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驻日本使节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 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多方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为交换条件，袁世凯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在欢迎上所表现的却是超乎寻常的热情和高规格。
  俄国特使于元月十二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欢迎。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
  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
  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示好的声浪，甚至有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
  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
  协定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
  有了这个协定，日本以**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
  日本的图谋是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所保持均势，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这样一来，他在野心实现的路上，就又大进了一步。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
  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列强之间无非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列强争霸，相互利用的条件下，中国这样的弱国，只能是他们的盘中之餐。
  参政院本是代行立法院的机关，同时也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袁要改革国体，不敢由参政院解决此重大问题，所以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乃要求以组织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构。
  参政院根据这项请愿咨请袁发布命令，定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
  袁世凯怕时间延缓，授意全国请愿联合会再作第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参政院乃建议用国民会议的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
  于是袁世凯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之告令：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本院前据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后藏、满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会、学会、华侨联合会等一再请愿改革国体，当经本院开会议决，将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并建议根本解决之法，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叠准大总统咨复，以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报竣为期，以征求正确民意为准，以从宪法上解决为范围。
  “具见大猷制治，精一执中。易胜钦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请愿书以后，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代表沈云沛等、全国商民冯麟霈、全国公民代表团阿穆尔灵圭等、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教回族联合请愿团、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宽等。哈密吐鲁番回部代表马吉符等、锡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铎等、云南迤西各土司总代表邓汇源等、新疆、蒙、回全体王公代表暨宁夏驻防满蒙代表杨增炳等、北京二十区市民董文铨等、北京社政进行会恽毓鼎等、南京学界丁伟东等、贵州总商会徐治涛等、筹安会代表杨度等、暨全国商会联合会蔚丰厚各处票商等，前后请愿前来，咸以为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
  “辛亥以后，改用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诚如共和制度，元首以时更替，国家不能保久长之经画，人民不能定专一之趋向。兼之人希非分，祸机四伏，或数年一致乱，或数十年一致乱，拨乱尚且不遑，致治何由可望？……惟有速定君主立宪，以期长治久安……
  “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机关，国体未先决定，宪法何自发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机关，征求真确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计而立国本。再三陈请，众口一词。本院初以建议在前，复经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议变更；而舆论所归，呼吁相继，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兹事重大，自未便拘守常法，以求解决。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
  “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与本院前此建议，所谓另筹妥善办法，以昭郑重者，实属同符，即与我大总统咨复所谓国家根本大计，不得不格外审慎者，尤相吻合。谨按《约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则国体之解决，实为最上之主权，即应本之国民之全体。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似此则凡直省及特别区域满洲、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征求民意之法，普及国民全体，以之决大计而定国本，庶可谓正大机关，而真确之民意，可得而见，较之国民会议为尤进也。
  “兹据《约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十月六日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经三读通过。现在全国人民亟望国体解决，有迫不及待之势，相应抄录全案，并各请愿书，咨请大总统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将代行立法院议定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外，特此布告，咸使闻知！此令。”
  民国四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有尊重民意之申令云：
  “……先后吴呈请改定国体，佥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无可讳言，惟有俯顺舆请，速定君主立宪，以慰薄海人民长治久安之望，各等情。本大总统披览之余，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
  “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竞竞，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有保全地方治安之责，应各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心之至意。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即设立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是顾鳌。这个事务局就是执行机构，推动国民代表的产生，和产生投票决定帝制，下面各色各样的电报可见当时袁世凯及其党羽的运作。
  有史料记载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尽职尽责”。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中略）查关于国民会议议员初选机宜，前经本局密电，申明办法，请转饬各初选监督照办在案，想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目下情势，较前尤为紧要，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咨格之人，详加考察，挥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听我驰驱。
  “且将来选举国民代表，及选举国民会议议员时，自可水到渠成，不烦缕解，此事实为宣布选举之最要关键。务希飞电各初选监督，慎密照办，其无通电地方，应即迅用密饬，加急星夜飞递，以免贻误。如实有赶办不及之处，即将初选酌量延期数日，亦无不可。倘或敷衍竣事，致令桀黠滥竽，则重咎所归，实在各该初选监督。再，查国民代表选举，在各省系以各该最高级长官，会同监督之，此后凡关于国民代表选举事宜，如系军政地域，希即妥密协商办理，并饬知各该初选监督，一体遵照为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印。”
  这为其一之一，足见此国民会议事务局积极和考虑事情之周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