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修铁路既然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就有投资预算或投资额度地限制。做为投资方，在修成铁路的前提下，当然是期望投入越少越好。
  诸如对占用土地的赔偿，对投资方来说，肯定是越少越好。但对于土地的主人，对于接受赔偿方，当然是赔偿的越多越好。涉及到各自的切身利益，这本来就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
  加之清**官场和官员的腐败，土地赔偿款经过层层盘剥，到真正受补偿者手里，已经所剩无几，更加剧了这个矛盾。
  当然，在这些矛盾中，也有文化差异和破除迷信的问题。
  比如修铁路遇到坟地，不可能见坟地就避开，要是那样，铁路就没法修了。
  按德国人的想法，我占用你坟地给你土地占用费和坟墓迁移费就可以了。
  但当地民众可不是这样认为，坟地是有风水的，关系到后代子孙，怎么能迁移呢？这可不是给补偿就能解决的问题。
  就高密事件而言，当地民众提出的排涝问题，当然是属于合理的诉求。但如果铁路修高架从那里通过，恐怕也是铁路投资方无法承受的。
  而高密民众反对修铁路，应该也掺杂着仇外和排外的情绪在其中。
  高密事件，是前任巡抚留给袁世凯的烫手山芋。
  到袁世凯来处理时，已经不是简单的修路纠纷。经过几次流血冲突，已经演变成了德国人和当地民众，清廷的当地**和当地民众仇怨了。
  清**急着解决高密事件，是怕德国人借口高密事件出兵中国。胶州湾的借故被侵占历历在目，清廷已经吓破了胆。
  按朝廷的想法，袁世凯手里有军队，派军队把当地民众打压下去就完事了。
  袁世凯经过了解，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轻率的采取镇压的手段，很容易激起民变。
  有了纠纷，就需要调解，但调解的前提是纠纷双方有共同遵循的东西。而要解决高密事件，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个类似于德国方和中国方在修铁路协议的东西。
  有了协议，就有了共同遵循的准则，办事就有了透明度。
  比如土地赔偿，一亩地赔偿多少钱大家都知道了，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间盘剥了。
  德国人不是不知道这个理，但是，他们更喜欢暗箱操做。通过贿赂当地官员，买通官员去压迫当地民众，这样可以常常能花小钱来解决大问题。
  只是在高密，他们的这个伎俩没能行得通，因为当地政.府已经失去了当地民众的信任。
  袁世凯认为，要解决高密事件，首先必须要有所遵循。没有章程，“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到民路纠纷没有法律依据，交涉往往无从处理。
  袁世凯一面派当地有名望的绅员劝解安抚百姓，一面致电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请其派员到济南另订详细的路矿章程。
  德国铁路公司迫于高密、潍县人民的反抗，不得不派人员到济南与袁世凯谈判，订立详细的路矿章程。
  经过双方多日协商和艰苦谈判，于一九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最终订立了《中德胶济铁路章程》二十八款，同时也议定了关于矿务的详细章程《山东德华矿务章程》二十款。
  二合同的主要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规定了由德商、华商共同集股办理路矿；堪查、购地、租地、建房以及对损害人民财产赔偿等都做了明文规定。
  章程议定后，袁世凯命人刊印多本，下发给各级官员。有了章程，德国办事人员也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各级官员也能够有所遵循。
  在章程的约束下，袁世凯又派官员调解德方铁路公司和民众的冲突。双方也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铁路方把一段铁路北移了一公里，增加了一些泄洪的小桥和涵洞。双方的矛盾逐渐得到了缓和。
  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调解的，特别是对民众的有些过激行动，袁世凯采取了一些手段进行弹压，抓捕了几个代头闹事的领头人。
  对于不做为和在当地民众口碑特别不好的官员，袁世凯也进行了适当的撤换。
  总之，经过多方的努力，德国人修造的胶济铁路，得以顺利施工。
  高密事件，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固然是为了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资源；但也更想通过这条铁路为其谋得巨额的利润。
  他们曾经计算过这条铁路的创利能力，按照他们的设想，这条铁路简直可以成为他们的聚宝盆。
  但是，他们失算了。
  铁路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获利是靠远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收益，近期投资的效果都不理想。由于运输增加是需要时间，加之运营成本维修成本和试运营的支出，最初几年能做到保住运营本身不亏损就不错了，谈不上投资收入和回本。
  胶济铁路是一九零五年全线通车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英日联盟为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国宣战进攻青岛。
  这一年的十一月，驻青岛的德军向日本投降，青岛和胶济铁路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德国人试运营与运营胶济铁路，总共不到十年时间，怕是连投资都没能收回，是为日本做了嫁衣裳。
  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经营了胶济铁路几十年，可谓赚得盆满钵余。
  当然，这是后话。
  一九零零年一月九日，清**来电询问袁世凯：在平原镇压义和拳被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奏请革职的，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是否离开山东？如未离开，着即驱逐回原籍，以息人言。
  继而收到在京城的徐世昌来信，告诉他京城盛传袁世凯在痛剿义和拳，参奏他的奏折接二连三。
  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完了济南、东昌、泰安三府和临清州禀报的一百四十六起案件，其中扰害教民的一百二十七起，共三百二十八家。扰害平民十九起，共二十八家。
  对义和拳的抢劫财物，扰乱社会，为害百姓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他觉得他对义和拳剿灭的做法没有错，对于自己刚上任没多少时间，就有这么多人参奏自己很恼火。对于自己二哥因为镇压义和拳而遭到免职，更是感到不公。
  他知道盯着他二哥的肯定是毓贤，也清楚针对自己是毓贤这一类人在背后搞鬼。
  一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安分良民学习技艺，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互保闾里，不能目为会匪。
  今后处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在无形中把义和拳默认为合法组织，义和拳的头目们见有机可趁，借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为了防止毓贤这些人在朝廷里兴风作浪，袁世凯认为自己应当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持，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该匪（义和拳）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祇在于聚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脏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
  “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知，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就使真能糾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何以制其后！且胶澳、威海逼处强邻，倘骚扰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统筹全局，应分别治本、治标。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教不得依势凌民，凌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不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籍案勒索……”
  “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楚匪类，化民愚氓。一面命官员和绅士前往开导，设法解散，一面悬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不操切以激变，亦不养痈以贻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