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徐世昌和袁世凯订交最早，也算得上是对袁世凯帮助最大的人。徐世昌、张世昌两个人也是很不错的朋友，两人都未参与洪宪帝制。
  徐世昌重新出山后，面对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局面，曾求教于张謇。张的答复是徐世昌当劝袁下野，原函如下：
  “菊老相国前辈阁下：违侍左右，忽忽半载。辱奉明问，累读增唏。当筹安会发生之时，正下走朴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洹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己，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蓄窾未竟，洹上颇不以为忤。私心窃喜，谓旦夕之顷，可以消弭无形。不图群小交蔽，以帝制为投机，居洹上为奇货，浸淫酝酿，以成今日之祸，思之痛心，夫复何言？公于帝论勃兴之时，洁身而退，及睹时局颠危，慨然出山，取消帝制，自任天下之重。风谊卓然，谁不饮仰！
  “夫今日海内洹上故旧，缔交最久，如公与下走者，殆无几人。而公与洹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爱洹上也，自较下走为尤挚。惟明问所谓国步益棘，痼疾已深，责望下走，罄其愚虑，贡于左右，复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职得请以来。专意村落，不一语及世事。此闻桂继滇、黔而起，乃前尽此二三月之报纸，撮要而观，不禁太息于热中群小之误，洹上遂至于此也！目前则粤继之，浙又继之矣。
  “公所谓痼疾已深者，则下走尚有一最后罄虑效忠之说，请毕陈之：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着。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蒇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
  “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考中国往史，国事扰攘之会，皇帝下罪己之诏，则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册载之，以为美谈。若总统则非皇帝比也。今取消帝制之申令已自承为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恶。甚且号举义旗者，即曾膺勋爵之人，此无他，不信固不威，不信先伏于人心，故不威乃见于军事，今且不必论法律，不必论是非，而专论利害。曹锟、张敬尧所统，皆北方劲卒，进退趑趄，顿于泸叙之间，湘省北兵，号称三万，以当滇军数千之众，未闻有若何奇功伟绩。
  “浸假而两粤会师，分途入湘，此三万不相统属之北军，能保必胜乎？湘失则荆襄必动摇，荆襄动摇，则蜀中北军之后路断。报纸固言某省，且为浙续，纵未必遽成事实，而中央则不能不防，防多则力分。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药者。
  “报纸又有调和之说，谓公将罗致反对之人，组织责任内阁，此非下走所敢知，否则窥意梁、蔡，既抗颜行事，败非身殉，则作海外逋客耳，尚冀其伈伈伣伣，俯首惕息于 北京侦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药者又一。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而中央六个月必平乱之认期，转瞬即届，外人诘问，将益见逼，何以应之？
  “今为国计，为民计，为洹上计，惟有以真悔救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报言汤、唐诸人曾有劝退之电，不知确否？不知洹上能舍己以听否？下走原始要终，反复度之，亦以为无逾此说。下走非贸焉附和而雷同之也，为国计免外人之干涉；为民计免军民之荼毒；为洹上计上不失为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为与时屈伸之英雄。洹上之承认帝制也，固尝以救国救民牺牲一切，号于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牺牲，帝制消而又有所牺牲，宁复乐此无聊赖之虚名，供不相谅之描画，逞忿一朝，与国人搏，使牺牲一切之意，转无以表白于天下乎？
  “或者谓北方军警，非洹上不能统驭，一旦受代，恐生骚乱。证以壬子三月之变，诚亦应有之虞。但洹上果于辞职之时，推诚布公，晓以大义，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爱惜国家，军警果信赖洹上，必能体洹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旨。公与芝泉总长，复左右维持其间，安在必不可以弭止。设也受代之顷，中外晏然，匕鬯不惊，则今日之反对洹上者，他日将转而敬佩，谓命世之杰，其器量果度越寻常，不在华盛顿、林肯下也。
  “抑洹上今日虽不如昔日之能统一全国，但尚有一部分之军人，为其心膂，此虽反对者，亦不能不认。夫此一部分之军人，使之统一虽不足，而听其生乱则有余。如洹上仍惑于群小，必欲竭此一分军人之力，延长战祸，使民生糜烂而无遗，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则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爱洹上，自谓不后于公，故敢本爱人以德之言，贡诸执事，以间接效忠于洹上。以洹上不远而复之明，与执事守正不阿之忠，必察区区之愚，而谅其无他也。
  “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来，须发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门谢客，日惟以书生结习自遣，为慈善事，每念乡里朋辈之宴欢，益绻海内生平之旧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为联袂偕游之地。人世未来之事，听彼英俊年少为之，而倚仗观焉。尔时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四月一日袁世凯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更像是命令。谈判的前提是谈判双方的平等，从袁世凯的这些条件看哪有平等可言？
  这六条都是袁世凯自拟的，黎元洪没有过问，段祺瑞则不肯表示意见。
  四月中旬，护国军回复黎、徐、段，同样是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相差两极，找不到共同点。
  所谓漫天要价，说归说，做归做。袁世凯的日子不好过，护国军方面也很难。
  当时，滇、黔均属于贫困地区，护国军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的补给，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不但袁世凯希望和谈，护国军也有和谈的愿望。如果通过和谈能实现倒袁的目标，何乐而不为。
  在全面性性议和条件差距太大，很难坐下来谈的情况下，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个方面。全国性的谈和由冯国璋居中斡旋，局部地方的和谈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
  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倒是很快取得进展。
  对于全国性的和谈，护国军方面咬得很死，先决条件是袁世凯下台。这当然是袁世凯不能接受的，因此一直处于僵局。
  但是，对于护国军方面倒袁的主张，作为政.府方面“居中斡旋”的冯国璋，内心是赞同的，甚至是说出他的心声。
  四月中旬，冯国璋有两份重要电报给袁：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
  “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
  “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冯国璋的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已失之威信难返，……推让治权”，这应该是袁世凯得力干将中首先劝袁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