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之意。
  张绍曾觉得自己这样很对不起黎元洪，只是自己身不由己，抱歉而又无奈地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旨在提醒黎元洪也要多加小心，他知道接下来黎元洪这个总统的日子也会很难。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应该是有人策动。
  有代表煽风点火：“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
  黎元洪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他对军人闹事从来不客气。
  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
  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
  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还算恭顺，便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也随之而退出。
  八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一万人，举行国民大会。
  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
  叶某说完，又有多人登台演讲，个个慷慨激昂。
  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
  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七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和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一时间，北京城内外，充满了一种恐怖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一起，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
  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
  外交使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陷入四面楚歌的黎元洪。
  九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一位国元家首，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可说。
  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越发严重，从九日开始，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撤走。在此情况下，黎元洪也只好困守东厂胡同，不再去总统府。
  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各国联军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七时，警察便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
  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体面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
  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意捧场。但是，在散会后找不到高凌霨、吴毓麟，便又出尔反尔打了退堂鼓。
  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明态度。说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任性妄为，不要让“老帅”（指曹锟）落千秋骂名。表示吴本人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十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
  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
  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走。
  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
  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
  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形同囚禁，“恶民”包围，军警索饷，水电断绝。
  黎在极端险恶情势下，迫不得已，乃急电曹锟、吴佩孚求援，同时并将该电转致各省。
  电云：“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十一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举行会议。
  出席的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
  黎在会议上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
  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更加紧张，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里，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好像北京又有大难要临头。
  十二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
  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
  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是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
  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
  电云：“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十二日下午三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从这几道命令看，黎元洪是在做最后一搏，把一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差不多都做了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
  李根源差不多是个职业革命家，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也是个忠于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共和国的朱老总的女儿朱敏，在纪念李根源的文章中写道：“先父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李根源先生的大力帮助。李根源先生筹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先父踏上拯救祖国道路的起点……先父与李根源先生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结下的终生情谊，难能可贵，令后人敬仰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