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前，又进行了几次会谈。除了在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有所进展外，在最主要的议题，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双方的意见一直处于僵持之中。
  也就在唐绍仪、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军方将领支持的另一场谈判在上海秘密进行。其南方黄兴的代表是顾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
  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这些想法其实也是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早在武昌与黎元洪合作时，就讨论过推举袁世凯的可能性，所以当他通过顾忠琛获悉这个消息后，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
  黄兴表示，他个人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南方许多人的拥戴，出任临时大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于是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进行谈判。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会谈进行的十分顺利，在十二月二十日的当天，就达成五项秘密协议：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皇室；
  三、先推覆清**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
  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甚至不少人认为段祺瑞只是个表面的幌子，背后的主使是袁世凯。
  其实，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可能性都应该是零。
  段祺瑞自从冯国璋手里接受了前线指挥权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贯彻了袁世凯的战略意图。能实现这一点，除了袁世凯面授机宜和他的理解能力外，更主要的是他这个阶段的思想和袁世凯是完全合拍的。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个时候，没有人比段祺瑞更懂袁世凯。因此，这应该是段祺瑞的自悟，是代为进行，这当然也是一种推测。
  或许，段祺瑞在实现共和中所起的作用，被后人在很大程度上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之命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时。非但没得到肯定和赞扬，反而遭遇到袁世凯大发脾气。
  “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两眼冒火，看不出半点造作。
  廖宇春 字少游。一八七零年出生，上海松江府娄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充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随员。回国后，襄助冯国璋、段祺瑞办北洋陆军学校近十年，一度担任保定姚村陆军小学堂监督，并随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
  辛亥革命时，与夏清贻、靳云鹏等奔走南北，联络议和。对南北议和做出突出贡献，因此而受重用。民国元年（1912年）被授陆军中将。
  而在这一年的六月，因出版《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一书，述其参与南北议和经过。话语中涉及袁世凯在议和时内幕，为袁世凯所忌恨，遂被边缘化。
  顾忠琛（1880—1945），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早期同盟会员。南北议和期间，代表革命党人黄兴与段祺瑞的私人代表在上海密谈。
  一九一一年由无锡前往江苏，策动江苏起义事宜，先后任江苏军政.府参谋厅厅长、江苏革命军参谋长、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安徽新军协统等要职。
  一九二三年任国民党本部中央军委委员，北伐时期任北伐讨贼军第四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任汪伪国民**监察院院长。
  此为后话。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情理之中，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
  他生气是因为，这首先是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和信用，对一个整日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之人，这是最忌讳的东西。再者说，北洋军将领背着他去做这样的事，他不生气才怪？
  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指出这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是大节和大义之所在。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和一些军方将领首肯，说他这次来禀报也是按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行事。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还能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了吗？这是袁世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还是很疑惑，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考虑的？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靳云鹏有思想准备，也早就和段祺瑞等人统一过口径。
  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他问靳云鹏：“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人们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
  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是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的。事情被闹到了这个份上，相信袁世凯不高兴也在情理之中。
  军方的态度，对袁世凯不能不形成压力
  而此后的政局发展，还真是沿着段祺瑞、黄兴规范的五项原则进行。
  但是，这也为这个国家一个不好的政治生态埋下祸根。就是军人干政，枪杆子说了算。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理走遍天下,但在专制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专制制度下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谁权大谁说了算。
  军人干政造成了另一种专制，谁有实力谁说了算。这和民主共和肯定是背道而驰。
  见到南北议和陷入僵局，列强纷纷站出来力挺袁世凯。
  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声言：“我们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极其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一个十分强大的**，……这样一个**，将从我们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法国使臣和英国相呼应，到处宣传，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真主人”，宣杨“袁世凯殊有统一全局之力量”，“于皇室及民间，皆能保其良好之感情，或者彼渐超然于此二者之上，而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乎？此则吾外人之大幸也”！
  列强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的支持袁世凯呢。   有研究表明，和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有很大的关系。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
  与历次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是，它不是改朝换代。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而且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完成社会制度的政治变革。
  巨变震惊世界，欧美各报的记者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变革的报道之中，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表现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描摹。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作为记者，不但实时报道了中国的革命，而且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袁世凯所依赖的外国人之一。
  莫理循认为辛亥革命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运动，反对那些对中国内战血腥场面的报道。
  有人认为莫理循是清帝逊位的主要支持者，可能还是策划者。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蔡廷干向莫理循透露了，他与刘承恩到南方谈判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动向，使英国掌握了其中的内幕。蔡廷干还说过，莫理循安排了唐绍仪赴上海谈判时的住处。
  莫理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袁世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涉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与列强和在华外国人的关系时，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因为他是外国人，在列强看来，他的发声能客观公正，更值得信任。虽然他在南北议和时期的作用，和他对袁世凯支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