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报馆里的４个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受西风的影响——“商务”两字就带上了商业竞争的意味，具有不同于一般国人的眼光和胸襟。５年后毅然以高薪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使这个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在短短２5年时间里，资金从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长33%的速度，至1922年达到５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大擘，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选贤用能，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一代大师蔡元培，一直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特殊关系。
  新文化运动刚起于“青萍之末”，张元济即敏感到新潮的压力与机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识较优者”。在后来几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这个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断的呼喊。
  1918年，张元济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培植新来有用之人”。
  毫无疑问，此时张元济已经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轻教授胡适。张元济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召见。他的学养和抱负，决定了他要物色巅峰人物。而届时胡适正英奇纵放，立于时代潮头，万人瞩目。
  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与此事当不无关系。
  7月27日，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文，收入亚东图书馆当年8月出版的《水浒》一书。这是胡适考证古典白话小说的开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出版校点本明清小说，推动了明清小说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小说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就是这一文学与学术事件的成果。其中有关《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素为学人称道。而他有关《水浒传》的考证，也自成系列，对这部小说研究的展开，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的《〈水浒传〉考证》比他的《〈红楼梦〉考证》早一年，因此，胡适对《水浒传》的研究，从小说史学科的角度看，与他的《〈红楼梦〉考证》及其白话诗一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胡适考证《水浒传》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是将其作为作思想学问的一个例子。通过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而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实际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就是对（水浒传）的研究方面，也具有开创性。
  首先是对《水浒传》产生与演变及版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胡适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据《宋史》等记载，认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实存在；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证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结合《宣和遗事》和元代杂剧，探讨了水浒题材的具体情形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胡适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产生的题材依据与社会心理。
  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根据胡适的考证：“（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心理，对阐释《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与英雄品质，有重要的启发。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针对鲁迅所主张的《水浒传》分简本和繁本两类、简本先于繁本的观点，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简本都是所谓坊贾的删节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简后的情况。对一些具体情节与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根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马灵、乔道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点，指出相关情节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 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强调《水浒传》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水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出了小说细节的重要性：
  “《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
  胡适还特别看重《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进步很可惊异！……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因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还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替将来的什么‘《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
  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代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视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变、文学性质等等，从而为小说史学科的建设，铺下了第一层基石。
  胡适说，《在考证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浒故事，《水浒》的作者以及对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适总结出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在考证古史演变中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