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失守，武昌也岌岌可危。
  黄兴见大势已去，主张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出武昌，汇合江浙的民军一起，攻取南京。
  他的意见，遭到军政.府的军务部主要负责人的坚决反对：
  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流了那么多血，武昌是首义之地，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与武昌共存亡。我们这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比直接参与攻打南京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
  特别是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他掏出枪来大吼：“再有言撤退者，格杀勿论！”。
  军务部部长是那个被**炸伤的孙武，现在还没有痊愈，他的职务由张振武暂代。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黄兴的意见肯定都是对的。保存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当然没错。
  但是，当时，民军如果听了黄兴的话，还真的大错特错了。
  因为，武昌丟不得。武昌是首义之地，是照亮各地的灯塔，是旗帜，是圣地。全国各地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武昌呀！对各地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也无疑是对各地的革命运动地最大支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昌也不会丟，因为有人眷顾。
  误打正着，坚守反而是对的。
  黄兴见说服不了民军负责人，眼看武昌肯定是守不住，只好带着几个手下，匆匆离去。他倒不是临阵逃跑，上海那边一直催他快点回去。
  不过他走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很沮丧，好像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了。如同他后来对一个知己所说，自己怎么总打败仗？
  因汉口古时候叫作江夏，汉口、汉阳争夺战，又被后人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无论是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战况之惨烈，乃至交战双方的死伤人数，都是可以称最的。
  民军所以失败，说到底是因其实力和北洋军远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后人也指出，黄兴的指挥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汉阳守卫战，如何布防？黄兴的部署是大军在汉阳正面防守，用少数兵力在侧翼牵制。这个作法，曾遭致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等人地坚决反对。
  他们久在军中，熟知北洋军的战法，认定冯国璋不会从正面进攻。正面最多是佯攻，汉阳的侧翼蔡甸才是汉阳的门户，而新沟又是蔡甸的咽喉，当重兵把守。
  事实上冯国璋正是这样做的，如果黄兴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民军还是有一拼的。
  但忠言逆耳，固执己见的黄兴听不进这些土专家的意见，他是总司令，他说了算。
  而奇袭汉口，如派出一支小部队，一支敢死队，趁滂沱大雨奇袭冯国璋的指挥所。先把北洋军指挥系统打瘫痪，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孤注一掷搞什么置于死地而后生，则历来是兵家大忌。
  危机时刻，黄兴临阵走人，也被张振武等诸人很看不起，认为他们是临阵脱逃。张振武等人则正相反，什么地方最紧急，什么地方最危险，他们则出现在那里。
  清廷为了表彰冯国璋，授冯国璋一等男爵，冯国璋自然欢欣鼓舞。接连拿下汉口、汉阳，冯国璋乘胜追击，发起对武昌的进攻。
  民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黎元洪也已经带着军**一干人，退到了离武昌几十里外的葛店镇王家店村。
  武昌城内军心涣散，失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是，就在北洋军就要打进武昌的时候，他们却停止了进攻。
  原来是袁世凯下了死命令，停止进攻武昌。
  冯国璋正打在兴头上，看到武昌垂手可得，当然心有不甘。
  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的请战，说乱党已溃不成军，战机不能错过，拉出架势，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袁世凯怕冯国璋贪功心切，临阵换将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
  冯国璋是个军人，段祺瑞不但是个军人，也是个政治家。他比冯国璋站得要高，看得要远，也有大局观。
  段祺瑞了解袁世凯的战略意图，更不愿意和曾经的新军兄弟自相残杀。他接受了冯国璋的指挥权后，马上把人马撤回到了汉口、汉阳，而后按兵不动。
  民军方面一见北洋军撤军，总算舒了口气。
  他们想不明白北洋军为什么撤退，更没想到北洋军会派出和谈代表。
  本来就打不下去了，都准备弃城逃跑了，人家来讲和，不是求之不得吗？于是，经英国公使从中斡旋，很容易就签下了停战三天的协议。
  为什么要停战三天？因为北京方面，要派人过来，商讨和平大计。
  现在，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要登场了，就是后来沦落为大汉奸的汪精卫。
  袁世凯和汪精卫，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两个人怎么搞到了一起呢？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广东山水。汪精卫人很聪明，出身书香人家，熟读四书五经，一九零二年三月，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
  同科还有其二兄和一个侄子，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一家二代考中秀才前三名，留下“玉峰双秀，珠树三花”的佳话。
  汪精卫科考得志，本是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
  但年轻人是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一九零三年官费赴日本留学，一九零五年七月，因结识了中.山先生而加入了同盟会。
  他活动积极，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八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
  后常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的文章，宣传三民主义，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思想，受到中.山先生看重。
  留学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岺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一九零七年初，随中.山先生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的主笔。
  一九零八年赴缅甸建立同盟会仰光分会，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
  一一年一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像馆，做为从事革命的职业掩护。
  他们到北京肩负重大使命。
  那时，革命党热衷于搞暗杀活动，暗杀满清的官员。既然是暗杀官员，当然是越大越好，他们盯上了摄政王载沣。
  在准备的过程中，不幸事情败露。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等被捕入狱。
  谋杀摄政王这样的大罪，应当是被杀头的。
  期间民政尚书善耆慕汪精卫之名，也可能有几分好奇心，曾探了几次监。
  善耆本就是个开明王爷，欣赏有新思想的人，两个人很谈得来。
  在善耆的努力下，汪精卫三人被判无期徒刑。
  虽然暗杀未成，但因为要杀的人是载沣，汪精卫这个在同盟会中本来就很有名气的人，更加名声大噪。
  而汪精卫又在獄中写下了那首名满天下的的诗篇《被逮口占》，也很快被流传。特别是其中四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堪称革命者励志的千古绝唱。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汪精卫三人得益于政治犯而被释放。
  袁世凯早就开始关注汪精卫，他正想联系上革命党的重要人物。
  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得知汪精卫被释放的消息后，马上派人联络上汪精卫。希望对方能在北京等他，自己有要事面谈。
  汪精卫早就注意到了袁世凯，也想争取袁世凯，使其不与革命党为敌；两个人算是一拍即合。
  袁世凯到京城后，办公之余，和汪精卫频繁接触。或许是因为两个人投缘，或许是两个人思想相近，有共同语言，反正他们特别谈得来。
  人在特殊的时候，思想是容易发生变化的。有记载，汪精卫在獄中和善耆长谈过几次后，和原来的书生气已经有很大不同。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也相处得特别的好，两个人竟成为了结义兄弟。
  这样一来，汪精卫差不多和袁世凯成了一家人。从袁克定那论，袁世凯应该是汪精卫的义父。
  汪精卫认为，袁世凯的努力和革命党人没有大的分歧，袁世凯如果能和革命党人合作，肯定是利国利民的。
  因此，一段时间里，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之间，汪精卫做了积极地协调和沟通；他也成为了袁世凯和革命党高层联系的管道。
  拿下汉阳后，袁世凯认为给革命党的教训差不多，把重点转向了和谈。
  为使和谈能够成功，他决定开通两条管道。双管齐下，一明一暗。
  一个是继续派刘承恩、蔡廷干，继续去见黎元洪，这是明的，是公开的。
  还有一条是袁克定，是暗的，也是不能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