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里，身后跟随两名全副武装的鬼子兵的王文琪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招致异乎寻常的睽注的目光。这三人走在县城里的身影，自然是太特殊、太令人觉得奇怪了。县城里的人们，经常见到鬼子们在街上巡逻，对这里那里进行搜查；也经常见到鬼子们和汉奸特务们一起巡逻，一起搜查，但总是鬼子们走在前边，汉奸特务们一个个屁颠颠地跟随其后。对什么地方进行搜查，也总是汉奸特务们服从鬼子们的命令。还见到过化装成形形色色的外地人或本县城普通人的汉奸密探，搭搭讪讪地这里坐坐、那里问问，无非是说投亲靠友而来，却找不到亲友了，出示张照片打听亲友的下落；或者，装出消息准确的样子，散布些中日双方的军事动向，观察聆听者的反应。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有聆听者仅仅因为脱口说出了一两句情不自禁的话，汉奸密探立刻原形毕露，如狼似虎起来，不由分说，将不幸之人扭拖而去。这样的事出了几起，全县城的人都提高了警惕。汉奸密探们的狡诈阴险不复再能得逞。险恶年代，老百姓虽只不过是老百姓，没有什么能力改变时局，但自保平安的能力却大大增强，具有了善于洞察的敏锐目光，是不是汉奸密探，一看其做派、行色，一听其说什么问什么，说时问时表情怎样，心中也就有数了。故充聋作哑，根本不接他们的话茬。这就使他们极无奈了，也极感自讨无趣。他们就又想出了另一种阴谋，迫使一些在人们中印象好的人，比如以前的教师、学生，卖烟的老汉、洋车夫、算命先生，小店铺老板、进县城卖菜的农民，让他们记住一些话主动跟别人说，或问别人听别人怎么说。总而言之，是迫使好人充当汉奸密探们自己已经难以达到目的之角色。而汉奸密探们则若无其事地也从旁听，装出也饮茶也算命也坐在小饭馆用饭也买烟买菜买东西的模样。但有民族良心的中国人哪里会心甘情愿地陷害中国人呢？若选择了谁非要利用谁而谁偏不被利用，那么谁的下场可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受了一番皮肉之苦后，大抵也就屈服了，表示可以被利用一下了。既那么表示了，被逼着记住些什么话，也就只有非记住不可了。并且，在某些场合，对自己的某些同胞，便非那么问那么说不可了。但他们是留了份儿心计的，自己被逼无奈充当了怎样一种可耻的角色，预先就告知亲朋好友了，并嘱咐亲朋好友们替自己告知更多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的，迅速地几乎全县城人也就都知道了。所以呢，他们如果坐在茶馆里饭馆里了，先前坐定在同一桌的人端着茶杯茶壶或饭菜起身便转移到别处去坐了，避之如避瘟神，结果就只有汉奸密探还相陪而坐了。那情形自然是很尴尬的，但被逼充当钓饵的人，却都是暗觉欣慰的，因为民族良心获得了救赎啊！而他们中是小店铺主人的，或守着摊床卖东西的，生意就难免会因而冷清，收入大受影响。老雇主们不太亲自去买他们的东西了，而打发孩子们或女人们去买了。甚至，一时不买也行，那就干脆不买了。一旦有陌生人买他们的东西，旁边又恰巧站着汉奸密探，他们免不了也要说几句教他们说的话。他们深知那是考验他们的时刻——汉奸密探在考验他们；民族良心也在考验他们。经不住前一种考验，往往当天就没他们的好果子吃。经不住后一种考验，那就犯下了一种民族罪行，自己的人生就永远留下了洗刷不掉的污点。在那种两难情况之下，他们也像王文琪一样，被激发出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智慧。
  “听说了吗？小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在中国横行不了多久了！不定哪一天，八路军就会将县城给拿下的……”
  以上一句话，是他们被逼着记住的若干话中，最经常说的。也是他们最喜欢说的，因为说时，也等于说出了自己的一种大心愿。
  听了这种话，对方们首先的反应自然会是一愕。因为这是一句说了也许会掉脑袋的话啊！
  但说此话的人，随之就会抻抻耳垂。或抻左边的，或抻右边的。他一抻耳垂，对方立刻就明白了他是被逼无奈在充当什么角色。抻左耳垂，暗示汉奸密探正在左边。抻右耳垂，自然暗示右边有鹰犬。听到此话的人，即使是外地人，那也不会贸然搭讪的，通常是充聋作哑转身便走。有的走时还骂一句：“你浑蛋！”——因为，“抻耳垂的人”，已经成了全县城男女老幼人人皆知的一句暗语，只汉奸密探们自己不知而已。初入县城的人，通常也必有人告诉他们这一点。就像有人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初到某地，应注意当地的哪些事项。
  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曾是县女中老师的四十余岁的男人，某次在茶馆里跃上了桌子，挥舞手臂，慷慨激昂地进行了一番抗日言论宣传，照例是那样一些话——小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美国在世界各战场开始反攻了！德军自顾不暇了！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又吃了大败仗！中国军队大反攻的日子也临近了……
  等等，等等。句句是被逼着记住的，也是被逼着必须在某些场合说的。但问题是，却没抻耳垂。别人们听了，也就躲得远远的，仿佛集体聋哑了，没一个人搭理他，也没一个人看他一眼，皆默默喝茶而已。仍坐于他附近不转移的，是四个便衣密探，不时应和着说，或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胞们团结起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与鬼子决一死战！”……
  忽然，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齐发一声喊，几乎同时猛然站起，将振臂应和的那四个团团围住，不待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已被一个个扭按住制服了。有人不知怎么变出了足够用的绳索，于是那四个被结结实实地捆绑了。随之被拖将而去，押送到了伪警察局……
  过后一个极小范围里的人们才知道，那件事是以那一位姓姚的教师为首的一些有勇气的人，经过密议合演的一出戏，为的是耍戏汉奸特务、密探们一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耍戏鬼子，县城里是断无一人敢的。而耍戏汉奸特务、密探们之勇气，县城里具有之人是不乏其数的。因为惹恼了汉奸特务、密探们，若被他们关了起来，往往还可具保相救。而如果被鬼子们逮捕，关押在了日本“特高科”的牢里，那就任何一个中国人也搭救不了啦，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事实上，汉奸特务、密探们那么做，也是被鬼子逼的。具体说，是被池田大佐那老鬼子逼的。
  老鬼子池田大佐有一种幻想，希望能将自己奉命驻扎并守卫的这一座县城，变成华北平原上的一座“模范占领城”，以充分证明日本“东亚共荣”“日中亲善”之借口不仅仅是宣传，而是有样板足以体现的。故他对部下在县城里的行为要求也是颇严的。扰乱县城治安，比如酗酒滋事、抢掠烧杀，那也是会受到惩处的。对鬼子们如此，对伪军、汉奸特务、便衣密探们更是如此，算得上也是个中国通的他，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既有远忧，亦有近虑，故他希望能以两种伎俩来实现对这一座县城的长期稳定的占领。他首先企图做到这么一点——将县城里有仇日思想的中国人全部寻找出来，若通过恫吓利用之法能将他们“改造”成不但不再仇日了，反而开始亲日了的大大“良民”固然更好；若不能，一批批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就像德国人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当这首先之目的实现以后，那就要开始实行绥靖的政策了。老鬼子认为，归根结底，占领是为了统治。而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统治，大日本帝国才能在中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实现长期稳定的统治，单靠武力征服是不行的，归根结底也要以绥靖政策相配合。他认为，对于被占领国，一味地施加武力以使人心屈服，肯定会种下深埋心底的反抗种子。而绥靖政策，却会使反抗情绪日渐削弱，直至泯灭，最终忘记了，或没忘记也不在乎是被谁所统治了。他甚至潜心研究过中国的近、古代史，发现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似乎根本不懂绥靖的高妙之处，年复一年地一味对汉中国人实行镇压，还企图永远视之为奴人，役之为奴人。所以元对中国的统治仅仅八十九年而已。他觉得八十九似乎是一个诡异之数。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九是天数，乃大吉之数。而你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就差一年就能达到九十年了，偏偏就没让你达到，偏偏就让你近于九而又止于九，这岂不也意味着是某种天意吗？而这种天意，是否还意味着是给不善绥靖的统治者的一点儿颜色呢？相比而言，他对清朝早期皇帝对中国的统治，那还是较为佩服的。因为后者们在征服以后，显然十分善于绥靖，而且开创了“以汉治汉”的高招。不拘一格，利用汉族中的精英统治汉人，而清王朝仅仅统治精英汉人，不但允许而且刺激他们参加科举，中了榜就可以封官，干得好还可以当大官，委以重任。统治一个民族的一小撮精英，那不是比统治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民族省力多了吗？统治方式也简单多了，统治成本也小多了啊！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中，汉族精英分子个个都想当官出人头地想得多急迫啊，为异族皇室当官也当得多来劲儿多忠心耿耿啊，替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出主意想办法，谏言献策，一个个又是多么积极啊！不是有时候遭到贬斥甚至革职查办的冤枉也无怨无悔吗？若非深谙绥靖之道，一个人数加起来不足汉中国人百分之一的异族，何来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的统治期呢？至于清朝的亡，他认为那也是天意。以百分之一的少数而统治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数，二百六十七年够悠久的了。天道有定数！同时，老鬼子还从中国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深刻的统治规律，那就是单靠武力镇压不行，加上绥靖配合也不行，还须懂得变革之道。唯变革之道，能使一个故步自封的老王朝重新焕发生机。清王朝当然也是亡在忽视这一点上。从中国早期革命志士同盟会人士以及后来孙中山们的革命口号之中，他总结出了更加深刻的规律，那就是——憎恨异族统治的种子，很难在被统治国的一切人心中连根拔掉。同盟会人士们也罢，孙中山们也罢，他们所提出的革命口号，第一条不就是“驱逐鞑虏”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头两个字不也是“民族”吗？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同盟会人士和孙中山们一派革命党呢？还不是因为他们出过国，亲眼看到了别国不同于自己国家的先进情况吗？即使他们要革命，实行剪辫子时，些个是汉族的中国人，不是也双手护住后脑，哭哭啼啼地哀求别剪吗？说明什么呢？说明最高超的统治，是千万勿许被统治的人们看到世界别国的变化。而闭关锁国，其实本不失为统治良策，在一个国家内部足可实现更长久的统治内循环。清王室的愚蠢不在于他们闭关锁国的统治术不对，而错在他们以往连自己也不往外走走、全世界到处看看，别国的科技引进引进，自己的落后改良改良。结果错过机会，想开始改良也晚了，被革命抢在了改良前边。
  一名大佐，也就是团级军官，却为他们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研究中国近、古代史，而且还考虑了那么多问题，简直使人不得不承认他有思想、有主张了。
  他自己当然是这么认为了。并且引以为荣，却从不当人自诩。很客观地讲，在日军中，在官阶不相上下的军官中，他是个很低调的人。又矜持又低调，要求自己不论在荣辱的情况之下，都应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不计较任何条件地为大日本帝国的侵华战争服务。
  他居然给天皇写下了一封万言书。在那万言书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汇报了自己在对华战争中的心得体会，献策多多，其中最主要、他自己认为也最重要的两条是：武力征服与绥靖政策交替使用；一旦全面占领中国，随之要采取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术，不许中国的精英人士以及大小知识分子跨出国门，连商人也不许。通过闭关锁国将中国全国人的思想闷死，最好是使他们的头脑根本丧失了产生新思想、活思想的能力。进言之，要通过奴化教育使中国人的大脑退化。适当时期，也可考虑让某些中国人出国见见世面，而出国的名目只能是留学，并且只能到日本去留学，那他们所见的世面，也就只不过是大日本帝国的世面了。而大日本帝国，正可以通过他们之留学诉求，对他们进行洗脑，进一步强化他们的亲日思维。如果一代一代的中国精英和大小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了由衷的亲日人士，那么就不必太担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如何统治了。依他的眼看来，中国老百姓虽然是世界上人数最为众多的，却也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能使他们吃得半饱，日子好歹过得下去，他们才不管是什么人在统治他们呢！何况，还有一批被大日本帝国洗脑过的、变成了由衷亲日人士的中国精英帮着统治，大小亲日中国知识分子帮着维稳，大日本帝国对古老中国的统治岂不是将比清朝的统治长久多了？往少了说也将会是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两倍、六百多年啊！那么，有地广物博的中国作为大日本帝国突飞猛进地发展的巨大仓库，大日本帝国遂成世界上第一强大的帝国，令世界一切国家望尘莫及，怯于威慑，服服帖帖唯恐不及——这一远大目标一定会实现，必然会实现……
  不过池田老鬼子并未发出，仅给军中极少他所尊敬的人看过。而他所尊敬的人，当然非是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是和他一样有思想或曰有侵略思想的人。他打算等他真的将这一座由自己攻占并守卫的县城改变为一座亲日模范县城，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经验以后再发出。日军中那些有侵略思想的人看过信后，都表示赞同和钦佩，认为他写出了他们大家共同的思想。他的副官也有幸拜读了那封信。虽然他从不认为他的副官是有什么思想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让副官看了那封信，目的是为了使副官学得有一点儿思想。副官究竟从信中汲取了多少思想无人知晓，从此对他更加崇拜却是事实。
  汉奸特务、密探们难以将每一个有仇日心理的人全都从县城里“挖”出来，于是只得做表面文章应付池田老鬼子。他们逼迫商人们捐款，将“集资”所得瓜分了一部分，用剩下的一部分买了多匹白布，再迫使一些人赶制成了百余面“膏药旗”。县城里也没有一家布料染印坊，所以“膏药旗”上的“红膏药”，只不过是用低劣颜料画上去的。特务、密探们将“膏药旗”一面面发给临街的人家、店铺，威吓必须悬挂。敢有领到了而不悬挂者，按仇日分子论处。他们还振振有词，说不收一文钱白给的也不挂，那不是成心与皇军为敌吗？人们不敢不挂啊，就或高或低地都挂了。于是县城里的主要街道，一眼望去，两侧处处悬垂着“膏药旗”了。
  特务、密探又忽悠池田老鬼子，说经过他们一番番努力又辛苦的肃清，有些仇日分子被铲除了；有些悔过了，愿意做亲日良民了；有些则侥幸逃出了县城，大约以后也不敢轻易回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的县城，接近是一座亲日的模范县城了，家家户户主动自觉地挂出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便是证明。
  池田老鬼子听了汇报挺高兴，确定了一个日子，要亲自巡视县城。
  天有不测风云。头天晚上，乌云堆墨，电闪雷鸣，下了足足三个来小时的瓢泼大雨。大雨一下起来，挂出“膏药旗”的人家和店铺忙碌了。都知道第二天上午池田老鬼子要巡视，于是都找长竹竿，没有的冒着大雨四处借。借到谁家，谁家立刻就猜到了他们的打算，心照不宣地赶快相给。自家也没有的，打发孩子冒雨帮着借。于是，每一面挑着“膏药旗”的竹竿都换成了或接成了长长的，起码要长得足以探出房檐，使“膏药旗”能被大雨淋到。
  雨过天晴。第二天上午的县城，像是被雨水洗了一遍，空气清新，每一扇窗都刚擦过似的，明亮亮的。石片路面也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的，每一条石缝都仿佛被清理过了。只这里那里，堆着一堆堆被冲拢的垃圾，连一堆堆垃圾看去也像是洗过后才堆在那儿的。
  有人敲着铜锣边走边喊：“今天皇军要巡视啰，快将垃圾扫起来哟，给皇军一份大大的高兴啊！”
  那喊的人，没人指派给他那么一项任务，他是自觉的，当成一项义务。而且看得出来，他尽那一项义务尽得可开心了。
  不少人都出现在街面上了，比着积极性似的，争先恐后将垃圾扫走。不但扫自家门前的，还拿着笤帚、撮子走出挺远争着去扫别处的。边扫边互相交换会心的快活的笑。县城里的人们很久没那么集体开心过了，也没像那天上午那么表现过对公共卫生的在乎。
  十点钟左右，日上三竿，娇红彤透，光芒普照。而一面面日本国旗上的大红“膏药”，已被昨夜的瓢泼大雨冲花了，变成一块块血赤乎拉的白布了。白布自然也非上等好布，一湿一干，缩水了，皱巴巴的了，说多难看有多难看。
  老鬼子池田骑一匹高头东洋大白马出现在街上了。马旁紧紧跟随着他的副官，牵着耷拉血红长舌的大狼狗。其后，是百余名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再后是五十余名伪军。伪军后边是些便衣队的特务们。他们见“膏药旗”变成了那样，全都暗暗叫苦不迭。街两旁站些妇女、儿童和老人，是他们自己的家眷，经他们动员了前来烘托人气。由别人们烘托他们不放心，怕万一都不往街两旁站，冷了皇军的场。
  池田老鬼子毕竟是有性情修炼的一个老鬼子。他见日本国旗变成了那样，内心当然恼怒。可那是雨淋的不是人为的啊，而雨又是在天黑以后下起来的，下得又特别的大——即使想要怪罪于人，一时也决定不了应该首先怪罪哪些人才对啊！所以呢，他目不斜视，直望前方，根本不往街两旁看了。
  他想，天气这么好，就当成是出来散散心也不错。他一向是很谨慎的，没有什么必要，很少离开军营，怕遭到武工队的暗枪。但军营终归是军营，只不过是以前一所女中校园内那么大的范围，平时除了能在操场散散步，再就没有什么另外的活动空间了。眼前所见，除了现在的营房以前的教室，再就是几棵桑树，清一色的他部下的身影，以及少数伪军的身影。女中刚被占据为军营时，各种各样的花儿本是不少的。老鬼子下令统统连根拔掉，绝不许留下一株。他深知花儿是最容易使人多愁善感的，而花开花落在人心中勾起的那种莫名忧伤，对军心尤其具有瓦解性的侵蚀，所以在他作为一号长官的军营里，不得有任何一种花儿存在。这么一来，军营里就只有五种颜色了——灰瓦白墙的营房；几根桑树的绿色；部下和他自己黄色的军服；一个排的伪军的灰军服色。另外，还有两处红色——两面国旗上的红太阳。一面悬于操场中央的旗杆上，一面挂在他长官办公室的墙上。而实际呢，他本人不但是一个从小就喜欢花儿的男人，也是一个自少年时起就经常容易多愁善感起来的老男人。只不过他穿上和服独处时，允许自己多愁善感一下。而一旦换上军装，眼见尸横遍野、耳听鬼哭人号他心里也不会有什么恻隐产生的。不论尸横遍野的是敌方的官兵还是日本官兵。按说一个人是很难因为穿上了不同的衣服心性就变得截然不同、判若两人的，但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座右铭乃是——穿上和服继承大和民族的优良传统，穿上军装发扬大日本帝国之武士道精神。
  当他信马由缰地来到两旁站着人的街上时，目光不由得左右看去。一看之下，立刻就猜到那都是些什么人了。那些人的表情不仅是卑恭的、奴相的、忐忑不安的，也还有着想要隐藏都隐藏不了的羞耻感。正是这一点使他立刻猜到了他们是一些什么人。
  他心中居然生出了几分理解和体恤。
  他想，是啊，当伪军当汉奸特务、便衣密探的那些中国人，也是多么的不容易！尤其是为他这样连对自己部下都一向高标准严要求的皇军军官当走狗！要使他经常对他们的效劳表示满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们还要经常面对自己同胞的鄙视、憎恶和敌意。这不，为了讨他高兴，他们让自己的家眷冒充起寻常百姓来了。当然，从大的概念上说，他们确乎都也算是中国百姓。但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中国百姓啊，而且是不再需要征服，甚至也没必要绥靖的那一小部分！
  在他眼里，伪军、汉奸特务、便衣密探，只不过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劳的走狗而已。
  但大日本帝国征服整个中国的伟大事业需要汉奸啊，需要走狗啊，多多益善啊！那么，该理解一下走狗们的难处的时候，就应该给予几分理解；该体恤一下的时候，也应该体恤。
  想到这里，他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微笑，举起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频频向街两旁的人招着。尽管那时，他其实满肚子的不快。
  巡视平平淡淡又可以说顺顺利利地结束了。
  一回到营区，伪军和特务们的头头脑脑全都赶紧地向他去请罪。
  他没训斥他们，也没点破他看出了什么。他装出对他们的工作挺满意的样子，反而表扬了他们一番。
  这使他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挥走了他们以后，他独自盘腿而坐，陷入沉思默想。不由得翻出万言书又看起来。看了两页，无心看完，放在了膝旁。
  那时他心生种种感慨——看来大日本帝国征服并驯化古老中国的伟大目标任重而道远，大功尚未告成，皇军仍须奋战啊！
  经过以上诸事，县城里颇为平静了一个时期。那平静当然并非中国百姓仅靠了些无关大局的小把戏争取来的。正如王文琪身陷虎口而不得不尽量施展的种种心机，说到底只有益于保住他自己的命，对于抗日战争是没什么意义的。如果非说有点儿意义，不过就是也许能少死一个他那样的中国人罢了。那平静其实是假象，是老谋深算的池田的策略。如果他不想给予县城一个时期的平静，全县城的中国人无论怎么争取，那也是绝对争取不到的。日军就要进行大扫荡了，他不愿在大扫荡之前将县城里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鸡犬不宁。那种紧张会影响到山里去，会使山里的抗日军队早有准备的。而城里的平静，自然也会麻痹山里的抗日军队……
  扫荡结束回到县城里的池田，因日军兴师动众却扑空一场无功而返，连日来闷闷不乐。石家庄方面的皇军司令长官认为肯定是中国抗日军队具体说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八路军打算根本放弃在华北的抵抗了，所以早就悄悄从山里撤离了。他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依他的推测，当然是由于军事机密被泄露了。可是控制在那么小的核心范围内的军事机密，怎么就会泄露了呢？要知道那个核心范围中可个个都是皇军的高级军官啊！正因为想不出个所以然，也就没有发表他的看法。那么一种看法一旦谈了出来，还不将同胞们都得罪了？所以，他也只能独自郁闷而已。再加上腰扭伤了，行动不便，为大日本帝国忧虑、操心的劲头，也就大大地受了影响。那些日子里，连他的士兵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了。他几乎不太离开他的长官住屋了，一遍遍修改、补充他的万言书，再不就卧在床上看译成了日文的《孙子兵法》，或听佐艺子唱唱日本歌，看她跳跳舞；命副官研好墨，备好纸笔，写几幅中国字。自己觉得满意的，给佐艺子、副官，以及其他下级军官。他们自然都如获至宝，倍觉宠幸。他的书法，姑且这么说，起码他自己认为是书法——也就某些喜欢练书法的中国小学生的水平。但相对于日本人而言，尤其相对于几乎戎马一生的日本军官，那种水平也是不低的水平了。
  他比较消停了，他那一个团的日军也就暂时消停了。日军暂时消停了，伪军、特务、密探们也都暂时消停了。
  于是呢，整个县城又平静了一个时期。
  王文琪出现在县城里那天，正是那么一种平静时期中的一个日子，也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与池田老鬼子那次巡视县城的时间是一致的。
  上午十点左右，是日军占领情况之下县城较有生气的时候。至中午，行人最多，五行八作的买卖会热闹一阵子。两点以后，逐渐归于平静。三点以后，街面上人影已很少。在日军占领之下，县城里的中国人，习惯了将每一天只当半天来过。买什么办什么事，都希望在上午赶快买到办成。下午就都明智地待在家里足不出户了，怕万一遭遇什么不测。天一黑，整座县城几乎是死寂的。
  王文琪和两个小鬼子兵在街面上一出现，看到他们的人着实看不明白了——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吧，不像啊，明明从上到下都是中国人穿戴啊！对襟的白绸褂子、黑绸裤子、白袜子、黑皮帮便鞋，日本人才不这么穿戴呢！如果再戴黑色礼帽和墨镜，就完全是汉奸便衣队的特务样子了嘛！可如果是中国人，身后怎么会跟随两名肩挎“三八大盖”的小鬼子兵呢？而且两支枪都上了刺刀，看去显然是在寸步不离地保卫他嘛！一个什么特殊身份的中国人，值得鬼子那么重视，居然还派两名士兵加以保卫！
  王文琪那时刻成了焦点人物，想不引起注意也不可能啊！鬼子副官向两名小鬼子兵交代任务时根本没提监视不监视，只强调要保卫他的安全，所以两名小鬼子兵确实对他进行保卫的意识很纯粹。既然他是他们负责保卫的对象，他们的脸上就不再有往常的骄横了，而都呈现着顺从的表情了。他站住，他们也站住。他走，他们也保持适当距离地相跟着。
  但王文琪究竟是谁，很快也就被看见他的某些人猜到了。他们联想起几天以前韩王村的韩成贵进县城来打听一个人下落那件事。韩成贵所打听的人不是姓王名文琪吗？王文琪不是当年北平的名医，后来在县城里开医堂的王老先生的孙子吗？韩成贵说他被鬼子带入了县城里，想要打听出他的安危死活，不是什么消息也没打听到很失望地离开县城的吗？那么，这个人会不会便是王文琪呢？八成是他！别八成了呀，肯定是他无疑啊！不是他的话，当下的别的中国人，哪儿找那么簇新的绸衣绸裤啊！而且一双鞋还是皮帮的！县城里除了汉奸特务，没哪个男人还有心思穿得那么油光水滑的啊！何况大部分原本富裕的人家早已被战争消耗清贫了，还有心思那么穿戴估计也找不出那么一套了啊！也就只有王老先生家的后人，还可能从箱底儿翻出那么一套衣服吧？既然他是王文琪无疑了，那么他要到哪儿去呢？去干什么呢？鬼子为什么派两名士兵保卫他呢？甭猜了，他准是投靠了鬼子，当上了高级汉奸了啊！不是听说他在日本留学多年吗？那么肯定是个日本通了啊！鬼子正需要他这样的中国人充当高级汉奸啊！成了高级汉奸了，鬼子当然也要保卫一下的嘛！能为鬼子充当高级汉奸的中国人也并不遍地都是啊！
  王文琪首先要去的地方是药铺，抓药对于他是正事，是得以逛一逛县城的理由。自他从日本回到中国以后，还没在县城里放心大胆从容不迫地走过呢。保留在他记忆之中的，是少年时期的县城印象。能有机会重温记忆，这使他心情大为好转。心情一好，脸上就流露出来了。脸上的表情一开朗，在某些审视着他的同胞的眼看来，那就接近是种春风得意的表情了。
  县城并没遭到战火的太严重的破坏。他少年时期的县城印象基本还都保留着。当初守卫县城的是“国军”的一个团，日军还在向县城挺进的途中，“国军”那个团已预先撤退了。所以，事实上是，池田老鬼子率领的那一团皇军未交一战就占领了县城。明明占了大便宜，老鬼子当初还特失落——他宁愿通过一场恶战而将县城占领了，那样才更能满足他作为占领者的虚荣心。
  王文琪仍从容不迫地走着呢，关于他是谁的种种信息，已经口口相传，迅速散播到他行走方向的前边去了。有些人自己一信了那些信息，转身就加快脚步超过他，本打算买东西或办事的，那时也不买东西不办事了，以尽快将那些信息散播开去为己任。从这一点上说，这一县城里的中国人，爱国心那还是特齐的。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他们的爱国心往往也只能那么体现一下——让同胞们都警惕一个已成为日寇走狗的高级汉奸，不能说是并无必要的啊！
  等王文琪来到县城里最大的一家药铺，五十多岁的药铺老板也已先入为主地认定他是一个高级汉奸了。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不是高级汉奸鬼子会派了两名士兵保卫他？不是高级汉奸他一脸的春风得意？不是高级汉奸，国难当头，在鬼子占领的县城里，他有心思穿得油光水滑上下簇新地招摇过市？
  故他一迈入药铺门槛，老板就绕出案台，双手抱拳，连连打躬作揖，亲热地说三少爷光临，本店生辉，荣幸之至。
  对高级汉奸，不管内心里多么鄙视，那也更得殷勤接待啊！
  药铺老板一称王文琪“三少爷”，王文琪也认出他来了。当年，这药铺是在王文琪的祖父热忱相助之下才得以顺利开业，逐渐经营到目前有一百平方米左右的规模的。自家开医堂，别人开药铺，不以同行冤家即将出现为虑，反而热忱相助，可见王老先生是活得何等豁达仁义之人。说起来，王老先生还是这药铺老板的恩人了。王文琪小的时候，逢年过节，药铺老板是必会拎了礼物前去王家谢恩的，王文琪自然多次见过对方。所以细看对方几秒钟，立刻就将对方认出来了。这一认出故人来，他的心情不仅开朗，简直还十分高兴了。能在县城里见到关系较亲近的人，尤其在他所处的那么一种孤立无助的情况之下，怎么会不高兴呢？
  在药铺老板看来，已是高级汉奸的三少爷脸上洋溢着的高兴，分明是伪装的。他请王文琪坐下说话，并亲自为王文琪沏了一杯茶。之后，恭恭敬敬地陪坐一旁。
  王文琪问药铺生意如何。
  他说生意马马虎虎。兵荒马乱的年月，富人变穷了，穷人更穷了，大多数中国人抓不起药，治不起病了。小疾挨着，大病不治了，索性等死了。只有不大不小的病，相信服几副药准能治好的病，才舍得花钱抓药。而估计靠不花钱的民间偏方也能治好的病，往往也就图省下一笔钱靠偏方治了。说如果不是有着以医济世的信念支持着，真不想开下去了。可关了也不是回事啊，利润再薄，一家老小也在依赖这药铺的收入度日啊！改开饭馆的话，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呀！开饭馆自己也没经验啊！
  王文琪无话可以安慰，同情地叹气而已。
  两名小日本兵没进药铺，站在门外吸烟。
  药铺老板试探地问：三少爷，有一件最令我头疼的事，您也许能帮上忙，不知肯不肯替我排忧解难？
  王文琪心想，以我目前所处的情况，能帮什么人排忧解难啊！你指望于我那不是白指望吗？！
  可他的处境也不是短短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啊，一言难尽啊！外边有两个小日本兵，也不便直说啊！
  所以，他只得问是什么事。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真帮得了。
  药铺老板压低声音说，也有鬼子……
  王文琪急忙制止：“你指的是皇军太君们吧？”同时就向门外使眼色。
  药铺老板立刻会意了，重又改口说，也经常有皇军太君们前来光顾，往往不说什么不问什么，自己一通乱翻，凡认为需要的，左一包右一包，凑凑合合包了，拎上匆忙就走。说自己倒不太心疼一些药被白白拎走了。药是治病的，治什么人的病还不都是治病吗？这么想符合佛家教义啊！但话得分两头说不是吗？是药三分毒，中药那也不能不经中医开方就随便服用啊！万一有哪位皇军太君自配自熬，服用出个三长两短，皇军怪罪下来，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王文琪更加同情他了，问：你究竟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
  药铺老板说三少爷，我哪儿能让你帮明明帮不上的忙啊，那不是成心为难于你吗？咱们这县皇军的最高长官不是池田大佐吗？我只求你跟池田太君说说，约束一下他的士兵，以后别再光临我这小药铺了。他们军营里有医务室有自己的军医啊，他们的军医给他们的士兵开的药，那可都是从日本特运来的西药，服用起来不是百分百放心吗？即使他们的军医偶尔也想给他们的士兵开点儿中药，那也应该由他们的军医亲自光临是不？中医也罢，西医也罢，军医也罢，我这样的民间医生也罢，医对医，不才更负责任一些吗？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呢三少爷？……
  王文琪不由反问：可你怎么就知道我能跟池田大佐说得上话呢？
  药铺老板也反问：难道你还真的连那么几句话都跟他说不上？那不也是为他们皇军好吗？说那么几句话也不至于太使你为难啊！
  王文琪听了，心中明白对方显然是错将他看成什么人了。又想，这也怪不得人家啊，门外明明跟来两个小鬼子兵啊，他内心很委屈，可还是不愿意浪费口舌予以解释。两个小鬼子兵之一是奉命在军营里监视过他的那个，那个小鬼子兵究竟能听懂多少句中国话他心中没数，万一解释的过程脱口而出一句不妙的话，恰恰被那小鬼子听入耳中于是汇报了，那自己的性命不又玄而又玄了吗？打算解释的话都顶嘴唇了，又被他吞咽了回去。
  他微微一笑，说那自己就相机试试看。那么几句话自己肯定是会替对方说的，至于起不起作用就不敢打保票了。
  药铺老板也高兴了。说不需要你三少爷打什么保票了。你答应了，就是给足我面子了，你给足我面子，我就该先谢你一番。
  于是起身，又双手抱拳，作揖不止。
  王文琪连说免了免了。您是长者，不必这么多礼数啊！您求过我了，现在轮到我有事相求了！
  接着就出示了一个单子，单子上列着自己前来所需抓的中草药。而且预先声明，没带钱。多少钱，只能先欠着，以后还。
  药铺老板接过单子看看，脸色不太好了，说三少爷你要抓的可都是好药，贵药。
  王文琪说是啊，实不相瞒，池田大佐相信我，请我为他治腰扭伤。好药能使他的腰扭伤好得快嘛！
  药铺老板心中暗骂：呸！王八蛋狗汉奸！你还有脸那么说！可脸上，却勉强挂出心甘情愿的笑容，起身往案台里请道：那三少爷只管自己取吧！你是要为池田太君治腰扭伤，我再多说别的不是等于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了吗？
  王文琪看出了听出了人家是老大不乐意的。可人家再不乐意，他也非得带走药不可啊！
  于是他也就不客气了，绕入案台，一样一样该拿便拿，自包自捆。大大小小的纸包捆了两串，又一眼看到铁铸造的药碾子，说这个我也得借用。
  人家说三少爷，那是我这药铺离不开的东西啊！一日没它，我这里岂不是等于开饭馆的却没炒勺吗？你叫我不知说什么好啊！
  王文琪说我抓的可都是原药，你不借给我药碾子，我没办法加工呀！
  药铺老板被他磨得叽叽歪歪的，忽然有了两不为难的主意，告诉他去往何处可以买到小磨。
  他也叽叽歪歪地说我买小磨干什么呢？
  人家说小磨也一样能将原药磨碎嘛！你愿制膏丸还是愿制丹散，没什么差别啊！——一边说，一边连连往外请他。
  无奈之下，他只得率领了两名小鬼子兵去买磨。那卖磨的石匠铺里没小磨了，最小的直径一尺半。那也得买呀。管不得人家脸色那份难看，打了欠条，借根抬杠，亲自捆了石磨，命两名小鬼子兵抬起跟着他。两名小鬼子兵也都气哼哼的，那石磨不轻啊！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保卫他，不是听他指使卖力气的啊！走着走着，捆磨的草绳开了，石磨落地，险些砸了一个小鬼子兵的脚。那小鬼子兵恼火了，骂了一句“八格牙路”扇了他一耳光。那情形，被不少同胞目睹了。同胞们心里都觉解恨——别看你大摇大摆人五人六的，自以为是高级的汉奸就真的高级了？惹得小鬼子兵一生气，还不是照样当街扇你大嘴巴子？！
  他也恼火，也用日语将那小鬼子兵骂了一通。那小鬼子兵欺软怕硬，被他一骂，顿时服帖了，没用他发话，自觉地就重新将石磨结结实实重捆了一遍。
  王文琪在前，俩小鬼子兵在后，三个又往前走一段路，经过一家饭馆门口。那时已是中午，他犹豫一下，转身朝俩小鬼子兵一招手，领先进了饭馆。他落座了，俩小鬼子兵也抬着石磨走至眼前了，却没敢放下，不知他怎么命令他俩，仍抬着。他过意不去了，和颜悦色地吩咐放下磨，与他坐一桌。
  饭馆里人不多。正吃着的几个，见他们仨进来了，吃得匆了，先后离去了。不一会儿，饭馆里只剩他们仨了。也是老板亲自招待。点头哈腰的，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尽管是鬼子占领之下的县城，一家饭馆既开着，家常菜总还是能炒出那么十几样的。鸡蛋、鸡鸭鹅肉也必定会多少备着点儿的。于是他点了一盘炒鸡蛋、一盘糖拌西红柿、一盘拍黄瓜、一大瓷盆土豆粉条炖鸡块、一盘青椒炒茄子，外加三大碗炸酱面，半斤白酒。预先没说打欠条，怕老板给不好的脸色看，使自己在俩小鬼子兵面前尴尬。他饿了，俩小鬼子兵也饿了。酒菜一摆到桌上，三个之间互相没半点儿客气，自斟自饮，狼吞虎咽。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中国人和两个小鬼子兵之间，谁对谁都不愿客气一下啊！转眼间，风扫秋叶般的，菜光了酒光了，三大海碗面条也都吃得干干净净的了。结账时他才说欠着，要打欠条。老板拉长着脸说省了那事吧。您就是打了欠条，我哪儿找您去呢？你就是告诉我去哪儿找您，我敢去那种地方找您吗？不就一顿家常便饭嘛，算我孝敬您了！
  他说我不必你孝敬我。我既然没说白吃的话，那就一定会还你这一顿饭钱。不定哪天我会亲自送来！
  抛下这番话，扬长而去。那时的他心中有数，相信自己不至于死在日军的兵营里了。仿佛一位孤胆英雄，大步流星，率先走得雄赳赳气昂昂的。
  俩小鬼子兵不但吃饱了，还饮了酒，有劲儿了，也高兴了，虽然抬着磨，同样走得脚底板抹了油似的。并且，还高声大嗓地唱起了日本歌。听得他喉痒，也随着唱了起来。
  自然这三个成了那时县城里的一景。
  望着的同胞皆在内心里暗暗诅咒：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三个一回到军营，王文琪立刻开始磨药。磨过的，一撮撮搭配了，仍粗糙的加水放入一个陶罐里，磨成细粉的一小包一小包均匀地包了几十包。
  他命两名小鬼子兵照看着熬陶罐里的药，自己则回到房间，倒头便呼呼大睡。