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上文说“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这不能不让胡适的很多朋友为他捏一把汗，也不能不为胡适的大无畏精神折服。
  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这样就从根上揭示了，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胡适说：“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毫无疑问，胡适的这些先见之明，已经完全被蒋政府在后来的一系列行动所证实。
  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对此，蒋政府后来的失败也给予了证实。我们不能不说，胡适对蒋政府的断言，是历史的结论。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学校向政府申请立案问题尚未解决。虽然学生们报考中国公学并没有因为胡适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警告”而受到影响，但毕竟立案问题关系到将来学生毕业的前途。
  正如1929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陈国俊的学生，在《中国公学三日刊》上发表的名为《学校立案问题》一文所指出的，立案问题对于学校的名誉和学生的前途都关系重大。当时的很多规定对于未立案大学的毕业生有诸多限制：如不能当律师，不能考县长，不能当省立中学的教师等等。
  胡适曾为学校立案作过多次积极的努力，1929年8月1日，胡适写信给当时教育部的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报告中国公学申请立案却被上海市教育局延误的情况，希望教育部派人调查此事并促成立案。但是，这是个专权的社会，教育部的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自然有心无力，此事终因胡适当时对时政的批评等种种原因而一直拖延。
  到了1930年初，胡适不愿因为自己的思想言论影响学校的立案，影响学生们将来毕业后的前途，于是向校董会提出辞职，并于1月12日获得批准。
  2月8日，胡适发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公告，公告说：“我自民国十七年四月底到校任事以来，已近二十个月了。这廿个月之中，多承诸位同事的努力和同学的体谅，我的职务实在是很轻松的。”胡适接着说，中国公学已达到学生上千人的规模，自己的管理能力有限，因此辞去校长之职，推荐马君武担任校长。辞职后自己准备结束一些学术研究工作，然后到美国耶鲁大学讲学。
  公告一出，中国公学的教师、学生都很震惊。
  2月14日，中国公学全体教员召开大会，议决以黄念远、胡耀楣为代表，竭诚挽留胡适。
  校董会担心胡适的辞职会引起风潮，决定让胡适再维持一个时期。
  5月初，胡适又向校董会提出辞职，中国公学的学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辞职”。大会还派学生代表水泽柯等向校董会请愿。胡适于是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他举了北平协和大学牺牲世界著名学者做校长以求立案的例子，最终说服了学生们。
  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由马君武继任，当天新旧校长举行交接典礼。据一位当年中国公学的学生陈咸森回忆，胡适辞职不久，上海各大报纸登出两条关于中国公学的消息：一是胡适辞去校长之职，马君武接任；二是教育部核准中国公学立案。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为中国公学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关于大学教育的一些理念也得到了实践，使中国公学成为“宁静得犹如我国古代的书院”的学习知识的场所。在他任期内，中国公学培养了一些著名的学生，包括胡适最为得意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1912.5.31-1997.2.1），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书香门第的，父亲吴仲裔提倡男女平等，创办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对吴健雄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健雄属“健”字辈，族人依次以“英雄豪杰”取名。乳名“薇薇”的吴健雄虽是女孩，但因排行第二，得了“健雄”这个颇为阳刚的名字。父亲吴仲裔希望她不让须眉，积健为雄。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吴健雄自小就能与其他兄弟一样读书识字。
  于194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
  keley）毕业、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2年，吴健雄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由于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她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核物理女王”、“物理学第一夫人”。 吴健雄是美国物理学会（APS）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会长，也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是世界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275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1994年吴健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吴健雄主要学术工作是用β衰变实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即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结合μ子、介子和反质子物理方面的实验研究，从而验证“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该成果奠定了吴健雄作为世界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的地位。
  1956年之前，吴健雄已因在β衰变方面所作过的细致精密又多种多样的实验工作而为核物理学界所熟知，同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在β衰变过程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之后，吴健雄立即领导她的小组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极低温条件下用强磁场把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极化，而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子的出射方向都和钴-60原子核的自旋方向相反。这个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不守恒，在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57年1月15日，吴健雄的实验多次证实了杨振宁、李政道的设想，她将实验报告整理成论文，寄到了《物理评论》。同日，哥伦比亚大学为这项新的发现史无前例地举行了一场记者会。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实验的结果。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奔往吴健雄所在的实验室。吴健雄也接到无数大学和实验机构的邀请，要她去讲述她的实验结果。 但由于某些原因，吴健雄未能与杨李二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很多人为她感到不公，但她本人从未作出任何回应。只是在给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史坦伯格的祝贺信上写道：“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1958年，她晋升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同时获选为普林斯顿大学创校百年来第一位女荣誉博士，同一年被列入《美国科学名人录》。
  1972年起提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直到1980年退休。
  1975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1978年在以色列获得沃尔夫奖。
  吴健雄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胡适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吴健雄留学美国后，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吴健雄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
  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特别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一直成为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