，有事相求尽量照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多陪点时间招待一顿，绝少坐下来慢慢叙旧忆往走那种过场。比较而言，关系相对密切些的，还就只有邝明达、年处长、杨副秘书长几个人。前边说过，邝明达与冯开岭曾在师专有过短期近距离相处，及至后来十几年的交往中，相互间渐渐形成了某种彼此佩服、欣赏、利用的特殊关系。据说，过去两人之间多有深度交谈，私下接触相当频繁，共同语言不少。真到冯开岭担任常务副市长了，黄一平感觉他们之间好象倒没有多少话说了，除了经常一起吃饭喝酒，所聊话题也无非家长里短，官场人事一律刻意避开。不过，冯市长的很多重要事务，特别是私密性很强的那类，邝明达也往往是黄一平之外的不二人选。就此而论，他们勉强算是大半个朋友吧。省委组织部的年处长，是所有职务、级别相当的官员中，特别为冯开岭看重、敬重的一位。个中原因，除了年处长所处的地位特殊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常见的组织部官员，多数是那种整天神秘兮兮，屁大点事都要上升为国家机密，生怕透露一点内部消息就要丢乌纱甚至掉脑袋。而年处长哩，上午省委常委会上的精神，下午就几乎一字不拉通报给了冯市长。像他这样能够倾心助人的组织部官员，时下也不太多见了。此为其一。其二，年处长话语不多，洞察力却非同一般，他对某些官员的观察与预测，不仅非常准确，而且相当超前。据说，他在省里努力交好的要员，起初都是一些位低权轻者，可三两年一过，这些人马上就位居要津。冯开岭特别欣赏他这种超前眼光。因此，要说朋友，年处长当算一个。还有那个杨副秘书长，不说当初省城那一份情谊，单就那天晚上面授机宜一节，也应归入朋友范畴。
  黄一平是个懂规矩的人，没有冯市长的允许或授意，一般情况下，他从不主动涉足领导的交往圈，也不打听什么人与市长是什么关系。这一方面是自身素质使然，说明他是个优秀的秘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市委副书记张大龙原来有个秘书，就有多事的毛病，有事无事喜欢追着打入领导的交友圈，结果介入一桩不该知道的绯闻，一下被赶到郊区做了个社区民政助理。因此，很多时候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尤其是知道了不该懂的东西，麻烦就会像魔鬼或幽灵一样盯上你。
  那么，黄一平自己呢？能不能算是冯市长的一个朋友呢？对此，黄一平不是很能拿得准。就平时的自我感觉而言，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冯市长比较近亲的人，即便不是铁杆朋友，至少可以算作一个亲信与知己。黄一平认为，能够到冯市长身边来工作，自然有组织决定的因素，可像冯市长那样挑剔的一个领导，居然一下就看中他，而且给了他一个“不俗”的评价，可见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两人呆在一块的时间，远远超过任何别的人，包括朱洁、汪若虹她们。相互之间说的话，也比和其他所有人说的话多，其中包括很多不可对别人言的私密话。他们之间很多事情是不设防的，构成的默契亦非其他人所能达到。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冯市长每当高兴或不痛快的时候，需要同黄一平分享、发泄一下，抑或关起门来同他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经常喜欢用的口头禅就是：“我是拿你当朋友哩。”每每听到这话，黄一平毫无例外都会激动异常。
  至于这个郑小光，若是论及冯开岭对朋友概念的界定，及其平常选择朋友的标准，黄一平觉得，倒是某种亲情的成分更多些，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
  18．饭局（1）：“饭”是假，“局”是真
  距离约定的吃饭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倒先来了。
  黄一平原本半躺着在沙发上，这时一边努力抬起上身站起来，一边主动伸出右手，有些不解地问：“这么早？”
  马大富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答道：“还是晚了。在机关多年，开会迟到还好说，吃饭这种事情，总不能让领导先来等你吧。”
  马大富说的倒是实话。一般情况下，官场上的饭局通知了六点，总要拖拖拉拉挨到六点半才能开席。若是一般同事间聚会还好说，早点晚点无非罚喝一两杯酒了事，可要是有领导参加的宴席，或是借了领导的名义召集，那就万万不能迟到了。懂得轻重的，是像马大富说的，提前个十分八分钟到达，以免落在领导后边。今天这顿饭，虽然都知道冯市长不参加，但毕竟是市长秘书召集，市长朋友的名义请客，提前来了也算是懂得规矩，给了黄一平不小的面子。
  刚刚还生着闷气的黄一平，心里顿时就感觉舒畅起来。
  两人坐下闲聊，马大富先把冯市长歌颂一番，又将黄一平小吹一通，然后再转弯抹角说到自己：“反正冯市长接替丁市长的事已经板上钉钉了，你老兄也肯定是要高升，不知建设局这块是否有些说法？如果方便的话，还请黄兄帮助在市长面前美言几句。”
  黄一平自然懂得马大富说的意思。城建局局长已经到了退二线年龄，明年政府换届也是肯定下来，看来这个马大富年过五十了还贼心不死嘛。
  “你的事冯市长哪里会没有数，私下里也几次说到。至于我这种小秘书，也只有适时帮助敲敲边鼓的能力了。”回应这类话题，黄一平早就驾轻就熟，出言圆滑丰润却又不露破绽。
  马大富听了却无比开心，眼睛笑成一条细线，秃瓢似的光头上荡起一层光晕。他把椅子往黄一平面前凑了凑，表情神秘地低声说：“你老兄吩咐的事，我可是不折不扣完成的啊。”
  “哦？”黄一平不解其意。
  “就是这个郑大公子的事，自从你把他介绍到我这里，可没少让他做工程。就说目前这个运河大桥吧，本来有十几家单位竞标，个个都比光蓉建工资质过硬，可最后还是做了些内部处理，交给他做了。一座桥下来，造价接近一个亿哩。”马大富的语气里充满讨好的意味。
  黄一平马上声明：“我介绍他给你不假，可这人是冯市长的人，事情也是领导交办。”
  马大富一看黄一平不领情，表情就有些怪异，沉默了些时候才问：“那这些具体情况冯市长知道吗？”
  “你们这些局长大人，应该经常向领导请示汇报才对，总不能事事都让我们秘书代为转达吧。”黄一平巧妙把球踢过去，来了个金蝉脱壳。
  “唔，倒是。”马大富频频点头，表示领会。
  说话间，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等几个人也陆续到了。城建局总工、工程监理、交通局财务总监是生面孔，黄一平与他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履行了握手问好程序。
  大家正待坐下，何忠来却上来拉住黄一平，说：“有点小事，汇报一下。”
  出了包厢，在隔壁找个空房间，也没开灯，两个人就在黑暗里站着说话。
  “滨江公路的事，你都知道吧？”何忠来上来就问。
  “什么事？”黄一平不解。
  “唉，我以为你懂咧。”何忠来叹息一声。“小光承包的那个滨江公路，层层转包，最后落到很多家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手上，沥青铺上去才跑了几次工程车，就出现了开裂现象，后来挖开一看，有一段三公里路基竟然比设计的薄了将近十公分，幸亏没有投入运行，否则麻烦就大了。”
  “不是早就规定不让转包吗？”黄一平很奇怪。
  “这个小光的情况你比我清楚，当初不也是你领到我那儿的吗？有几次，他当面打电话给冯市长，那口气我是听得出来的，关系很不一般。再说，毕竟就那两三公里的事情，而且也没造成什么后果。”何忠来却反过来安慰黄一平。
  黄一平愣在那里好久没有吱声。好在当时房间没开灯，何忠来看不到他脸上的复杂表情。
  “这个郑小光，简直太不像话了！”他忿忿地想。可是，这种想法却又不能同何忠来之流说，毕竟郑小光是冯市长的一个特殊关系人，没有领导授权，他不能断了郑小光的后路。而且，不论在什么人面前，任何不利于冯市长威望、形象的话，都不能由他嘴里出来。
  “这些情况有别的人知道吗？”黄一平心里有股火，却只能强压着。
  “除了我的人，绝对没有其他人知道！”何忠来信誓旦旦保证道。“你想想，我能让这事随便泄露出去吗？局里某些人，他们正巴不得看冯市长的笑话哪。”
  黄一平听得出，他说的局里某些人，就是指的交通局现任局长。交通局正副局长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局权力太大，人人又都嫌分到自己手里的权力太小。
  “知道今天请你们吃饭是为什么事吗？”黄一平问。他想试探一下，郑小光和何忠来这些人，到底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所有的事情是否只有他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即使这些人同郑小光并无密切勾连，那他也不希望自己被这些人误解，好象每次请客都是他和郑小光在合摆什么鸿门宴。
  “哦，今天请客应是为了这个滨江公路的事，还有就是城建那边运河大桥的事。”何忠来如实回答。想了想，可能觉得回答太唐突，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唉——！
  一声长叹，还是从黄一平嘴里不由自主迸出来。
  19．饭局（2）：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对于郑小光在阳城揽工程，黄一平自然有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产生某种越来越重的隐忧。
  冯开岭升任常务之后，直接分管城建、交通等几个重要部门，而这些部门每年用于市政、交通重点工程方面的投资，无论规模还是费用都非常惊人，是很多建筑老板竞相追捧的热点。如果黄一平没有猜错的话，郑小光适时成立公司，应该就是专门冲此而来。先不说你郑小光新成立的一个公司，施工能力、技术水平、设备、资质等等是否符合要求，退一万步讲，即使样样条件都具备，那也不应当如此大张旗鼓跑到阳城来揽工程。阳城是什么地方？阳城是省内外知名的建筑之乡，数以十万计的建筑施工人员成年累月在外刨饭吃，凭什么把这么些肥得流油的工程拱手让你？更主要的是，冯市长是分管领导不错，可他一向以低调、谨慎而为人称道，其前途正不可限量，你郑小光这样一番折腾，也许会对他造成不可想象的损害。因此，看着郑小光一趟趟来阳城，黄一平在奉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的同时，内心里却也是又恨又急。
  恨归恨，急归急，表面上还得像今天这样，按照冯市长的旨意把那个郑小光当贵宾对待。作为领导秘书，有时个人的看法实际上并不重要，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或者即使已经存在了，也难以合理合法地表达与表现。这就像古代官宦养在青楼、乡野的外室，或者现今大腕、大款、大官们私藏的婚外小蜜，上不了正室，出不了场面，说消失说得消失。就郑小光揽工程一事而言，冯市长的态度决定一切，黄一平的态度连个参考的资格都没有。
  记得郑小光第一次以光蓉建工总裁身份来阳城，冯市长让黄一平领他到城建局找马大富，洽谈人民公园里的道路改造项目。当时，冯市长指着郑小光，右腮上那块肌肉抖动好几下，居然“这是、这是”了好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后来还是黄一平主动说：“我知道，是郑总裁。”走之前，冯市长交待郑小光说：“到了城建局，把你们公司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做的那些标志性工程，好好向人家介绍介绍。”黄一平听了一楞，感觉此言由冯市长嘴里出来，假的好象也真了。自此，郑小光在向别人推介自己时，那个新成立的光蓉建工，忽然就建设了很多莫须有的工程，项目遍布北京、青岛、乌鲁木齐、大连等全国各地。像这种当面的交办，起初也只有过两三次，后来就全权交给黄一平处理，冯市长自己不再直接过问。自此，郑小光每次来到阳城，需要约什么人吃饭，或者需要和什么不熟悉的部门负责人联络，就会直接找到黄一平，把要办的事情说了。遇到这种情况，黄一平有时会事前先向冯市长汇报一下，冯市长也只原则性说一句：“你安排。”如果事后补充汇报，他则会笼统回一声：“嗯，知道了。”从冯市长当时的神态语气上，黄一平感觉到他是认真庄重的，当然也就明白必须特别认真办理。可是，至于怎样处理、如何安排之类，冯市长却又从来不多一言，黄一平只好见机行事，尽量满足郑小光的要求。到后来，等黄一平领着郑小光跑过几次，各个相关部门的人混得很熟了，他也尽量少出面，最多像今天这类请客买单，或者遇到特别重要的事出一下场。
  在黄一平看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郑小光的吩咐，还是相当于冯市长交办，仍然应当一丝不苟地执行。因此，每当郑小光偶或在某些环节遭到了阻力，需要黄一平出面，或者当面搬出冯市长作令箭，黄一平在旁边总会一言不发算是默认。如此，通过黄一平这个佐证，城建、交通这些部门的人，都知道郑小光的来头不小，工程上的事自然绿灯多红灯少。
  谙熟建设工程的人都知道，造桥、铺路、建房子最是容易滋生重重黑幕，尤其像郑小光这类完全凭借关系揽建的工程，更是不堪深究。这几年，像全国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样，阳城得益于充盈的土地财政，市政、交通工程大量集中上马，其中多数都属冯开岭主管范围。郑小光所揽工程，不少就是这种耗资不菲、利润丰厚的大工程。表面上，这些工程也搞公开招投标，也有严格的监理、验收程序，可实际操作权却握在马大富、何忠来等几个部门负责人手里，人为操控空间相当大。平时，城建、交通部门也不时漏风透雨地传出些消息，说是某某项目如何藏着猫腻，某某工程怎样玄机种种，所涉工程又大多与郑小光的光蓉建工有关，因此，黄一平听了感觉惊骇却又只能放在心里替冯市长着急。对于在这些工程中如何违反程序、规章，偷工减料、瞒天过海、李代桃僵等由不得阳光的名堂，即使马大富、何忠来们不明说，黄一平大抵也能猜出个七不离八。他只是希望，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尽量做得严密一点，不要轻易就露出破绽，也不要很快就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等到冯市长坐上了市长宝座，等到他自己也如愿谋到一个满意的位置，一切也就可以高枕无忧置之不顾了。就冲着这点，黄一平恨不能跪下来叫郑小光一声祖宗，当面向他告饶。
  不过，黄一平毕竟也在官场历练多年，不是个毫无心机之人。即便无法阻止郑小光，无法直接向冯市长进言，他也总在设法将目标隐至最小，把风险降到最低。一方面，对于郑小光工程上的具体事务，他自己几乎从不主动过问，也不愿知道太多或介入太深。对此，郑小光本人当然不会主动相告，马大富、何忠来之流即使出于讨好献媚告诉了，他也会像刚才那样和他们打太极、使推手，尽量不让皮球沾身。另一方面，冯市长把郑小光的事交给他来协调，用句老套一点的话讲，委实是一件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怎样既保证领导形象不受影响，又把工程上的事情办妥贴，他也是绞尽脑汁把握分寸，努力拿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来。在这方面，“不俗”秘书黄一平尽显足智多谋。不论郑小光在外边怎样吹牛，说他与冯开岭关系如何如何不一般，也不管冯市长希望他使出怎样的力量帮助郑小光，有一点底线始终坚守着——在马大富、何忠来们面前，只说郑小光是省里领导的亲戚，光蓉建工是省城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最多只讲受领导委托而来，却只字不提郑小光和冯市长的关系，甚至从来不说出冯开岭三个字来。这样一来，大家意会归意会，猜测归猜测，甚至默认也就默认了，至少从他嘴里落不下任何把柄。另外，自打知道郑小光的某些行为可能埋下隐患，以前从来不写日记的他，悄悄备下一本专用簿子，把一些事情用暗语记录在案，以志备忘，不图害人，只为自清。可是，每每夜里回到家，拿出本子记下点什么，他又有一种背叛、犯罪的感觉，就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冯市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