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当北大文学院院长时，遇到过许多假文凭事件。学历造假主要是在中学阶段。因为，那时，大学入学规定必须要读完高中，有高中毕业文凭才能够报考大学，而不允许同等学历者报考。这就迫使许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读完高中并且获得高中文凭的年轻学子，去搞假文凭。
  一张假文凭值多少钱？在1932年前后，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以卖到8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讲师或者一个中学教师一个月的收入。两年之后，由于暴利，因此，制造假文凭的机构也就多了起来。胡适看到当时报纸上的一个报道，说北平警方破获了一个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关，总共卖了一千几百张，每张文凭卖出价值平均是十八元。因为，造假者多，竞争激烈，因此，假文凭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跌了近五倍。
  当时在国内造大学文凭的还是很少的，要造就造国外大学的假文凭。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数量极少，大学之间互相交流频繁，一个县里出一个大学生，那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因此，要查证一个大学生的真劣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中学就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地处偏僻地方，如贵州、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随便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学的毕业文凭，常常是查无实据。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去信查一间中学文凭，常常路上要走二三个月，等到信件返回的时候，那些持假中学毕业文凭入学的大学新生不但已经入学，而且已经学习了三四个月，即使当时的北大清华也不能够幸免。
  为什么会有这多假文凭？1934年12月2日，胡适作《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分析：因为民国七八年时间，即1920年前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这一条章程。因此，假的中学文凭就有了市场。直到193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才规定没有中学毕业证的人，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是，同时又规定这类学生不得超过报考总数的20%，这一限制又为假文凭提供了市场。
  胡适主张用严格而过硬的考试来代替学生的文凭。也就是考试资格可以放宽，但是考试过程与考试结果却要从严审查。
  他说：“考试若严，应考资格稍宽是无害的。如果文凭可凭，又何必再考试？既有文凭，仍不能升学，而必须考试，这可见文凭不足为凭。我们既不信文凭而信考试，那么，没有文凭而自信有同等学力者也应该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了五六年书，从梅溪小学考入澄衷学堂，从澄衷学堂考进中国公学，从来不曾拿过一张毕业文凭。后来考留美官费，也不要毕业文凭。后来到美国，也只凭北京考试的成绩。我觉得那时代不用文凭只凭考试的办法倒是彻底的。”
  这段话也说明了，假文凭的泛滥成灾，确实是因为社会与体制对文凭的迷信而能力却被抛弃在一边造成的。
  当时民国的考试，与今天的考试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考试不但有笔试，而且有教授面试。
  据说，像当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负责面试时就曾经出过一道这样的怪题，要学生对对联。他出上联：孙行者，要学生对下联。当时确实难住了许多学生，但是却没有难住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周祖谟先生。周祖谟先生面对“孙行者”这个上联，脱口而出，就出了下联：“胡适之”。 "孙"对"胡",姓对姓；“适”在古文中是“到,行”的意思,所以所以“行”对“适”,动词对动词;“之”和“者”是文言文里的常用虚词,所以“之”对“者”.陈寅恪闻后连连赞叹不已。胡适的名字无意中竟然也成了一道面试的考题。
  灵活的面试，很容易考出一个人的灵气，测出一个人的潜能。有了这样的考试，民国时确实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子选拔出来深造。当时的杨振宁、钱学森、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陈身省等这些民国青年才俊就是由这样灵活的选拔制度选出来的。
  是年，中基会受金价影响，经费拮据。胡适把编译委员会的预算缩减到4.6万元，并停止自己的月俸，改为公费200元。从7月起，胡适在北大支一个中国文学系教授的薪俸，每月400元，领取文学院院长每月的公费100元。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
  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
  William Ho
  ell)的家。港大文学院长佛斯脱(D
  .L.Fo
  ste
  )代为排定日程，陪同游览，香.港的海光山色给胡适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在相关的文章中写道：“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
  胡适擅长演说，也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的演说是“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膏药”卖得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调度”，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演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在香.港的一次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场波折。
  1月6日，胡适在华侨教育会向200多位华文学校的教员作了《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其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胡适在演讲后半段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胡适对此进行了比较客气的批评。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来麻烦，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很快，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但胡适第一次来广州便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
  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
  广州的名胜差不多都游遍了，正准备北返，恰好收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可谓来势凶凶、杀气腾腾。但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来，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