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言的国民心性，便是我们许多人都很忧虑的国民素质。
  中国之国民素质，是否出现了问题呢？
  实际上我是很不愿接受这一事实的，却不得不承认，“问题”二字已摆在中国面前。
  前些时，我出差外地的短短六七天内，又从电视中看到了关于十几岁女中学生虐待邻家一岁半男孩的新闻报道，那些画面着实令我震惊。
  并且，我还看到这样一则电视新闻——在一个房间的角落，某市几名以赤背对着镜头的壮汉，在凶殴五名着消防服的新消防队员。拳脚攻击，煞是猛狠。我没听清报道语，但从消防服看，一定是发生在咱们中国的事。我既不愿相信那是真实的新闻，也不愿它被证实又是一条哗众取宠、唯恐天下不乱的假新闻。不论真假，都同样令我不知说什么好。正所谓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回到北京，在出租车里，听交通台节目——提到了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言他生前曾说，世界上君子仁人是不多的，坏人恶棍也是不多的，更多是不好不坏的人；他们是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体。
  这话说得符合从古至今的人类基本状况。中国如此，别国也如此。
  从古至今之国人中的君子仁人，比之于外国的从古至今各方面素质良好的贵族人士、绅士，半点儿都不逊色。而外国的从古至今的坏人恶棍，也绝不比中国的强一点。举以上两类人为例来评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不太能比得出优势的。
  我要强调——恰恰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不好不坏的大多数之素质如何，决定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怎样。
  每个人是怎样的人，无非与以下先天的后天的影响有关：
  基因决定的——斗牛犬生斗牛犬；导盲犬的后代天生与人亲近一些；而野狗必然生野狗。
  从小所受的家教，从幼儿园到小学直到大学之学校教育的氛围熏陶，步入社会后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决定人成年后是怎样的人。
  文化之化人的力量。一个人从小浸淫在怎样的文化天地中，必然影响他或她的心性养成。
  宗教传统的力量，它与文化之化人的力量可相提并论。
  故每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先天的原因只占一点，后天的原因却占三点。后三点皆与社会形态有关，便也可以说，普遍的不好不坏的我们怎样，与社会影响关系密切。
  我们这种不好不坏的人，与社会之间又无非存在以下几种关系：
  法律制约我们的行为；
  家教、学校教育初塑我们的人格；
  文化继续化我们，使我们乐于倾向于好的品德；
  宗教在形而上的层面体恤我们，使我们有本能般的善良心与忏悔意识。
  而我们这种不好不坏的国人，大抵没有什么宗教情怀。众所周知，任何宗教传播，在中国曾被视为别有用心。
  我们也缺少好的文化对我们心性的自幼启迪。我一直认为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而赖文艺来补最为相宜。以我的眼看，中国文艺的基本特征仍可用一个“斗”字概括，仿佛不斗，文艺便“艺”不成功了。我们这个国家也一下子跌入了娱乐至死的文化时代，想要补上好人文化谈何容易？
  计划生育实行以后，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便都是宝，小太阳、小皇帝。不分贫富家庭，皆宠爱至极。原以为农村也许不至于。近年到过几处农村，发现农村父母与城市父母一样惯孩子。我认为独生子女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无兄弟姐妹的人，自幼无法体会手足之情，想不自我中心都不知怎样才算不自我中心。而一个既没被兄弟姐妹爱过，也没爱过兄弟姐妹的人，在与无血缘的他者的关系中，往往首先的反应是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再全无宗教情怀，又没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的话，几乎便也只能不好不坏了。遇到利益冲突，不太坏就算好了。
  故以我的眼看，不好不坏的我们这种大多数人，其实只不过是些仅靠法律惩罚来制约自己行为的人而已。
  而这是很差劲的公民素质的尺度。
  文化人士说——文化也只不过是学问，我们为什么就应背负提高公民素质的十字架呢？
  老师们说——你们的儿女，凭什么你们不在良好的心性素质方面培养他们，把责任推给学校呢？对不起，我们只负责他们的升学率！
  文艺家们说——现在是商业的时代，我们也是人，也得向钱看。
  家长们，尤其家境贫寒的家长们便只有叹息——唉，从早到晚为挣一份低微的工资，真是累极了啊！我有那心，也没那精力了呀！孩子能健康成长便谢天谢地了，至于心性，顾不上了，随他去吧！
  于是，政治意识形态来一厢情愿地管孩子们的心性问题了。
  我在一所幼儿园里见过的一次情形，使我大为惊讶——孩子们一排排坐在小板凳上，皆很不情愿地看录像。
  电视里的小明问：“爸爸，爸爸，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呀？”
  爸爸回答：“儿子，问得好，一定牢牢记住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
  我暗想，等他们成了大学生，我们必得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一个当代文明人的基本素质了……
  看来，希望似乎也只能还是寄托于好人文化的影响。
  但若以好人文化来化成年人，多难的事啊！
  但如果这是唯一希望，那么便该有些人来做——特理想主义地做。
  否则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